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寒夜 - 文學/文學總集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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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0000">■序</FONT>

「莫斯科的寒夜」序                夏志清
近年來，海內外愛寫文章的教授們莫不甘為各大日報副刊寫稿；稿酬豐、讀者多，一篇文章刊出多少發生些作用，何樂而不為？二三十年前的臺灣，情形可並非如此：除了職業作家、業餘作家外，經常給副刊投稿的反都是中大學生。他們大半都很清苦，藉賣稿以維持生活，而且怕同學笑，往往都用筆名。先兄濟安臺大外文系學生間，我就知道有幾位憑自己筆耕所入而完成他們的學業的。那時候，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也很清苦，但給副刊寫稿的風氣尚未開（想來稿費也不高），他們不情願拋頭露面，只好另找財源。外文系的教授們，因為他們英文程度好，總有公私機關找他們擔任翻譯工作：把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者把英文文件、書籍譯成中文。先兄濟安民國三十九年來臺任臺大外文系後，就憑這些課外工作以增補收入（據我所知，他的同事友好侯健、吳魯芹也莫不如此）。直至四十五年主編「文學雜誌」，正式用真名發表中文文章前，他翻譯了三部小說：高夫力‧白倫敦（Godfrey Blunden）的「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史勃伯（Manes perber）的「艸」（The Burned Bramble，原題Der Verbannte Dornbusch）同「淵」（The Abyss原題，Tiefer als der Abgrund）二書。白倫敦、史勃伯二人都是二次大戰結束後享譽的反共小說家。時至今日，原籍奧國，一九○五年出生的史勃伯，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似較穩固。他寫的原是總題「汪洋一淚珠」（Wie eine Trane im Ozean，一九六一德文本初版）的三部曲，濟安僅譯了「艸」、「淵」（德文版，一九四九、一九五一）這兩部，而未把「灣」（Die Verlorene Bucht，一九五五；英譯本標題為The Lost Bay）譯出，可謂憾事。

五十年代初期美國對待蘇聯態度相當強硬，香港美國新聞處有意把白倫敦、史勃伯的小說中譯，不僅因為當時二氏文名頗籍，也想讓中國人知道蘇聯奴役人民，吞佔東歐的真相。

當時為新聞處代找二人著作譯者的是宋淇兄──他自己也以林以亮的筆名主編了「美國詩選」、「美國文學批評選」這兩部書，並託濟安主譯了「美國散文選」上冊──他早知道濟安富有翻譯經驗，並對小說、散文這二類文體最感興趣。只可惜，這三部小說譯本主要在香港發售，並未推銷到臺灣。加上濟安用了「齊文瑜」這個筆名，除了他的少數好友外，一般讀者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原著者──白倫敦、史勃伯──也非海明威、福克納這樣在國人間大家都熟知的作家，譯本即在香港銷路也不廣，市面上早已買不到了。我很高興大地出版社姚宜瑛女士有意重印濟安的譯著，以廣流傳，現在先推出這部「莫斯科的寒夜。」

該書是白倫敦初登文壇第一部小說，一九四六年由美國立本卡公司（J. B. Lippincott Co.）發行後，博得各報章好評，「時代」週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那一期譽之為「克斯脫勒『正午的黑夜』之後最好一部以俄國為背景的小說」，我認為沒有誇張其辭。「正午的黑夜」（Dakness at Noon）英文版初刊於一九四○年，之後，蘇聯轉為英美抗德的聯盟國，美國大量攝製反納粹的影片，肉麻捧蘇聯英雄抗戰的也有兩三部──如高爾溫監製、羅勃泰勒主演的「北國之星」（The North Star）──小說界情形想也是如此，沒有人寫揭露蘇聯內幕的小說。一九四○──四六年之間，並無更出色的以蘇聯為背景的長篇這句話是信得過的。但時至今天，克斯脫勒已公認是位博學多智的散文家、小說家，他的重要性不僅是他早年的反共小說而已。而白倫敦差不多已是位被遺忘的作家，「莫斯科的寒夜」虧得已有了中譯本，能在今天再版；假如白倫敦能知道他有一本書今天在中國人讀者間銷行，應感到十二分高興的。

