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辯證理性批判(上)．哲學‧宗教/當代哲學思潮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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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當代西洋存在主義運動在法國的發展，要以哲學家、小說家兼劇作家沙特為其代表。沙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體系最主要具現在他兩大鉅著《存在與空無》(1943)及《辯證理性批判》(1960)上。在前書裡，他發展了師承自古胡塞爾及海德格的「意識」概念，強調人是一個「徹底自由的個體」；而在本書中，「實踐」取代了「意識」，成為他探討的核心，並轉而強調人為一個「在社會上暨歷史中被建構的個體」。藉著本書，沙特將社會及經濟條件結合到他的思想裡；因此，本書闡述的是一種存在主義的社會哲學。「實踐」、「實踐──隋性」和「中介的第三者」是本書的主要論題是；每一個論題都用來在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情境中保障個體自由和道德責任的存在主義價值。

《辯證理性批判》 導讀
一、背景認知
當代西洋存在主義運動在法國的發展，要以哲學家、文學家兼劇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l905-1980)為其代表。不過，不同於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祁克果(S. Kierkegaard, l813-1855)之以有神論思想作他存在構思的基調，沙特——這位以「存在主義的代言人」自居的文壇怪人，卻標榜「存在主義即是一種人文主義」；並且，同情以無神論信仰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而有意把他所倡導的存在主義思想，扭向並銜接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最後，甚至認定：「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哲學。」因為，它確曾注意並且反映了「社會」的現實，以及人們存在上的「需要」。

談到啟蒙沙特人生思考的先驅人物，綜合的說，在哲學淵源上，近代德國的批判哲學家兼先驗的觀念論者康德(I. Kant, 1724-1804)、絕對的觀念論者黑格爾(G. F. W. Hegel, 1770-183l)、現代德國的現象學首倡人物胡塞爾(E. Husserl, 1859-1938)，以及存在哲學的鉅匠兼哲學詮釋學的首席哲人海德格(M. Heidegger, 1889-1976)……等均影響過他。在心理學上，前述丹麥的存在哲學大師祁克果，以及當代西洋心理學界的佛洛伊德(S. Freud, 1856-1940)與亞德勒(Alfred Adler,)，都曾是他論評的題材之一。特別是，前者有關性欲的論述，幾乎可以說是沙特的兩大鉅著——一是1943年出版的《存有與空無》，另一是1960年問世的《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之慣常引為事例的重要課題。

此外，在人類社會歷史觀上，前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他樂於服膺暨詮釋的唯一哲學。據悉，《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序言>(按：其法文版的原名是「Question de Methode」[方法問題)；後來經由巴內斯[Hazel E. Barnes,)的迻譯，在英國是以《尋求一種方法》[Search for a Method, 1963]，在英國則是以《方法問題》[Problem of Method, ,1964]之名義單獨出版。不過，一直到1976年，由亞蘭．謝里丹-史密斯[Alan Sheridan-Smith]翻譯，李約拿坦[Jonathan Ree]主編，費索[Verso]出版的英譯本《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卻將之刪除，其實，法文版的這份<序言>，是由沙特在《現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而經過修改題目名稱以編入的。它原先的題目，並不叫「方法問題」，而是沙特在1957年於波蘭一份雜誌上所刊載一篇被稱為<存在主表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文章)，甚至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詮釋成是前述黑格爾的思辯哲學與祁克果的存在哲學的一種綜合產物。

二、本書的特色暨企圖
擬從(一)「本書出版的時空背景暨其特色」；(二)「本書的寫作目的暨企圖」來作探討：
(一)本書出版的時空背景暨其特色
自沙特在1943年出版《存有與空無》一書之後，學術界對他於1960年接而發表的《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特別是在六0年代的法國文壇，當時的學界風潮，多半已轉離與馬克思思想的對話，而大肆禮讚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縝密與優越。據悉，結構主義的首倡人物李維斯陀(C. Livi-Strauss, 1908-)，就曾為文質疑沙特區辨分析理性與辯證理性的妥適性(參考Claude Le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245-269)。

而就在稍早的年代(1956年)，當時的蘇聯集權政府，曾以平亂為由揮軍入侵匈牙利；這一震撼東歐世界的政治事件，就曾遭致沙特的痛責。沙特當時不僅表明他與蘇聯共黨的正式決裂，而且連作三篇文章(刊載於《現時代》)，以發抒他的不滿。此三篇論文後來亦已結集成書，定名為：《史達林的鬼魂》(The Ghost of Stalin, 由弗萊契爾(Martha H. Fletcher]迻譯，在1968年於紐約由書商布拉紀勒[G. Braziller]所出版)。

