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時間的人：人類探索日曆的智慧接力 - 大衛‧鄧肯（Davin Ewing Duncan）； - 科學‧自然/一般‧科普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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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0000">■ 內容簡介</FONT>

從最早有紀錄的日期開始（公元前4236年），人類一直努力要將他們的作息依照日頭、月亮和星辰組織起來──可是大多數時候竟都是錯的。在這本令人難以抗拒的書裡，作者大衛．鄧肯帶領我們走一趟日曆的旅程。

這趟日曆之旅可以說是「上溯一萬年，縱橫東西方」，探險涵蓋的範圍，從最早的日曆（在鷹骨上作記號，13000年前），到現在以原子鐘時間為全球標準時間；地理上，從英國的巨石陣到埃及的金字塔，到馬雅、吠陀印度、拜占庭、阿拉伯等古文明；在人物上，和凱撒大帝、埃及艷后、伽利略、培根、哥白尼、教宗面對面；以宗教、政治、戰爭、文化、貿易活動交織成一張時間的巨網，鋪陳出被遺忘的科學和歷史的重大事件。它同時也揭開許多被湮滅的史實，例如：曾經有一年有445天，有一年憑空少掉10天，有的國家甚至少掉14天！而十九世紀的法國曾經一度沒有「星期」這個單位，以一個每十天為一期的計時單位取代……    
 
正當人類邁向另一個千禧年之際，我們個人的鐘錶走得愈來愈準，時間也似乎愈來愈寶貴、不夠用，此時此刻展讀日曆這部波瀾壯闊、氣宇恢宏的史詩，時間的本質、意義究竟為何？怎樣看待和利用時間？本書提供了另一種觀點和思考的方向。
 
再次看到日曆，你還會視而不見嗎？


<FONT COLOR="#AA0000">■ 作者序</FONT>

這個靜默、從不休息，名為時間的東西，
滾動、急進、迅速、靜默無聲，
就像無所不包的海洋的潮汐……
確實永遠是一個奇蹟；
一個使我們啞然的東西。
──湯姆士．卡萊爾

不久前，我在維吉尼亞州里其蒙城一家醫院裡，遇見一位病危的知名外科醫生，他病得身形枯槁憔悴，他的臉好像是包了一層人皮的面具，經過多星期的靜脈注射，他的手也泛著蒼白的淡紫色，可是他的聲音仍舊深沉有力，眼神靈活。一位朋友問他，這一次他要在醫院住多久，這位外科醫生說他不知道，時間對他已經無關緊要。「真諷刺，」他虛弱地微笑著回答，「六十年來，我靠著日曆過日子，呼叫器、時間表……這些東西統治了我的生活。現在我連今天是哪一天都不知道，但這並沒有使我不安，我好像飄浮在太空中。」他躺在漿得雪白筆挺的醫院床單上，氣如游絲地說出這幾句話。

人類對量度時間的著迷本身就是無時間性的，永存永在。可能從人類有了自覺以來，這種著迷就是人類最別具一格的特徵，因為，毫無疑問地，當人有了自覺後，我們認出的第一個事實就是，我們不免一死的命運──我們活著和死亡，都有一定的期限。

即使是在人類有能力去量度飛（母托）秒（femtosecond）及一百一十億光年外的星團的時代哷，時間仍舊抗拒我們客觀量度它的能力。在某些時候，時間過得真慢，甚至於好像不動似地；有些時候，它卻好像匆匆忙忙、不停息地向前疾行。時間可以浪費，可以節省下來，可以用掉，可以消磨掉，可以損失掉，也可以渴望擁有。對南蘇丹紐爾（Nuer）遊牧民族來講，時間就是「托」（tot）和「賣」（mai），按季節用字，就是「濕」和「乾」。對古希臘詩人西希歐特（Hesiod）哸來說，時間是在布穀鳥鳴叫時收割五穀，男人性慾低潮的夏末，當「山羊最肥美，酒最香醇」之際。

先想一下我們怎樣用幾何來分割時間。時間可以分成圓形（時鐘）和方形（日曆）。時鐘的時間追逐自己，就如神話中的奧羅波羅（Ouroboros）哠一樣，鐘上的指針或閃爍的數字不停地向前，直到回歸原位，無始無終。不論有沒有人去看這些指針或數字，這個循環永遠持續不斷。相反地，日曆的時間是一個又一個的小方塊，每個方塊包含了當日發生的事，不多不少。當一天過完，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日曆的時間有過去、現在和未來，最後當所有的方塊都用完，就以死亡做為結束。

