新絲路網路書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軍政‧法律/政治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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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塞繆爾．杭廷頓這本《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於1960年代後期出版之後，立即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其中甚至包括基於政治立場的攻擊。它出版之後的十年之間，一直是研究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必讀著作。這本書在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為政治發展研究的重要著作，因為它挑戰了當時流行的「現代化理論」觀點，同時也提供了理解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另一個視野。它之所以受到其他學者對其政治立場的質疑，一方面是因為本書論點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隱含有負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為作者對其政治立場似乎過度地執迷。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時候，除了欣賞作者的淵博知識和經常可見的洞察力之外，也必須隨時對作者的政治之場，保持適度的警覺。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 導論
杭廷頓這本《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於一九六0年代後期出版之後，立即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其中甚至包括基於政治立場的攻擊。它出版之後的十年之間，一直是研究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必讀著作。這本書在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為政治發展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因為它挑戰了當時流行的觀點，同時也提供了理解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另一個視野。它之所以受到其他學者對其政治立場的質疑，一方面是因為本書論點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隱含有負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為，作者對其政治立場似乎過度地執迷。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時候，除了欣賞作者的淵博知識和經常可見的洞察力之外，也必須隨時對作者的政治立場，保持適度的警覺。

第二次戰後，隨著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社會科學界在美國政府的經費鼓勵下，也開始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投入大規模的研究。當時不論是美國的政界或學術界，都流行著一個樂觀的看法或預測：開發中的國家，當它們的經濟(在美援的補助下)逐漸成長，它們的社會逐漸現代化，它們的政治也會步上歐美國家的發展軌跡，逐漸地邁向安定和民主。這樣的論點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現代化理論」。

杭廷頓這本書對這個樂觀的理論提出了挑戰。當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和民主未來，懷著審慎的樂觀，這本書的作者卻坦白地宣稱：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為開發中國家帶來的比較是政治衰敗和政治失序，而非穩定的民主政治。因為這些國家經常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經常帶來新群體的出現，如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等。這些新的群體和新的利益，因為社會現代化的影響，在政治上也廣泛地動員和參與。可是開發中國家一般而言，卻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體制，足以吸收這些急速擴充的政治參與；同時將各種互相衝突的利益加以調和。而另一方面，這些國家也缺乏具有合法性權威的政治規則，足以將這些政治參與，限定在一定的遊戲規則和合理的互動關係中。結果形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沒有政治穩定，而只有政治失序和政治衰敗。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個群體的行動目標，都是高層次的政治問題，而非該團體特有的利益。而每一個群體也都以其特有的資源和能力來參與政治：「有錢人用賄賂、學生用暴動、工人用罷工、群眾用示威、而軍隊則用政變。」

簡單地說，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動亂來自「政治參與」和「政治體制」無法配合所致。作者認為，正如經濟發展需要投資和消費的配合，政治發展也需要參與和體制的配合。在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在很短時間內帶來了政治參與，可是政治體制化卻跟不上急速成長的政治參與。這是本書的主要論點。

事實上，在本書出版的那個年代，這樣的觀點並不是一個非常獨到的創見。很多的社會科學家早就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動亂主要來自它們缺乏一個具有合法性的政治體制。當勞工的結社權和集體協商的權利被限制，他們必然傾向於階級動員。當這論自由被剝奪，知識份子和學生必然傾向於示威。當組織政黨的民主權利被壓制，當自由選舉若非不可能就是經常被軍人政府宣佈無效，群眾必然傾向於走上街頭。我們甚至可以說，「缺乏一個合法性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失序」，這兩個現象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用前者來解釋後者，事實上並沒有解釋太多的東西。本書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於：對政治參與和政治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在理論上做比較有系統的呈現，以及順著這個論點，所引出的對開發中國家政治改革的一些討論和思考。讀者經常能從作者對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廣泛討論和思考中，獲得許多知識和洞見。可是這樣的論點，也有若干值得深思的地方。