幾乎在這同時，即在1957年時，沙特在波蘭的一份雜誌上，也發表一篇題為<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篇文字經過修繕，而以<方法問題>的名稱，又改登於<現時代>雜誌。事後，<方法問題>該篇短文，旋即被編入《辯證理性批判》的前面，而作為該書的<序言>。

經過此一極富戲劇化的轉折，有關沙特的存在主義思維已有了明確「轉向」的討論，因而不脛而走。就如撰述《讓-保羅．沙特的《辯證理性批判》之評註》(A Commentary on Jean-Paul Sartre''s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ume Ⅰ)一書的作者卡塔拉諾(Joseph S. Catalano)，便曾指出：沙特雖在<方法問題>該文中，曖昧不明地論及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而且在他生命的末期階段，也曾表明《辯證理性批判》是屬於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但是，沙特的這般解說，卻與他早期的立場相左(按：沙特在早些時期，便把《辯證理性批判》界定成一份反對共產黨，然而卻努力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因此，卡塔拉諾便結論說：「《辯證理性批判》是接近馬克思主義，不過，它卻不是一件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頁5)

希維曼(Hugh J. Silverman)與艾利斯頓(Frederick A. Elliston)合編的《讓-保羅．沙特：當代人士對沙特哲學的研究》(Jean-Paul Sartre: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His Philosophy, 1980)，則載及吉蘭(G. J. Gillan)的觀點：<尋求一種方法>(即<方法問題>)，依然保有存在主義的基調(頁146)。

至於亥依姆(G. J. Hayim)在他自撰的《讓-保羅．沙特的存在社會學》(1980)中，卻就社會學的觀點指出：儘管<尋求一種方法>該篇序言，保有一種政治性陳述的特色，而且在它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二十世紀勝利的哲學(存在主義僅是扮演輔助訓練的角色)，馬克思本人實已建立物質生活之與知識生活的關聯；……他(指：沙特)卻對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哲學與其實踐所造成的矛盾，作出了他個人的批判(頁xiv)。又說：若從《存有與空無》與《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二書先後強調的觀點——有如前者認為：人是一個「徹底自由的個體」，而後者則主張：人是「在社會上暨歷史中被建構的個體」看來，以上這兩種不同的論述，自是顯示沙特基始立論點的更迭。然而，若從前書中迭次提及的「在己存有」(cn-soi)與「為己存有」(pour-soi)之在後者(後書)之中已被進一層的發展，有如：秉具自然(nature)與社會世界(social world)面向的「物質性」(materiality)概念之代替「在己存有」；「(個)人的實踐」(human praxis)概念之代替「為己存有」，則由而可見：沙特顯然有意藉此以建立他的「存在社會學」的理論(頁xv)。

其實，這種存在社會學理論，之與其它主流社會學說最人的不同之處，是：它的社會調查及研究，並非始自於對「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分析，而是始自於對「位格」(person)的研究(頁75)。

不過，關注沙特早在1958年即已打了草稿，而遲至他死後始被出版的《辯證理性批判》第二卷(按：在1985年有伽利瑪[Gallimard]法文版的首度問世，199l年有費索的英文版印行；後者，則是由阿列特．埃凱姆-沙特[Arlett Elkam-Sartre)編輯，荷瑞[Quintin Hoare)迻譯)之特色的亞隆森(R. Aronson)，在比較該書前、後二卷的寫作風格之後，遂而著文表示：唯有在該書顯現不同的格調上，我們可以看出沙特思想確實有它的「轉淚點」，原因是：

1.在1956年11月之後，沙特自稱他已與蘇聯共黨決裂，並且寫信給俄共統治者，希望能放鬆其管制。而在這同時，他也誓言要甦活馬克思主義，企圖藉著批判及結合方法問題，能為馬克思主義奠定哲學的基礎；

2.除了在政治上，沙特期盼有人性的社會主義(human socialism)出現之外；再來，在知識上，則有意要把自己扮演成馬克思主義中的康德角色，試圖找尋一種能徹底了解人類歷史本身的工具；