「文章不朽之盛事」，但一本好書能在市面上流行幾年，在新書層出不窮的自由世界，實在很難說。主要還得靠作者不斷努力，不斷有新作問世，讓批評家、讀者群注意到他歷年來創作路線、思想路線之延展。我們對一位作家的整個創作生命感到興趣了，他個別作品的好壞反而是次要的考慮。這樣的作家，他的著作生前就受到重視，往往死後就有不少傳記、研究問世，也有人化功夫把他的日記、書信，以及未發表的作品加以發表，這樣他的文名可以延續下去。雖然數十年之後，他的讀者不一定太多，他在文學史上至少已保留了一個位置。目今，吳爾芙人（Virginia Woolf）的日記、書信發表的數量早已超過了她生前出版的作品，但二三十年之後，會有多少人真有耐心去看那些日記、書信，就很難說。誰怕浮吉尼吳爾芙？她死後佈露的手稿太多了，我對她就望之卻步。德國首席大文豪歌德一生作品知有多少？對莉語系統的讀者而言，能讀過他「少年維特」、「浮士德」上卷就很對得起他了。我一直有心想讀他的長篇小說，但三十年來那裏有閒情逸致去讀它？

歌德的文名當然世所公認，但除了德語系統的國家外，他的讀者並不多。

克斯脫勒早年雖也是新聞記者出身，但同時也是個道地的歐洲知識份子，語言懂得多，求知慾也非常強，而且一九四○年移居英國後，就能用英文寫書，這一點實在了不起。

因此，他寫了「正午的黑夜」等三本小說後，寫小說的靈感沒有了，照樣可以寫文章，寫書（而且都是研討相當冷門的題目），每隔幾年，總有一本「巨」著問世，博取報章的注意。到今天，他已七十四歲了，隔幾年那去世後，有多少人讀他、研究他的思想、生平很難說。但他至少可說是歐洲二十世紀知識份子間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名字不會給人忘掉。

白倫敦一九○六年出生於澳洲墨爾砵，近年來一直住在巴黎，也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正如濟安「譯者序」裏所說的，「早歲從事新聞事業，第二次大戰時代表澳洲和英、美各家報紙在歐非各戰場採訪新聞。一九四一年梢迄一九四三年夏駐莫斯科，窮一年半的光陰，親自考查，搜集材料。」他的「莫斯科的寒夜」以及第二部小說「暗殺者猖狂的時節」（The Time of the Assassins，一九五二年力本卡公司出版）就根據他在蘇聯那段時間見聞所及而加以編寫的。「莫斯科的寒夜」問世後、「時代」、「禮拜六文藝評論」、「大西洋」月刊等刊物都大力贊揚。一九五一年即有「輕便叢書」Bantam Books紙面本大量發行（二毛五分一冊）。一九五三年，紐約雙日公司（Doubleday & Co.）推出一種配合高級讀書人趣味的紙面本「錨泊叢書」Anchor Books，發動了一個美國出版界的大革命；從此各大出版公司爭相仿效，把自己出版的好書都放進紙面叢書裏去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美國紙面叢刊，封面惡俗，紙張粗劣，一般人看完即丟，也難得翻印好書。只有「輕便叢書」及另外一家公司還挑選些當代名著重印，封面仍是紅紅綠綠的。「莫斯科的寒夜」能給收入「輕便叢書」，表示當年算得上是部暢銷書。

