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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語文學的擴散、收縮、離散 1. 外地與原住民文學 在現代的日本,「外地」一詞已然成為死語。因為在戰敗的同時,日本放棄了包含作為傀儡國家的「滿洲國」在內的所有的「殖民地」。然而,雖說如此,現在的日本,也並非和從前的「內地」完全一致。現在的北海道,有內地人組織性地開始移住,是設置開拓使(1869年)之後的事。其後,移住者們仍然自認是「內地人」。我們應該可以認為,這是他們每天進行著追認動作,追認過去的「蝦夷地」並非日本人土地的這個史實。愛奴族經常稱呼從內地來的移居者叫做「シャモ=鄰人」或「和人」,這同樣是為了進行確認。 觀察美洲大陸原住民的歷史和現狀,近代的國境是如何將原住民族的生活圈切斷、碎斷的,便很明白。原住民族被捲入國家間的國境紛爭,被命令從前線退去之事,也屢見不鮮。近代日本,不是作為國境地帶,而是作為國土將所謂北海道(包含樺太及千島) 地區占有,以此跨出作為「帝國」的第一步的。 合併蝦夷地之後,愛奴成為「同化」的對象,到如今,無論再怎麼從狩獵採集生活轉變為農耕中心生活,來進行「改善生活」, 他們被來自內地的移住者視為「同一」者,幸或不幸地,現狀是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歲月。內地人和原住民族的關係基礎,是建立在只能用「人種偏見」來稱呼的「歧視」構造之上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1899年)中的「舊土人」的稱呼,便顯示了這點,然而,近代日本對於「新平民」的歧視,復又加上對「舊土人」的歧視。 明治時期以降,在北海道(千島.南樺太)所產生的文學中, 原住民族因為後到的入殖者給予政治上、文化上的壓力而屈服的狀況,在世界各地不乏例證。我認為大體可分成四種類型: (1)移住(入殖)者的文學:始於以舊士族為母體之屯田兵和大規模農場的擴大或礦工、漁業的近代化同時引進的勞動者(在此之後也包含了朝鮮半島出身者),他們構成了北海道文學的主流(mainstream)。有島武郎《該隱的末裔》(1917年)、小林多喜二《蟹工船》(1929年)、李恢成《再次上路之途(またふたたびの道)》(1969年)之屬是代表作。 (2)以傳教、學術調查之名到訪的知識分子所做的原住民族文化之調查報告:英國人約翰.巴契拉(John Batchelor)、波蘭人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otr Piłsudski)、日本語言學者金田一京助等人即為先驅者。 (3)得到上述知識分子的知遇之恩,從原住民族之中登場的雙語創作者們:《愛奴神謠集》(1923年)的編譯者知里幸惠、《給年輕的同族人》(1931年)短歌詩人巴契拉八重子屬於這類。她們乍看之下,追隨著殖民地主義國家日本的多語言、多文化主義下的國策,然而首要的是,必須將她們視為,透過文字創作對抗「逐漸消亡的愛奴」此一成見的愛奴系創作者吧! (4)試著正面接受北海道這塊土地的外地性之內地人作家的實驗作品:有初期的嘗試之作,例如,中條百合子的《乘風而來的倭人神)》(執筆於1918年)、鶴田知也的《胡奢魔犬記》(1936 年),也有武田泰淳的《森林與湖泊的祭典》(1958年)及池澤夏樹的《靜謐的大地》(2003年)等現代文學中另一種最前線的作品,批判式地重新描繪擁有原住民族的國民國家之成員,所應盡的使命。 以下將焦點集中於,日本人(內地人)和原住民族及當地民眾,在此一「外地」空間中,如何生存?其文學如何處理如此實驗性的「共生」姿態?因日本帝國陸續擴張而成為外地之空間,不僅送進內地人,並強迫內地人以外的當地人使用「國語」,促使了以此「國語」加入文學場域之動向。所謂「外地的文學」,概言之便是內地移住者和原住當地人的「合作」。在展開以下論旨之前,首先想先確認,北海道曾是此種「合作」的Prototype(最初的實驗場)之事實。 2. 侵略大陸、攻略南方 侵入北方的同時,日本帝國也向亞洲大陸及南洋諸島擴大版圖,並推動內地人的入殖。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廷割讓了臺灣(1895∼1945年);日本介入義和團事件後,透過日俄戰爭從俄羅斯手中獲得南樺太地區;以及接受因租借權益轉讓而得的關東州(1905∼1945年)、「江華島事件」(1875年)以降,虎視眈眈地瞄準侵略的機會,終至以併吞大韓帝國的形式「合併」朝鮮(1910∼1945年);趁著歐洲戰爭之勢進行軍事占領,其後主動以「委任統治」形式接管了舊德意志領的密克羅尼西亞(1921∼1945年)等,皆在此列(關於「琉球處分」之後的沖繩縣,將另立項目論述之)。在這些地區,自19世紀中葉以來,西洋人陸續取得治外法權等權力利益,而與此相抗衡的是,也有與日本相仿地著手建設近代國民國家的大韓帝國等案例,以及像臺灣這樣,自從清朝時代便業已產生了漢民族系入殖者與各原住民族群之間對立式共存的土地。