3.本書前、後二卷主要立論的分歧點在於：

第一卷，是屬於後退的分析(the regressive analysis)型式，亦即把(人類的)歷史，解構成若干的細部要素，有如：系列組(the series)、實踐之被動體(practico-inert)、併合中的群體(the group in fusion)、立誓過的群體(the sworn gfoup)、公共團體(the institution)、主權與階級(the sovereign and class)等；這一切的細部要  素，全都是個體(個人)在「缺乏」(scarcity)情況下所作的人性「實踐」(praxis)之產物；

而第二卷，則屬於進展性的研究(the progressive study)形式，亦即認可上述這類結構(物)自由的生存，即認可它們彼此的對抗、阻擾，以至於相互的合作。特別是，在這第二卷中，沙特不僅提出第一卷未曾解決的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問題)，而且更進一層詰問：我們可否「了解」具體個人與他所隸屬的社會世界？以及彼此相分離的個體，如何能「結合」一起，以便產生一個富涵制度性的社會世界？(參Ronald Aronson: Sartre''s Turning Point: The Abandoned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Volume Two, in The Philosophy of Jean-Paul Sartre, 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686-687)

綜括以上所述，《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性質，即包括首、尾(前、後)二卷的寫作風格所呈顯的特質，在在是觸及到了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歷史性，以及哲學性……等的特色。又，關於這些特色，似乎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詮明：

第一，《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辯證」思維，係統括了黑格爾哲學思想——即企圖對一切事物，作系統化的構思暨掌握——以及祁克果存在思考——即凸顯個人的存在價值，以及其超越整個歷史過程的存在的意義——的洞察。不過，由於「系統」與「存在」範疇，原本有它先天上的矛盾，因而，該《辯證理性批判》的處理過程，難免就有它詮析上的盲點；

第二，儘管自出版《存有與空無》之後，沙特無法與「世界」(的構思)分離；再者，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之中多談「實踐」，罕言「意識」；或者多言「實踐的行動」(action as praxis)，而少談「選擇的行動」(action as choice)；但是，我們從他刻意敞向「歷史」(History)界域，並且質求與批判歷史課題(包含：攸關歷史理論、歷史哲學的編史課題，以及攸關政治現象和意識形態的政治課題)；甚而，標舉唯有通過對個人行動(實踐)批判的認知，始有可能揭示歷史的意義，或個體存有的意義，這應該是觸及到了哲學人類學根始性的問題，以及也應被視為他早期立場的一種「進展」(evolution)，而非罅裂；

第三，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它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是「實踐」與「歷史」。然而，由於沙特巧妙襲用了黑格爾引進近代哲學(以處理心靈與行動界的內在關聯)此一「辯證理性」(Dialectical Reason)的用語，遂而，便使後者(即：辯證理性)結合了個人的實踐，而企圖了解個人、社會諸群體，以及人性的發展之在其歷史暨社會互動機制中所呈顯的蘊義。也因為這樣，「辯證理性」確實呈現出一種動態發展的特徵，而有別於西洋傳統的理性主義(按：要求主體思想中的秩序，能相應於客體世界的秩序)，以及實證主義者的理性觀——有如德國先驗觀念論者康德，便曾認為：先驗的論證，係立基於基始的不可理解性上。從而，我們便可提出下一單元的主張。

(二)本書的寫作目的暨企圖
《辯證理性批判》既然立基於「歷史是可以理解的」此一觀點，它也提出「人(性)的實踐」此一範疇，擬重新探討個人之與群體、個人之與社會，以及個人之與世界……等的互動作用，亟欲了解歷史本身所秉具的辯證意義；那麼，我們自是可以暫作下述的結語：亟欲「激盪起時人的反省」，而且希望時人重視實踐的生活，從而以汲取其個人的生存意義，當是沙特撰述本書的主要企圖之一。(參G. J. Hayim, op. cit. 頁144)

三、本書的主要內容暨旨趣
《辯證理性批判》計分成第一卷(1960年)與第二卷(1985年)兩書冊。以內容來作區分，則第一卷最多。它包括以下兩大部分，分別是：第一部，討論個人的實踐與實踐之被動體此兩方之間的關聯和其它；第二部，析論群體與歷史此兩方之間的關聯和其它。第二卷(即第三部)，則闡述了歷史的可理解性和其它諸課題。