我們在上面提到：缺乏合法性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失序，經常是同一現象的兩面。以前者來解釋後者，在理論上並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東西。除此之外，這樣的論點包含了一個嚴重的缺失，或政治上的偏見。作者似乎很冷靜客觀地分析了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政治體制的未建立，兩者同時存在而造成的政治失序。可是他並沒有仔細分辨造成政治失序的社會和政治衝突，在性質上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事實上，有些政治和社會衝突正是為了建立合法性的民主政治體制，包括政黨組織的權利、自由選舉、結社權等。政治失序正是部份來自獨裁政權對這些民主力量的壓制。正如其他學者指出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動亂很大部份是由掌權的團體所引起。如果我們忽略了這個事實，而只歸咎於政治體制無法配合政治參與的擴充，那麼在道德上，我們豁免了獨裁政權的責任；在學術上，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

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作者對政治穩定的執迷。他甚至以統計資料指出：一黨專政的國家比多黨制國家，在政治上更為穩定。事實上，這些數字只顯示了，社會群體的動員和民主改革的要求，在一黨制國家受到壓制。而如果一黨制的國家比較少政變，那也只是顯示：在軍人控制的政府中，軍人並不需要政變。諸如此類對穩定和秩序的執迷，書中到處可見。

政治穩定當然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正如作者指出的，如果缺乏了政治穩定，其他的社會目標，如發展、分配等，都無法獲得。然而，暫不論政治動亂的根源是否來自專制政權對民主改革力量的壓制，政治失序經常是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必經階段。每一種政治秩序都保障著某些特定的群體。政治體制或政治秩序的改變，必然威脅對既得利益者造成威脅。在新體制出現的過程中，政治失序經常是難以避免的。威權體制下的政治穩定所帶來的，經常是腐敗和壓迫；較少是社會的現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可是另一方面，舊秩序的解體和政治失序，也不一定會帶來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比較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在哪些條件下，政治失序可以帶來新的、合乎公平正義原則的政治秩序？或者：新的、民主的政冶秩序的誕生，需要哪些條件？這個問題，很早就獲得社會科學家的關注。八0年代之後，更成為政治發展領域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而作者本人後來對這個問題地做了相當多的思考。

作者在本書中並沒有譴責政治參與，也沒有對政治參與的擴充持著負面的看法。可是他似乎過度地強調了政治權威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同時他似乎也假設了，開發中國家在邁向政治現代化(或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失序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如果政治失序可以避免的話，那麼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另一條路，就是統治團體推動民主的誠心和意志，以及作者所強調的政治智慧和改革策略了。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使它受到威權體制中強調「在穩定中求進步」的統治團體和保專右派學者的歡迎。

如果讀者能跳出作者的思想架構，對政治失序在政治展中可能有的功能，做更深入的思考；同時避免將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視為終極目標，對政治秩序和人類的甚他重要價值(如自由、平等和正義)，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多做一些思考，那麼讀者還是可以從閱讀本書中獲得不少知性上的樂趣，以及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過程的寶貴知識。

前言
本書書名中的「政治秩序」是指目標而非現實。因此，書中的篇章有許多關於暴力、動蕩以及騷亂的描述。有些書旨在論述「經濟發展」，而實際內容卻是經濟落後和停滯，就此而言，本書的情況與之相似。論述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應該說是贊成經濟發展的，本書的問世也是出於對政治穩定的類似的關切。我在這裡所作的努力，是探索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那些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經歷著急劇的、分崩離析的變化的社會，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政治穩定的目標。經濟發展的標誌，諸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頗為人們所熟悉和認可；而政治秩序，或政治混亂如暴力、政變、騷亂以及其他形式的不穩定，其標誌也相當明顯，甚至是可以計量的。既然經濟學家對促進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政策可以以經濟學家的身分進行分析和論證，那麼同樣，政治學家亦應該可以對促進政治秩序的方式及方法展開學術性的分析和討論，而不論他們對政治秩序這一目標的合法性和可取性有什麼樣的分歧。正如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係，政治秩序也多少取決於政治體制的發展和動員新的社會力量參政之間的關係。至少，這是我在本書中探討這一問題的框架。