然而,各自越是擁有固有的前史,在從「內地」移居的日本人眼中,這些「外地」越是充滿異國情趣。人口比北海道更為稠密的這些地區上,內地入殖者多為軍人、官員、商人、女性勞動者(「女傭」或「風俗業」)。像北海道這樣,以內地人為中心發起的勞動運動是相對罕見的。然而,也因此,為了鎮壓抗日的民族運動,內地人訴求強權統治(與其說是依法統治,不如說是以武力、警察權力進行的壓制)。 鐵路網的整備、中國航路及南洋航路的擴充,加速了內地和外地的人員往來。內地人所撰的「外地文學」採紀行文形式是大宗, 中日、日俄戰爭當時,由森鷗外這樣的軍人及田山花袋等從軍記者獨領風騷的「外地文學」,到了大正時期,儼然成為日本文學中, 人人可涉足的新領域。 日本以臺灣總督府為權力核心的臺灣統治,屢屢誘發武裝反抗,尤其是「原住民」所引起的事件。1920年,作為一介旅人訪台的佐藤春夫,留下數篇紀行文形式的短篇。以「原住民」暴動後餘波未定的高地為舞台的《霧社》(1925年),不僅描寫了日本統治烙印在原住民社會中的爪痕,並刻畫在臺灣深山裡苟延維生的原住民女性及日本男女的生活,開拓了「外地文學」新的可能性。《魔鳥》(1923年)則在介紹「原住民」傳說的同時,暗諷關東大地震後,惑於東京的流言蜚語而虐殺了大量朝鮮人的「文明國」,是極具文明批判的作品。「外地」對於眾多的內地人而言,提供了深具魅力的就業新天地。在「韓國合併」後的朝鮮,擔任《平壤日日新聞》記者的中西伊之助,曾因揭露日本對礦山勞動者的壓榨、虐待之由,而經歷投獄生涯。《在赭土中萌芽》(1922年)中,有效地反映了他在獄中與朝鮮收監者的人際關係。即便被收奪土地仍然訴求回復獨立的抵抗者們的運動,無一倖免皆被鎮壓的歷史過程中, 強化了朝鮮社會道德的腐敗。對此,他以透過文學呼籲連帶感的姿態所寫出的作品,在日本人所寫的朝鮮文學的嘗試作當中也十分出色。其一部分的作品也被翻譯成韓語了。 另一方面,隨著前往殖民地朝鮮擔任中學教師的父親,在當地渡過年幼歲月的中島敦,之後任職於帛琉的南洋廳。留駐期間時常懷想著,從小敬愛的R.L.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度過晚年的薩摩亞。將島上有過日本留學經驗的最優秀的菁英女性, 描繪成象徵正在近代化途中的太平洋島嶼地區實況的《瑪麗安》(1942年)。日本的1920、1930年代,在西洋文學中對標榜異國情調的作品之介紹也陡然增加,例如英語圈的史蒂文生、康拉德;法語圈的洛蒂、紀德等。在女性島民瑪麗安的書架上,發現岩波文庫的《洛蒂的結婚》的小說段落,可說是正確地反映了這個時代。 上海是以鴉片戰爭後所開啟的英美租界、法國租界為中心急速成長之港灣都市。也有許多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從日本流入此處。橫光利一的《上海》(1928∼1931年),可說是在描寫上海的日語文學當中相當秀逸之作。書中精心安排了感到「肉體所占的空間,不斷地成為日本領土而流淌著」的日本男性,以至在「土耳其浴」工作的日本女性、拋棄革命後的俄羅斯流離於亞洲的俄裔「乞丐和娼妓」、中國共產黨的女性運動家等,諸多點綴了上海的登場人物, 一.二八事變當時的國際都市躍然紙上,是為嘲諷地描繪出日本人浪跡亞洲之力作。以文學史回顧二十世紀的上海,光是日語和中文是不夠的,含括英語、法語及俄語的比較文學式的解析,不可或缺。 然而,隨著中日戰爭的激化,包含上海的日本外地,被迫在「大東亞」的妄想版圖中,進行文化重組。以該地區為活動據點的所有創作者是不得不迎接要旗幟鮮明地選擇「親日」抑或是「抗日」的時代。(可以說以日語寫作者當中,變得幾乎沒有「抗日」的選項了。)從1942年到1944年,「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下所召 開的「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即是明瞭的一例。在此,不僅各個地區代表從日本帝國全區各地,齊聚一堂,連滿洲國及南京政府之下的「親日」作家也受到邀請。雖然以現在的時間點回顧,將之評為鬧劇很簡單,但是不僅是國際級作家會議容易陷入的黨派性和傾向,若不能將如此的作家會議或能開拓之無限可能性列入考量之中,那如此的歷史性評價也無甚意義。 順帶一提,田中英光的《酩酊船(よいどれ船)》(1949 年),出席完1949年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者會議」踏上歸途的滿洲國作家受內地之邀前往京城,並描繪出朝鮮新進作家群像的回想體小說。比起內地甚至更為遠離戰場驚怖的外地「御用文壇」被譬喻為「酩酊船」,實為妙得其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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