詳細地說(據亞蘭．謝里丹-史密斯的英譯本)，作者在其「導論」中，雖就辯證理性的論域，它的可理解性，以及它之與科學理性的差別多所著墨；不過，就在論述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以及近代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諸課題上，卻也不忘憑其對個人的實踐認知之角度而稍作評判。譬如，作者批判馬克思：「他實際上是對的，不過，卻未對辯證再作思考」；批判近代馬克思主義者：乃拒認所謂的「思想本身，即是一種辯證的活動，」而且「有意把它解消成普遍的辯證；」從而，想倚藉把(個)人驅散入宇宙中，以便消滅人類。」(頁23、26)

然則，頗值得注目的是，作者在本書的開端，毫不諱言地指明：所謂「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即是他思考本書諸般論題的出發點。特別是攸關歷史的課題，有如：在<導論>中所論述的「整體化與歷史」(Totalisation and History)、「個人與歷史」(The Individual and History)，即是如此。因為，作者堅確認為：唯有歷史唯物論，才是「唯一的歷史真理」(頁20)。

此外，在<導論>中，也充分明示了作者寫作的指標，分別是：第一卷，企想抵達「歷史的所在地」(locus of history)；即單單想找出一種「結構的人類學」之可能理解的基礎。第二卷，企想建立一種真理，一種可理解性，以及一種人的歷史(觀)(頁69)。

(一)
第一部，它雖以個人的實踐以及實踐之被動體此兩方之間的關聯，作它探討暨展述的主題，但是在這主題底下，作者乃本其對社會供需的經濟性、社會性、法理性與政治性之考量，一一探討人們的生活之與需求(need)、勞動(labour)、缺乏(scarcity)，以及建立黨派(Party)……等的相互作用。

此外，誠如作者一向重視個人的實踐，以及後者之與人類歷史暨社會意義之建立所發生的內在的關聯性，他在本(第一)書中清楚表示：「整個歷史的辯證，即繫賴於個人的實踐——祇要個人的實踐，業已是辯證的。」(頁80)再而，作者也討論到「實踐」的功能：它是促使人類合一的媒介(頁104)；「實踐」本身的特性：它是物質實體的工具化(頁161)，「(對人而言)它是一種辯證性的自由」(頁333)……等。

再者，由於「實踐」秉具如此多的性能，那麼，有關人的「存在」之意涵，便是由人的實踐之設計(practical project)所構成(頁231)。不過，不同於早期的一篇文章(按：<存在主義即是一種人文主義>, 1946年)所抱持的論點——有如：人就是人，人就是自由的，人就是人的未來，人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徑，以及人就是構成他這些行徑的總和、組織與一套關係……等，作者在本(第一)書當中，則特意標舉出：人在他自己的實踐設計中，則刻正應該進行的大事件，便必須與缺乏(scarcity)展開堅苦的鬥爭。原因是，缺乏即是人類生活極基本的一種關係；對於他與大自然的交往是如此，就是對於其他人，也更是這樣。因而，在《辯證理性批判》的階段，作者隨即一反早先的「純無神論存在主義者」的論調，頗耐人尋味地浸染了無神主義者共產黨徒的鬥爭的哲學與氣息：「人不僅必須和大自然鬥爭，而且也必須和造生他的社會環境、其他人，甚至和他自己的行為(一旦成為別人的行為時)展開鬥爭。」(頁124)

總之，在本部中，「缺乏」此一意識形態暨概念構思，顯然，已成為作者進行(人類)歷史之理解的重要步階。

(二)
第二部，從群體談到歷史，是作者構思及展述的主題。起先，作者論述了群體的形成原委；而對於群體的形成，所謂主體個人的知覺(觀看perception; perceive)，在此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頁374)。當然，前述的實踐(即：我的實踐)，以及諸如：物質性、缺乏……等概念構思(頁363、364)，亦不可缺。

再者，談到群體的類型，作者則討論了由併合而成的群體(the Fused Group)以及法定的群體(the Statutory Group)的不同屬性。此外，作者也論及諸群體的綜合發展，其與主體(我)的自由行動的關係(頁395-404)；甚而，有意凸顯主體(我)在與群體互動時所產生的超越性關係——如：個人的規則行動，即實踐的設計，可以對群體作出真實的修正，而依然能使自己和群體保有一種既超越、又內在的關係(頁422、423)。

至於在論述群體與結構的關係上，作者更是對結構主義的首倡者李維斯陀極力讚揚。因為，他對「若干稀奇古怪的內在性實體之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頁480)