現代的我們視日曆的機制為理所當然，就如同呼吸和重力一樣。我們度過年、月、日、星期、時、分、秒時，很少去想這些東西是哪裡來的，或為什麼如此分割時間，而不用另一種方法。

可是，時間的分割並非一直如此。幾千年來，人類在量度時間及創造曆法上的努力，可謂人類文化中的一大奮鬥。對天文學家、數學家、僧侶教士、國王，及任何要計數日子的人，要計數到下一次收成有若干日，什麼時候要交稅，什麼時候要祭祀發怒之神等等，是一個語涉雙關的謎。可以這麼說，人們想瞭解時間的流逝，減緩生命前進的步調，以及給時間一些秩序的衝動，扣動了科學的發展。

要組織、控制時間的努力，到現在仍持續不懈。護衛未來、瞭解過去，是全人類主要的合作項目之一。在股市中，投資者是否買賣某家公司的股票，要先瞭解這家公司的歷史。我們在河谷中造堤堰及防洪堤時，就是為了要應付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一次的洪峰。我們慶祝復活節、逾越節、齋月唎，都是照我們祖先在多世紀前安排好的同一天過節。我們也期望後世子孫在往後的許多世紀中仍依循此一老規矩。

我們是靠曆法生活的人，不論前瞻或回顧，我們對現在總帶了一種不安的心情。這種不安是我們以農耕為生，從出生到死亡，都依循自然界的偉大循環生生不息進行的祖先，永遠無法理解的。
你明天一點要做什麼？能不能替我訂一張明天下午兩點零六分飛往曼非斯的機票？那批貨什麼時候才能運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火箭發射！

握著那住在里其蒙醫院的外科醫生虛弱的手，我想到我在今天其他的時間表：會議、約會、要打的電話、趕飛機回家，我需要替我的八歲幼兒買一件小禮物，我還要記得先把租來的車子油箱加滿後再去機場還車。從某個觀點來說，我羨慕這位醫生，因為他可以不管時間而我不能。這是我們的福，也是我們的殃：去計數日、月、年，去計算太陽、月球和眾星球的運動，把它們都捕捉過來，放在有小方塊的格子裡，它們就像網一樣地打開，罩住時間：每一生就是千千萬萬個小四方塊的組合。千千萬萬年以來，這網是怎麼織成的？為什麼？這就是本書的主題。


<FONT COLOR="#AA0000">■ 內文選錄</font>
<b>第一章
一位孤單天才
宣布時間的真諦</b>

曆法為所有睿智所不容，
是所有天文學中可怖的東西，
而從數學家的眼光來看，則是一則笑話。
──羅傑．培根

七世紀前，一位多病憔悴的英國修士送出一份令人不悅的信函到羅馬，收件人是教宗克里曼四世（Clement IV），信的內容是緊急呼籲把時間校正。按照這位修士的計算，日曆年比真正的陽曆年長十一分鐘＊。羅傑．培根告訴羅馬教宗，每隔一百二十五年，這誤差便累積為一天。這誤差的時間經過多世紀的累積，到了培根的時代，已經誤差了九天★。如果不校正，最後會把三月移到酷寒的冬天，把八月移到春天。在那個宗教熱的時代，更令人悚然的是，培根堅持，基督徒在錯誤的日子慶祝復活節及其他宗教聖日。在一二六七年，這是一個極為無禮的控告，培根犯了異端邪說者的罪名，因為他膽敢向天主教教會的真理挑戰。

培根毫不在意。他是中古世紀歐洲最有創見，也最乖戾不群的思想家之一。他似乎以扮演反叛角色為樂──他在一二四○年代擔任巴黎大學教師時就已表現出來，後來他四十多歲時，在五○年代成為聖芳濟會修士之後也始終如此。永遠帶著好奇及向正統挑戰的膽識，培根獻身於瞭解彩虹的原理，畫出人眼的構造並解釋其功能，也創出一個祕密的火藥配方。他比達文西哷早兩個世紀，已經預言望遠鏡、眼鏡、飛機、高速引擎、自動船，以及威力極大的馬達的發明。他下這些結論的根據，在當時是很急進的觀念，培根認為不論是教條或寫在書中的話，唯有科學才能提供客觀的真理。

和培根同時代的人佩服他的才智，卻對他的思想感到恐懼。他在牛津及巴黎修道院中的弟兄們可能曾將他軟禁。更糟的是，有很長一段時期，他們禁止他寫作或教學，命令他做單調的修道院雜事，以占住他的時間──如照料花園、念祈禱文、洗刷地板等。有時候他們還罰他禁食。