我在一篇近文裏說過，高中畢業，我就不看中譯小說了。因之「莫斯科的寒夜」出版後，濟安寄我一冊，我也只讀了「譯者序」。他去世後，在柏克來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一本「輕便叢書」紙面本“A Room on the Ronte”回紐約不久，就把它讀了，很為感動，覺得先兄把它譯出，時間沒有白費。最近翻閱了一下白倫敦其他兩部小說。「暗殺者猖狂的時節」講的是二次大戰期間，德軍佔據卡各夫Kharkov城後，烏克蘭人民歡迎德軍，協助德軍殺魚肉人民的共產黨，同時城裏面共產當地下組織照舊活躍，德軍暫時退出卡城後，大報其仇，屠殺當地烏克蘭居民。「時代」週刊（一九五二、五月十九日）認為小說讀來極為griping（抓住人心），但比不上（莫斯科的寒夜），敘述較為「鬆懈」（diffuse）但「寒夜」本身我就認為有些處理得「鬆懈」的毛病。我翻閱白倫敦的第三本小說是「西洋鏡會議」（The Looking-Glass Conference，紐約，Vanguard Press，一九五六），用的是誇大的諷刺手法，人物失真，我認為寫得極壞。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之間，美、蘇、法、英、中共諸國在日內瓦舉行了一個會議，調解韓戰停戰之後以及印度支那地區的各問題，南韓、北韓、越南等國都有代表團參加。中共代表團領隊是周恩來。白倫敦想是駐派日內瓦的新聞記者，自己在場，看到了各代表團所表演的醜態，把它寫成小說，一貫其反共的立場。但白倫敦對蘇聯雖很有研究，對東方人一無所知，處理得滑稽中帶有胡鬧。周恩來變成了「辛先生」（Mr. Sing），我看了一點也不像他。他的下屬也寫得誇張失實。此後的小說哥大圖書館未備置，想寫得更糟了。「莫斯科的寒夜」大獲好評後，白倫敦即被「時代」週刊聘用為國際新聞採訪者──至一九五六年已由「約稿編輯」昇任為「副編輯」Associate editor，他長年住在紐約，生活極為寫意，看樣子早年寫小說那股勁不免逐漸消失了。想來，他在時代公司告老退休後，即搬居巴黎。一九七六年他同他太太瑪麗亞Maria合寫了一本「印象主義畫家與印象主義」（Impressionists and Impressionism），由國際有名的Skira公司出版，想是本圖文並茂的coffee-able book（放在客廳供人鑑賞的巨型書）。「莫斯科的寒夜」是獻給瑪麗亞（For Maria）的，不知寫書時期二人是否已結婚。瑪麗亞很可能是蘇聯女子，「寒夜」裏的「小妖精」維妲莉亞。

「莫斯科的寒夜」、「暗殺者猖狂的時節」都是史大林尚在人世時期發表的作品，那時蘇聯作家只能發表歌頌祖國，粉飾史大林暴政的作品，白倫敦憑著自己新聞記者的良心，揭露史氏暴政更難能可貴。克魯曉夫當政後，蘇聯文藝工作者處境稍為改善些，在蘇聯國境外，有些「抗議作家」dissident writers的作品也能翻譯出版。一九五八年「濟伐哥醫生」英譯本出版是轟動世界的大事，巴斯德納克在「莫斯科的寒夜」裏還有人講起，他在四十年代是位生死不明，已被政府監視的反動作家。巴斯德納克去世後，一九六二年索忍尼辛即在蘇聯刊物上發表了「伊凡生命中之一日」（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翌年即有各國譯本，極受重視。之後，一本本巨著在國外出版，索忍尼辛也同巴斯德納克一樣，榮獲諾貝爾獎金。索氏身歷暴政，其對蘇聯之瞭解，當然遠比一個新聞記者憑一兩年的觀察所得到的，更深刻，更徹底。「莫斯科的寒夜」到今天在英美各國早已絕版了，主要原因在此。

所以「莫斯科的寒夜」能在我國重印，不僅是白倫敦的福氣，也是我國讀者的福氣。

「正午的黑夜」據彭歌先生「三三草」專欄上的報導，也剛出了陳麟先生的中譯本，書名是「黑色的烈日」，千乘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四十年代的反共名著，今天我們能看到譯本，對我們的反共復國大業也不無小助。我們不僅要知道三十年來中共禍國的真相，我們也該知道蘇聯的內幕：凡是肯定人性和自由，揭露共產黨奴役人民、摧殘知識份子真相的書籍，我們不嫌其多，何況「莫斯科的寒夜」，確實是本好書。