此外，作者也承第一部論析的重要課題之一——即「實踐」，而對它重作省察，即考慮到了實踐與歷程此二概念結構的異同。他先是由辯證的角度，來詮釋「歷程」(process)(頁539以下)；接而，即指出實踐與歷程這兩者在性質上的異同(頁549)。兩者相同，是因為它們各方都具有辯證性(即由各自的運動與方向來界定)、超越性、激烈性、疲乏性、可能性，以及能量的持續轉變性……等。兩者相異，是因為實踐，乃是由它的目的(end)直接的來顯示；而歷程，則是由個人直接的行動所構成。

最後，談到「歷史的地位」時，作者縱論經濟主義，唯物論、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以及階級鬥爭論等內涵。特別是後者，他則不忘從十九世紀末期在法國本土所發生的階級仇恨事件，輾轉談到階段鬥爭「意識」本身的特質(頁794以下)。當然，作者之另闢此一課題的旨趣，誠如其所自述，當在於「試想界定出歷史的形成條件」(頁803)，這就如同先前已指明的，作者一向篤實地認定：歷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是辯證的歷史。而且，也因為人世間有階級鬥爭的事實存在，歷史才呈顯出辯證性，即成為一種辯證的歷史(頁805)。

(三)
第三部，係承第二部未完全解決的課題——歷史是可理解的？——而繼續闡析它的微言精義。又，儘管先前已提到，有部分學者對作者先、後期的哲學論點採取不同的評價，本單元乃擬(力排眾議)逕以第二部末尾論述的課題，即「階級鬥爭」，作為此兩部卷的一項媒介。

基於上述這項觀點，想必看待本(第三)部何以首先處理矛盾的關係；接而，即以(前)蘇聯社會為例，涉理了所謂社會矛盾的事宜(頁95)，當不致會懷生唐突之感。

說來，作者既然認為，「缺乏」是歷史生發辯證發展的主要動因(頁x)，而且還一直強調：實踐中的個人，應該(必須)對大自然、社會環境、他人，乃至他自己的行動展開堅苦的鬥爭。由而，所謂「矛盾」的人間關係，自是永遠無法被避免；那麼，個人存在的「統一」、「本質」，又當作何解？畢竟，統一即是謊言；(人的)本質，就是勞動與疏離(頁355、366)——作者如是說。

因此，想必作者寧願談論的是：「整體性的統一」(the totalizing unity)(頁255、246、247)，以及由性與色欲所引生的一些聯想(頁256)。其實，以這類聯想為事例，它們當然不是本(第三)部的獨到之見。因為，早在1943年代出版的《存有與空無》一書中，更是所在多有。

總之，「歷史是可理解的嗎？」作者唯一的答案是：由於它辯證的發展，因而是可理解的；不祇如此，它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缺少不了個人的實踐及其存在的設計。

四、簡評暨結語
存在哲學思想的崛起，以近程角度而言，當代丹麥的有神論者祁克果之成為它的首倡者兼最具原創性的心靈人物，在當前的學術界殆無疑問。不過，若以遠程的角度而論，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 C.)以及猶太暨基督(宗)教的教主兼救主耶穌的思想，卻當是此存在思想最古早的啟蒙導師兼靈思的泉源。可是，時空的改變，當西洋的存在哲學思想(運動)發展至法國沙特的崛起文壇，卻產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轉變：它從原先有神論的存在思考，被刻意轉向暨改造成無神論的存在主義；想必這應是原初祁克果所不願樂見的。

的確，沙特思想曾經鼓噪一時，以及他那觸及人性、人文、社會、經濟、政治與歷史……等諸層面的哲學反思，委實已自成一家之言。不僅在文學陣地上是如此，就是在哲學歷史殿堂中，也已有他當得的一席之地。畢竟，就是因為他勤於寫作和發表，不時參與時代政治的「角力」，因此而為他贏得了偌大的光彩。

然而，由於政治主義暨其活動的俗世，沙特蓄意將存在主義思想，扭向鬥爭意識極其濃烈的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為此，便為他自己帶來了多重的困擾。特別是，《辯證理性批判》(第一、二卷)的出版，更為他平添了不少的麻煩。那就是：有人質疑它是否是一部(純)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抑是雖非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卻是同情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人的政治祭品？……諸如這類的困思，顯然都已受到沙特本人及其追隨者的注意。