如果沒有一位叫做福基（Guy Le Gros Foulques）的人對培根的思想突然產生興趣的話，也許培根的故事就此結束了。一二六五年，曾任法國國王路易九世（King Louis IX）律師兼顧問的福基風聞培根之名，就聯繫上他，並請這位修士把他的思想做成摘要寄過來。和培根一樣，福基也是在晚年出任聖職，一二五六年，福基的妻子去世的那一年，福基以驚人的速度，從修士的階級跳到主教的位置，再跳到總主教、紅衣主教，他就是在他任紅衣主教時找上培根的。沒有人知道福基如何聽聞培根的事蹟，也沒有人清楚為什麼這位身處要津的紅衣主教會對培根的思想有興趣，也不知道他是否同意培根的想法。

不管原因是什麼，福基的興趣使得事情的發展峰迴路轉。受難很久的培根必定覺得，他好像終於得到許可，可以把火帶回岩洞。如果這還不夠好的話，且聽：幾個月後，福基被選為天主教的教宗，教名為克里曼四世。這就引出了第二份送交培根的通知：教宗在一二六六年發出旨令，要盡速把培根的著作送到羅馬的聖彼得（即梵諦岡）。

培根既興高采烈又窘迫，因為多年來遭受他那一教派迫害以來，他沒有一件完整到可以送去羅馬的著作。「我的上司及我的弟兄們，」受挫折的培根函告教宗，「用饑餓來處罰我，緊緊地看管住我，不讓任何人和我接觸，深怕我的著作會洩漏給他們以外的人。」

培根終於可以自由追求他的思想了。培根允諾盡速備妥一份手稿，以最快的速度送出。在近乎兩年的時間中，他瘋狂地工作，終於大功告成，把一份名為《主要著作》（拉丁文 Opus Maius，即 Major Work）的手抄書（當時印刷術還沒發明）送交羅馬。由一位名叫約翰的忠僕親自攜帶這本著作和其他兩本論文，跨越歐洲險阻重重的道路，直抵羅馬。培根在這些著作中，詳細闡明了許多主題，從學習語文到稜鏡的幾何原理，到聖地耶路撒冷的地理。

在一章有關數學的冗長漫談裡，培根大力抨擊曆法的缺失。他極力主張要用數字的客觀性及科學來揭露錯誤。在這一章的開場白中，他宣布要討論這事，因為如果不討論，「許多混亂及危險就難以避免，」這是由於「無知及忽略孕育出的錯誤，[是]對上帝及聖人的遠見的輕視……我心中所想的事，」他說，「就是要修正曆法。」

培根把曆法的錯誤推溯到它的創始人，朱里阿斯．凱撒（凱撒大帝）──培根時代使用的曆法就是由他首創，現在的曆法基本上還是沿用，可是加了一些變更──在公元前四五年正月一日推出。「受過天文教育的朱里阿斯．凱撒，盡了他那個時代的所能定出這曆法。」培根這麼寫著：

可是朱里阿斯並沒有算出年的真正長度，他假設一年的長度為三六五又四分之一天……可是很明顯的，太陽年並沒有這麼長，而是稍短些。科學家估計這個誤差是一天的一百三十分之一。因此，每一百三十年中，這個曆法就多出一天。如果除掉這一天，曆法就沒有錯誤了。所有在曆法中的事都根據太陽年的長短而定，因此這曆法不可靠，因為它的基礎有誤。

培根又批評第一個曆法的錯誤所衍生的另一個錯誤，「有另一個更大的錯誤，」培根寫道，「和如何決定（春秋）分點及（冬夏）至日有關，因為這些分及至點都放在固定的日子……可是天文學家們很確定它們不是固定的，而是遞升的，這絕對可以用表格及儀器證明。」
培根指出，第二點很重要，因為在春分點時──以天文學而言，春分點是冬天和夏天的分界點，太陽在這一天經過赤道──是基督徒們據以定出復活節的日子。按照教會的教規，復活節是在春分之後第一個月圓的星期日＊。在培根的時代，教會硬性將春分定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這是三二五年在土耳其尼西亞（Nicaea）召開的一次教會會議中決定的哸。可是，按培根的記載，自三二五年以來，春分點一直在曆法中「向上升……同理，至點及其另一個分點」也每年順移一天的一百三十分之一，或約十一分鐘。培根把他寫書的那一年（一二六七年）真正的春分點校正在「三月愛德斯日（Ides）哠的前三天」，也就是三月十二日──其間差了九天。「這件事非但天文學家可以證實，」培根說，「連有眼睛的普通人都能看得出來，照在牆上或其他物件的太陽光此刻較高，此刻較低，任何人都能注意到。」