當然，時至今日，譯者夏安濟在我國文壇的地位要比白倫敦在美國文壇的地位高得多，這也是本書重版的主要考慮。五四以來，我國好多文豪都翻譯過看來似乎不甚重要的西洋作品，而這些作品在其本國早被遺忘，在中國因為譯者的聲名大，反而一直流傳著。「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居民無書可讀，「魯迅全集」還是公開出售的，我想不知多少青年讀者真把魯迅所譯的「桃色的雲」、「小約翰」、「錶」這類作品讀了。不管譯筆如何生硬，總比讀「毛澤東選集」有趣些。美國小說家勞苓斯Marjorie Rawlings（1896-1953），寫過一本暢銷書「一歲的小鹿」（The Yearling），該書一九四六年搬上銀幕後（葛利哥利畢克主演），我想就很少有人去讀了。但此書允有張愛玲的譯本，張的文學成就遠高於勞苓斯，我想將來研究張愛玲的學者，也會去品賞她那部譯作的。美國傳記小說家史東Irving Stone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一九三四）想來是本用心考證，讀來趣味盎然的好書，可惜我未讀過，只看了「梵谷傳」的電影。但史東用同一方法寫了好多種傳記和傳記小說，算不上是值得重視的作家，他在美國的地位遠不如和余光中在我國的地位相比的。但余光中不僅把這部小說譯出，而且前兩年還化了一年的功夫把自己的譯本加以修正，由大地出版社出版，這種努力翻譯家間實在是少見的。主要原因，余光中自知是今日我國文壇的重鎮，連自己的譯作也給它一個傳世的機會，而史東自己僅是位專寫傳記的作家，雖然有兩本書暢銷一時（另一本是「米蓋朗其羅專」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而拍成電影，他的願望也僅止於此，自己是絕無意擠入大作家之列的。

余光中近文「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號）舉例暢論目今暢行「惡性西化」的白話文，一半是由於多讀「劣譯」和「譯文體中文」的影響。光中兄同時認為白話文西化是免不了的，到今天我們不能只寫白話古典的文體。要寫「化西為中」的現代白話文，最好多讀「上乘的翻譯」，因為「上乘的譯文」遠勝過「西而不化」的無數創作。上乘的翻譯家間他舉例引了三位──夏濟安、喬志高、湯新楣。（當然光中自己也是位「西而化之」的名翻譯家。）自宋淇開始，不少人討論先兄的譯筆，總選上一段霍桑的「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霍桑文句特別長，用字特別典雅，濟安把它化成語調鏗鏘的中文，光中認為「成語較多，語氣較文，句法輕鬆動人」，是「化」多「西」少的上乘翻譯。但白倫敦寫的是二十世紀的英文，濟安不僅「照顧中文」，也儘可能「克己禮人，保留原作句法。」全書筆調最動人的幾章寫的是蘇聯創國期間革命女性蘭吉‧賽米亞諾芙娜的回憶，蘇聯內戰期間先兄翻譯這幾章也特別賣力，真讓「過去的經歷，挾著戲劇性的力量，一幕幕的湧現在書中人物的心頭。」光中兄如有興趣把這幾章的原文同譯文對照讀，即知我言不虛。

今年暑假我花了兩個星期，把「莫斯科的寒夜」原文、譯文對照讀了一篇，有三四處譯的比較疏忽的地方（任何翻譯家都有偶而打瞌睡的片刻），我都把它改正了。更發現第十四章開頭有一小節未譯（因為米德迦此人的談吐不雅），最後一小章（第四十章）也給刪掉了。我同意濟安的看法，小說到第三十九章結束，比較更有力量，最後一章給人畫蛇添足之感，主要白倫敦借用米德迦這個老粗的腳色，說明俄國人民是不怕強敵的，他們雖然痛恨史大林，痛恨共產黨，他們還得要在祖國的土地上活下去。我自己不善翻譯，就請劉紹銘把這兩節原文譯出。紹銘弟是濟安的高足，自己也是翻譯名家，當然樂意把中譯本補全。為讀者便方起見，我在譯文前面列了一張中西人名對照表，俄國人的姓名，僅憑中文音譯，是不容易記住的。