再者，由於沙特早年生活背景的特殊(有如：後天家庭生活的失調，以及身材矮小的遺傳性……等問題)，這對他後來的寫作風格，譬如：對缺乏、需要與性(欲)……諸方面的專注暨刻意發揮，顯然已構成一定的影響力。無怪乎，《辯證理性批判》一再的重視個人的實踐設計，或論及個人之受到缺乏與需求的催逼，甚而還把階級(永遠)的鬥爭意識，植入他對人類歷史的思考暨擘劃，箇中並非是沒有緣故。確實，《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冗長與艱澀性，是它的唯一標幟。但反過來說，該書無非也反顯出原作者沙特其人，他那沉重的城府，以及令人難以捉摸的性格。

辯證！辯證！批判！批判！批判！不僅是該書的動態性課題，而且更是沙特為人性格的寫照。其實，若從丹麥哲人祁克果的存在觀點而論，辯證與批判的背後，仍須襯有屬靈(性)的敬虔，以及有真實的反省、思考、激情與生活的滲入；如此，才能彰顯存在的堅實意義。不然，總教人感受到的，無非僅是俗世的、衝突的、矛盾的和永遠鬥爭的情景。而《辯證理性批判》一、二卷先後的問世，勢必是永難脫卻如上所述的陣陣疑慮。

1985年法文版校勘說明
讀者也許會想，我們為什麼認為有必要「校勘」作者生前在1960年首次發表的《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第一卷的文本。本書發表前的兩年，是沙特緊張工作的兩年，在此期間他還參與了那些政治事件；他當時除了這部《批判》之外，還在撰寫《家庭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文字生涯》(Les Mots)、《阿爾托納的隱藏者》(Les Sequestres d''Altona)以及有關佛洛伊德生平的電影劇本；他在迫不及待地寫作，「在和時間賽跑」：大家也許會理解，他為什麼很少注意對校樣的修改，而只是在最後一刻作一些改動。

然而，一個校勘者要在這個難度很大的文本中發現錯誤並非易事：迫不及待的撰寫和陳述一種辯證思想的特殊要求使他不得不寫下一些一氣呵成的長句，這些長句由插入句分隔開來，使思路變得起伏不穩；逗號、破折號、圓括弧和圓括弧中的破折號之間的限定句式，在這些句中比比皆是。本書的翻譯者，特別是德文和義大利文的譯者，向他指出過一些細節上的難譯之處；一般說來他都接受譯者們的建議，但相當漫不經心；另外，他也總沒有時間在再版時對本書作修改。

我們在對已出版的文本和手稿進行對照時，發現了一些遺漏之處，以及在用詞方面相當多的錯誤，其中有些錯誤是作者的筆誤。另外，有時在特別需要標點符號的地方卻缺少標點符號。因此，我們在這方面作了補充。有時，我們還遇到其他一些小小的缺陷，因此對它們作了修正，但是在文中究竟用方括號標出，還是用注釋指出，這要根據它們的明顯程度來定。由於段落的長度並不表示一種確切的意圖，而思想的層次有時會淹沒在長長的段落之中，所以我們把某些段落分成小段。同樣，為了使讀者在讀完一段後能緩一口氣，我們就根據第一部分的模式，主要在第二部分中劃分了一些小段，看來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對段落相對地比較注意。本書的引言，特別是其中展示批判經驗進程的第二部分第十節，對我們確定標題有啟示作用；這些標題也被置於方括號內。我們還要指出，凡是校勘中作的注釋，後面都注明「編者注」。

本書後附有朱麗葉．西蒙(Juliette Simont)和皮埃爾．韋爾斯特拉頓(Pierre Verstraeten)編寫的內容提要以及人名表。

序言
我擔心，這一卷中的兩本書會顯得長短不一、宗旨不同。從邏輯上說，第二本書應該放在第一本書的前面，因為第二本書旨在構成第一本書的批判基礎。但是，我擔心這樣一來，第二本書山一般高的書頁彷彿生出了一隻小老鼠——虎頭蛇尾：為了得出方法論上的幾點看法，難道要如此大動干戈，花費這麼多的筆墨，填滿這麼多的紙張？但由於第二本書實際上出自第一本書，所以我寧願保持時間上的次序，因為從辯證的視角來看，這種次序才是最充滿意義的。