我是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並寫成本書的。這項工作得到的資助部分來自該中心自己的財力，部分來自福特基金會為開展國際事務研究提供給哈佛大學的捐助，還有部分來自卡內基公司給該中心政治制度化和社會變化研究項目的贈款，1966年我應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教授和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委員會之邀，為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講座發表一系列演講，這是推動本書觀點全面展開的動力。第一、二、三章的部分內容曾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德達羅斯》(Daedalus)刊載過，承蒙這兩份雜誌的發行人惠允，現已被納入本書之中。克里斯托福．米奇爾(Christopher Mitchell)、瓊．納爾遜(Joan Nelson)、埃里克．諾德林格(Eric Nordlinger)，以及史蒂文．里夫金(Steven R. Rivkin)分別閱讀了全部或部分原稿，並提出了寶貴意見。在過去四年中，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發展專家討論會諸位同仁的洞察力和智慧，使我對政治秩序和社會變化問題的思考得益匪淺。在此期間，許多學生也幫助我搜集和分析進行現代化的國家的各種資料。對本書作出過大量直接貢獻的有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 Alpert)、瑪格麗特．貝茨(Margaret Bates)、理查德．貝茨(Richard Petts)、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阿倫．古德曼(Allan. E. Goodman)、羅伯特．哈特(Robert Hart)、克里斯托福．米奇爾和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最後，在我寫作本書的全過程中，雪莉．約翰尼遜．萊文(Shirley Johannesen Levine)自始至終充當了難能可貴的研究助手、編輯、打字員和校對員。最為重要的是，以她為首將其他人所做的類似工作擰成了一股繩。我對所有這些給予我支持、建議和幫助的機構和個人表示深切的感謝。既然得到了這許多幫助，我對書中仍然存在的錯誤和不足之處顯然也就無可推諉了。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出版的構想	郝明義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導讀	吳乃德
前言

1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政治差距
  政治體制：共同體和政治秩序
  社會力量和政治體制
  政治制度化的標準
  政治組織與公共利益
  參政：現代化與政治衰敗
  現代化與政治意識
  現代化與暴力
  現代化與腐敗
  城鄉差距：城市突破與農村奮起
  政治穩定：公民政體與執政官式政體

2 政治現代化：美國與歐洲
  現代化的三種模式
  權威合理化
  結構區分化
  都鐸式體制和群眾參政
  都鐸式政體和進行現代化的社會

3 傳統政體中的政治變化
  權力、體制和政治現代化
  傳統政治體系
  政策革新：改革與自由
  群體的同化：多元主義與平等
  國王的困境：成功與倖存
  轉化
  共存
  維持

4 執政官式政體和政治衰敗
  執政官式政體的起源
  寡頭政治的執政官式政體到激進的執政官式政體：突破性軍事政變和作為改革者的軍人
  激進的執政官式政體：社會力量和政治技術
  從激進的執政官式政體到大眾執政官式政體：否決性政變和作為監護人的軍人
  從執政官式政體到公民秩序：作為體制締造者的軍人

5 革命與政治秩序
  通過革命的現代化
  革命的體制狀況與社會狀況
  城市與革命
  襤褸無產階級
  產業工人
  中產階級知識分子
  農民與革命
  革命聯盟與民族主義
  以革命的方式發展政治
  共同體與政黨
  墨西哥
  玻利維亞
  列寧主義和政治發展

6 改革與政治變化
  改革的戰略和戰術：費邊主義、閃電戰和暴力
  改革：代用品還是催化劑？
  城市知識分子：作為催化劑的改革
  農民：作為代用品的改革
  土地改革的政治

7 政黨與政治穩定
  現代化和政黨
  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共同體
  無政黨國家的脆弱性
  強有力的政黨與政治穩定
  政黨發展的過程
  政黨體系的適應能力
  農村奮起：政黨體系和農村動員
  政黨和城鄉差距
  通過民族主義鬥爭來動員農民
  通過政黨競爭來動員農民：民主政治的保守性
  兩黨競爭和農村化選舉
  組織的必要

<FONT COLOR=#AA5555>●譯者簡介</FONT>
張岱云

男，1932年生，1961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現為該校美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教授。曾參加過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多年，並參加《赫魯曉夫回憶錄》、《八月炮火》、《戰爭與回憶》、《自私的基因》等作品的翻譯。

聶振雄
男，1938年生，1961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現為該校英語系翻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譯著有《嚴峻的考驗》、《戴西．米勒》、《再見，契普斯先生》、《醫生之家》等書。

石浮(筆名)
男，1920年生，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後畢業於浙江大學外文系。現為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教學和翻譯工作，翻譯過長篇小說多部，馬拉默德的《伙計》(署名葉封)即其中之一。

寧安生
男，1957年生，1978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現為該校美國研究中心講師，曾發表譯著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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