濟安的「譯者序」不僅說明了故事的背景，介紹了主要人物，也是「莫斯科的寒夜」最公允的一篇批評。現在我把該序全文抄錄在下面，以便提高讀者閱讀這部小說的興趣。

<FONT COLOR="#AA0000">■譯者序</FONT>

一九四二年一個冬天的晚上，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裏正在慶祝十月革命，開著盛大的宴會。斯達林格勒的危險時期已經過去，紅軍正準備反守為攻，英美盟軍剛剛在北非登陸，蘇聯對德戰爭非但有了轉機，而且勝利似乎已經在望，那一天的國慶紀念日，是值得大大的慶祝一番的。

同時在莫斯科的一條大路邊上的一間小房間裏，究半開著，在這寒冷的冬夜竟然沒有生火，一個青年人手裏提著自動步槍，眼睛裏冒著火，很緊張的等待著。他要等一輛汽車在樓下走過，他的自動步槍就要卜卜的往下打去。他所等待的是史大林的汽車。

這一條大路正是克里姆林宮到政府官員鄉間別墅的必由之路，警備是十分森嚴的，莫斯科人普通不呼其名，就叫它做「官道」（The Route）。但是在「官道」兩傍陋室裏居住的人民，雖然身處不斷的嚴密的監視之下，並不是個個擁護他們的政府的。不，他們可能簡直滿懷怨望，把史大林恨如切骨。不論他們表面上是如何的平靜安順，他們的怨恨一有機會還要發洩：他們甚至於可能採取行動，那天晚上手提著自動步槍在寒冷的陋室裏鵠候的那個青年，就是一個例子。

那個青年對於史大林的仇恨，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名字叫做卡爾，本來是用來紀念共產主義的祖宗卡爾‧馬克思的，──是一個革命家的名字。可是他太天真，他愛批評，他的名字又是卡爾，卡爾不是一個德國人的名字嗎？德蘇既然開戰了，名字像德國人的俄國人難免有通敵嫌疑，於是卡爾被捕了。

卡爾的一家都是對得起共產黨的，只是共產黨對不起他們。他的父親伊凡，母親蘭吉，都是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共產黨，但是革命的「功勳」敵不過新統治者的猜忌，伊凡那一批所謂老「布爾什維克黨」正是一九三七年大清黨的對象。伊凡人獄了，由於他的堅不承認虛構的罪名，終算沒有被槍決，可是殘忍的，非人的酷刑已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的傷病之身最後還是在對德戰爭裏奉獻了給他的「祖國」。

蘭吉是個革命的女性，偉大的母親。讀本書開頭幾章「蘭吉的獨白」，讀者不但聽見一個苦惱掙扎的女性靈魂在呼號，也看到了二十世紀的革命精神如何的醞釀，如何的激蕩，如何的迸發，潰裂，終至消沉，幻滅。假如她的血液裏不斷的跳躍著對於她丈夫的愛，對於她兒子的愛，她的恨也是沒有終極的，沒有休止的。她所受的委屈太多了：她曾經幫助促使一個王朝的傾覆，她也眼看她的親人一個個被新的統治者收拾去了。特務的橫行，革命理想的被出賣，無所不在的恐怖的威脅，都影響不了她的革命熱情。她也許是老了，可是她一開口，還是那麼虎虎有生氣，不愧是一個前輩的游擊戰士。好容易看見心愛的兒子從前線溜回來了，她卻忍心看他孤注一擲的作博浪一擊。可是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前面，她還是失敗了。這個革命女英雄最後只成了一批流犯中的一個傴僂的身影而已。