《方法問題》(Questions de methode)是應時之作，因此有點雜亂；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其中的問題總是用旁敲側擊的方法來論述。1957年冬，波蘭的一家刊物決定出一期法國文化專刊；它想使讀者了解我們這裡所說的「我們的精神學派」的全貌。它要求許多作者撰稿，並建議我論述這個題目：「1957年存在主義的狀況」。

我不喜歡談論存在主義。研究工作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把研究的名稱說出來、確定下來，就是把一個鏈環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只有一種完成的、已經過時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標那樣的東西，換句話說，是一種理念。要不是看到這是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國家裡表達當今哲學中的矛盾的一種方法，我就會拒絕我的波蘭朋友們的要求了。出於這一目的，我覺得能夠圍繞一種主要的對立把使哲學分裂的內部衝突集中在一起，這個對立就是存在和知識的對立。但是，如果為了「法國」專刊的協調，我必須首先談論存在的意識形態，我也許會更加直截了當，因為這家刊物也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亨利．勒費弗爾(Henri Lefebvre)來給那幾年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和發展[確正地位」。

後來，我將這篇文章重新發表在《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上，但作了重大修改，以便符合法國讀者的要求。現在發表的就是這個修改稿。文章原名為《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現改名為《方法問題》。最後，我提出一個問題。只有一個：今天，我們是否有能力建立一種結構的和歷史的人類學？這種人類學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這點大家將會在後面看到——我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我們時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學，因為我把存在的意識形態及其「內涵的」方法看作在使它產生並同時拒絕它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塊飛地。

存在的意識形態從使它復活的馬克思主義那裡繼承了兩種要求，即馬克思主義從黑格爾學說中汲取的兩種要求：如果某種真理性的內容應該能在人類學中存在，那麼這種內容應該已經變異(devenue)，應該對自己整體化(totalisation)。不言而喻，這種雙重的要求確定了存在和認識(或理解)的運動，即自黑格爾以來被稱為「辯證的」運動。因此，我在《方法問題》中把這種整體化看作像永恆的歷史和歷史真理一樣。從這種基本的一致出發，我力圖闡明哲學人類學的內部衝突，並在某些情況下——在我所選擇的方法論的領域中——勾勒出臨時解決這些難題的辦法。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歷史和真理沒有整體化的作用，如果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存在著一些歷史和一些真理，那麼矛盾及其綜合的超越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和任何現實性。因此，我在撰寫這第一本書時，就感到最終也須涉及基本的問題。是否有一種關於人的真理呢？

從未有人——即使經驗論者也沒有——只把理性稱為我們思想的佈局，而不問這種佈局是怎樣的。一個「理性主義者」認為，這種佈局必須再現或構成存在的次序。因此，理性是認識和存在之間的某種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歷史的整體化和起整體化作用的真理的關係應該能夠存在，如果這種關係是認識和存在的雙重運動，那麼，把這種變幻不定的關係稱為一種理性就將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確定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理性是否正是我們在人類學的發展中重新找到的理性，或者確定人對人的認識和理解是否不僅包含著一些特定的方法，而且包含著一種新的理性，即思想和它的客體之間的一種新的關係。換句話說，是否有一種辯證理性？

實際上，這不是要發現一種辯證法：一方面，辯證思想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已歷史地意識到自己；另一方面，歷史學的或人種學的普通經驗足以闡明人類活動中的一些辯證領域。但是，一方面，經驗——一般來說——通過自身只能創立一些部分的和偶然的真理；另一方面，辯證思想自馬克思以來更多地關心自己的客體而不是關心自己。在這裡，我們再次遇到十八世紀末分析理性在需要證明其合理性時所遇到的困難。但是，問題並不那麼容易解決，因為批判的唯心主義的解決辦法就在我們後面。認識是存在的一種方式，但在唯物主義看來，不能把存在歸結為已知的東西。這並不重要：只要我們還沒有確定辯證理性的合理性，只要我們還無權在其意指和對發展中的整體化的綜合整體參照系列中研究一個人、一群人或一個人類客體，只要我們還未確定這些人或他們的產品的任何部分的或孤立的認識應該朝著整體被超越，或者歸結為一種因空虛而產生的錯誤，那麼人類學就仍將是經驗論的知識、實證主義的歸納和整體化的解釋的大雜燴。因此，我們的嘗試將是批判的，因為我們將試圖確定辯證理性的有效性和範圍，也就是確定這種理性和實證主義的分析理性的對立和聯繫。但是，我們的嘗試還應該是辯證的，因為在涉及辯證問題時，只有辯證法才能解決問題。這並非同義反覆：關於這點，我將在以後說明。在本書的第一卷中，我只是勾勒實踐整體的理論，也就是作為整體化契機的系列和群體的理論。在以後出版的第二卷中，我將論述整體化本身的問題，即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和變異中的真理的問題。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出版的構想	郝明義
《辯證理性批判》導讀	陳俊輝
1985年法文版校勘說明	阿爾萊特．埃爾卡安-沙特
序言        
        