培根計算出，在一三六一年時，曆法的年會再差一整天，使所有日子的排列和聖日變得更紊亂。文章的結論是向克里曼呼籲，要求他去擁抱科學提供的「真理」，將這錯誤加以改正：
因此陛下有權下令，你可以找人運用妙方就這項獨特的事加以補救，非但要更正上述的錯誤，而且要改正整個曆法……如果這輝煌的功業能在陛下任期內做到，那麼陛下就做到上帝的教會嘗試達成的最偉大、最完好、最佳美的偉業。

培根的建議是每隔一百二十五年從日曆年中扣掉一天。可是他加上一句警告，「沒有人能以完整的證明，提出絕對沒有異議的一年的真正長度」──一個在往後多世紀中繼續存在，而且使最終解決曆法的方法更為複雜的事實。

培根絕不是第一個瞭解到曆法年和太陽年有差異的人。一千年前，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唎，已經注意到，曆法年和真正的年（即太陽年）有誤差，不過他的計算和培根大不相同。在托勒密這本中古時期廣為流傳的（不一定被完全瞭解）的天文書「The Almagest」唃中，托勒密認為這差移是三百分之一日，也就是每隔三百年就會差一天，每年不足的時間為五分鐘，或每年的長度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五十五分，而不是凱撒的三百六十五日又六小時 （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因而這個日子的數目，」托勒密這麼寫著，「可以視為就我們目前觀測最接近真值的數目。」如果我們知道托勒密和培根一樣沒有望遠鏡可用，而且當時認為是太陽繞著地球轉的，托勒密計算出來的年長度雖然沒有培根那麼準確，也可算相當正確的了。培根算出的年長度是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九分。

在托勒密和培根的時代之間，有不少歐、亞學者企圖找出比以前更準確的年的長度，可是結果不是太長，就是太短。學者中有印度的天文學家阿瑞巴塔（Aryabhata，476-550）、數學家阿爾─卡瓦雷茲米（Mohammed Ibn Musa al-Khwarizmi，約780-850）及其他回教世界的學者。此外，還有一大串鮮為人知的西方修士及學者，其中以英國的皮地（Venerable Bede，673-735）最為知名。皮地用位在英國中部，瀕北海的諾森伯里亞城（Northumbria）修道院的日晷儀進行觀測，他懷疑太陽年和曆法年有些偏差，可是並不知道差多少，部分原因是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人不是不知道如何計算繁分數，就是不加理會。他們的傾向是把所有的數字都約略地以四捨五入方式變成簡單的分數，如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唋。

曾經嘗試計算太陽年的真值的其他修士中，還有口吃者諾特克（Notker the Stammerer），這位瑞士的學者修士在一本八九六年出版的著作中，挑戰某些聖徒的節日的準確性；另一位，法國傳教士跛子海門（Hermann the Lame），在一○四二年就放膽暢言，指稱教會核准的曆法可能和天體有偏差；而德國帕德繃（Paderborn）的萊納（Reiner）也在一一○○年代就嘗試過。可是這些計算家中，沒有一位膽敢向教會挑戰量度時間這樣一件根本大事。

接棒的是培根。他抓住克里曼給他這個大鳴大放的機會，縱身一躍，跳入這個古老的謎中。他用羽毛筆振筆疾書，打破了數世紀以來天文學家懼不敢言的沉默，並揚言，任何反對科學帶來的真理的人，都是笨蛋。

我們不知道克里曼對培根的宣告及呼籲的反應如何。一二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可能在他有機會去看培根才剛完成的大作之前，這位教宗突然死亡。

對培根來說，沒有比這更糟的了。他才控訴過教會的無知及頑固，並要求改革，那些比克里曼更不容忍的梵諦岡教僚們可能給他冠上異端的罪名。可是，教廷對付培根的方法卻更為可咒：他們相應不理。克里曼的繼承人，格雷果里十世（Gregory X）從未提起培根之名或培根的著作，其他在聖彼得（梵諦岡）的人也沒有回應。