方法問題
Ⅰ. 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
Ⅱ. 中介問題和輔助學科問題
Ⅲ. 漸進一逆退法
結論
辯證理性批判

引論
A. 教條的辯證法與批判的辯證法
B. 對批判經驗的批判

第一部
從個體「實踐」到實踐——惰性
A. 作為整體化的個體「實踐」
B. 人類關係作為物質性的不同部分之間的中介
C. 物質作為整體化的整體性，以及對必然性的最初體驗
   1. 匱乏與生產方式
	  (1)匱乏是我們的歷史的一種基本關係，是我們同物質性的單一關係的偶然性規定
	  (2)匱乏與馬克思主義
   2. 作為個體的和集體的「實踐」之異化對象化的定型物質
	  作為被逆轉之實踐的物質
   3. 被已定型物控制的人
	  實踐——惰性的實在：要求
	  利益
	  命運
	  在一般環境中對命運的否定
   4. 論作為辯證研究的新結構的必然性問題
   5. 論作為物的社會存在，特別是階級的存在
D. 集合體
   1. 系列結構，社會性的基本類型
   2. 直接和間接的集合
   3. 系列性和無能；循環
   4. 階級作為集體的存在
   5. 實踐——惰性場域的可理解性

第二部
從群體到歷史
A. 論群體——作為必然的自由和作為自由的必然的等值——任何一種唯實論辯證法的範圍和意義
   l. 併合中的群體
	 需要的作用
	 在一個敵對的實踐的壓力下對系列的否定
	 作為第三者的每個人的中介
	 共同實踐的特定性
   2. 從併合中的群體到有組織的群體
	  倖存群體的矛盾結構
	  誓言，實踐持久性的創造
	  誓言的可理解性：博愛——恐怖
   3. 有組織的活動
	  功能、實踐任務和人類關係
	  有組織活動作為中介的相互性的綜合工作；結構
   4. 有組織的「實踐」的可理解性
	  個體實踐和共同實踐的同質性
	  被構成的辯證法的限制：一種超有機體的不可能性
		1)群體的單一存在(l''etre-un)通過他人從外部發生於群體。而在這第一種形式下，單一存在作為他人而存在
		2)在群體的內在性中，中介相互性的運動把實踐共同體的單一存在構成為一種由整體化運動產生的永久非整體化
   5. 從被組織的群體到機構
	  機構最高權力的合目的性和它的可能性的形式條件
	  最高權力和集合體：國家
	  外部制約，君主對集合體的實踐模式
	  外部制約的後果：雙重物化
B. 論作為整體化的辯證經驗：它的具體層次和歷史性方位
   1. 辯證經驗的循環性
   2. 作為戰鬥群體、被機構化的群體和系列性的社會階級
   3. 歷史的特異性：在匱乏場域內對抗的相互性、「實踐」和過程
	  暴力實踐、暴力存在和暴力過程
	  客觀的階級精神
   4. 歷史的可理解性：走向一種不起整體作用的整體化

人名譯名表
法漢術語譯名表

<FONT COLOR=#AA5555>●譯者簡介</FONT>

林驤華
上海復旦大學副教授，1951年生，任職復旦大學出版社。主要著作有《現代西方文說選》(1983)、《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1989)、《當代英國文學史綱》(1993)等。1988年獲上海市青年文學獎中的翻譯文學獎。

徐和瑾
1940年11月12日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1966年肄業於該院法語專業。曾任教復旦大學外文系俄語及法語教研室，並曾於法國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半年。現為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中國法語教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譯有巴爾札克《交際花盛衰記》、普魯斯特《重現的時光》、代翁《一輛淡紫色出租車》、皮耶爾．德．芒迪亞格《黑色摩托》等。

陳偉豐
1951年生於上海。1977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法語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法語教師至今。1985年獲巴黎第三大學現代文學碩士學位。發表的論文有：《談傅雷的翻譯》、《直覺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文藝批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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