可是培根還是夸夸而言，繼續表達他心中的思想。一二七二年，他痛批學院和他認為無可救藥的學界。大學、國王、諸侯、律師及教廷，都是他口誅筆伐的對象。他也開始把他的標準應用於實踐基督教的真理及客觀性上。他加入了一群人數不多，但精力充沛、四散於歐洲各處的教士，這些人相信，教會在獲得許多俗世的財富和權威後，已經脫離了基督原來的教訓。

培根這些急進的言論終於為他惹來大禍。一二七七年，他的修道院再次公開指責他，指控他擁護「怪誕思想」。這一次，他們不將他幽閉在修道院裡，而是把他關入監牢。按照聖芳濟會有關培根受審的紀錄，他們的高層教職會「判定並斥責英國修士羅傑．培根的學說」，並嚴禁任何人研習他的作品。他們還正式請求教宗尼古拉三世（Nicholas III）下令，將這修士的「危險的學說全面壓制」。

接下來的十五年內，培根完全銷聲匿跡。到了一二九二年，這位年已七十有餘的修士顯然已經從監牢中放出來了，他又一次用他的筆寫下另一篇煽動性的文章──這也是他最後的一篇。可是這時，羅傑．培根之名已鮮為人知，沒有人注意到這本未完成也未出版的著作，甚至沒有人想到記下他去世的日子，他可能就是在這一年去世的。

可是培根愛好真理的精神不死。多世紀後，培根搖身一變成為後人景仰的英雄。文藝復興及啟蒙時代後期的思想家都對他思想的新穎驚奇不已。

人們一直要等到培根要求改革曆法三個世紀之後，才注意到他的警告。一五八二年，教宗格雷果里十三世（Gregory XIII，1502-1585）終於更正了曆法。在此以前，科學家已經紛紛公開倡議改革曆法數十年了。即使是比格雷果里早一世代的哥白尼（Copernicus），在一五四三年出版的《天球的旋轉》（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一書中，就曾提到年的真正長度。這本書也推翻了多世紀以來所相信的，是太陽和行星等繞著地球轉的說法。

格雷果里指定了一個曆法委員會之後，開始改革的工作，時間約在一五七二或一五七四年。委員會由一位巴伐利亞的數學家克拉維阿斯（Christopher Clavius， 1537-1612） 領導，他是格雷果里改革曆法的兩位無名英雄之一。另一位是鮮為人知的利利歐斯（Aloysius Lilius，1510-1676），一位義大利醫生，一五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教宗發出的敕文中改革曆法的解決方法，就出自他的構想。這改革距離羅傑．培根向克里曼四世提出呼籲，幾乎正好三百一十六年──又加上這段時間內失落的兩天半日子。

時至今日，幾乎每個人都對曆法的精確性視為當然，而沒有想到從過去到現在，自鐘錶捲出的這一縷長線幾乎歷經所有人類科學史上的重要事蹟，也和時間的量度有關。這段長線主要的路徑是在西方，因為這是世界上民用曆法的來源。可是這縷長線有許多不同大小及厚度的分支，在中國、印度、埃及、阿拉伯及美索不達米亞。把這縷長線往回捲開，這長線停駐在克拉維阿斯及培根的時代，在中古世紀時當知識迅速地從回教世界及東方流入歐洲的時候，在羅馬帝國瓦解後血淋淋的戰爭之際，在羅馬帝國達到巔峰的時候，當凱撒與克里佩脫拉墜入情網，兩情繾綣之際，這段情史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曆法。這縷長線又再回溯到埃及法老王的時代，到巴比倫、蘇美，也回溯到更久遠以前，在培根為教宗寫出他的著作前數千年，一位身穿馴鹿皮的無名氏，手執一根鷹骨，舉目朝天注視，想出一個在他的時代也算是急進的想法，其急進和培根在他的時代提出的可以等量齊觀：用月亮來量度時間。


<FONT COLOR="#AA0000">■ 作者簡介</FONT>
<b>大衛˙鄧肯（Davin Ewing Duncan）</b>

資深記者，長期為美國生活雜誌撰稿，作品並常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重要媒體。曾任美國公共電台「深思熟慮」（All Things Considered）節目評論。現定居於舊金山。


<FONT COLOR="#AA0000">■ 譯者簡介</FONT>
<b>丘宏義</b>

台大物理系肄業，康乃爾大學物理博士，美國天文學會會員、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榮譽會員，並榮登1989年美國名人錄。任職美國太空總署多年，現已退休。除了科學論文外，譯作亦豐，並出版了改寫的中國古典小說《新封神榜──紂王與妲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