卡爾這個不凡的青年，使我們想起了阿支巴綏夫的沙寧，屠格涅夫的巴剎洛夫，杜斯妥以夫斯基的拉斯格爾尼可夫，那些熱情的，銳敏的，「死心眼兒」的，虛無主義的俄國青年，他們強烈的求知慾迫使他們追究每件事物的根源，他們純厚的天性使得他們熱烈的愛，也熱烈的恨，他們對於生命的抗議使得他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不惜為理想（即使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理想）而死！卡爾就是這樣一個青年。他的思想顯然沒有成熟，可是他的動機是純潔的。他要替人類做一件好事，他要留一篇大道理給天下後世，他只有拿他自己的性命和魔王來拼。十九世紀末葉和廿世紀初葉俄國就多這一類的青年，對於沙皇的被推翻，他們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這一類的青年俄國應該還有，一切黨化教育歪曲宣傳是泯滅不了人的良知良能的。可以使自由世界告慰的是這一類青年是反對史大林的。這個暴君的統治早晚要受到這種熱情的，敏感的，天真的青年的搗亂和破壞，而終於被推翻。

共產黨是要求抹煞人類的個性的，他們計劃把人化作一種只知服從命令，只知聽命做工，不會發問題，不會主動思考的動物。共產黨統治俄國已經有這許多年了，讓我們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成就吧！本書最大成功的地方就是活生生地描繪了很多俄國人：有血，有肉，有個性，他們受著政治的影響，吃著政治的苦頭，可是他們卻沒有被政治所「統一」，沒有變成「僅僅的」政治的動物。他們雖然個性判然不同，但是就他們的深厚樸實看來，他們都是俄國人，就是像托爾斯泰，杜斯妥以夫斯基，屠格涅夫，柴霍夫所描寫的俄國人。也像那些大師所描寫的人物一樣，他們的心裏希望和失望交疊著起伏；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期待著一點點的安慰；時時刻刻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威脅底下苟延殘生。雖然他們是多麼的愛生命呀！

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那個寬大肩膀，身材粗矮的老特務頭子，拉脫維亞人格萊哥：雖然他自己說曾經救過不少人，但是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他手下喪命的人一定更多；在本書開幕的時候，他已經是坐以待斃，等人來收拾他了。他是個相信定命論的（俄國人民族性裏恐怕就有相信定命論的傾向，所以馬克思的那套歷史定命論容易在俄國傳佈），定命論者當青春的朝氣已經喪失的時候，便會變得悲觀而接受現實，聽任命運的宰割。格萊哥非但隨時準備讓史大林來取他的命，而且犧牲了自己救了史大林的一條命。

此外還有那些使人不能忘懷的典型的俄國人：生命力橫溢的，粗俗得可愛的米德迦，優雅的，虔敬的，充滿了同情心的麗莎維德，沉德的，辛勤的，粗壯的，可是終究忍無可忍的安叩。還有在紅軍裏居高位的雅各索夫斯基元帥，整天在憂懼中生活而終於出賣了朋友的美國女人瑪莉‧安德森，幹特務的「小妖精」維妲莉亞……這些都是在一個極權國家裏生活的個人，在「國家」的千鈞重壓之下還保持各人個性的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反應，各人有自己的適應環境的方法，即使最後對那可惡的環境不再能適應了，失敗的方式也是各人不同的。極權國家的力量是無比的龐大的，同時個人的尊嚴也是永古不能毀滅的──這本書另一個最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強烈地描繪了這一個對立：集權國家的力量對著個人靈魂的獨立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是算不完的賬，但是假如集權國家的力量不是如此殘忍可怕，怎麼能顯出人性的如此的偉大和可愛呢？看了這本小說，我相信讀者應該對於人類的前途感覺到有希望的。

本書裏還有幾個享受外交特權，因此少受共產黨暴政的威脅的外國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無疑是詹姆士‧福開森。他是某一個英語國家（不是英國或美國，可能是英聯邦中的一個子國）駐莫斯科公使館裏的一個職員，他在俄國的時期不長，經驗不夠，為人直率而不夠機警，因此招來了不少麻煩。他恨希特勒，他也恨史大林。他對於俄人是同情的，同情到他想插足干涉俄國人的事情的程度。本書不是一本傳奇小說，福開森這個外國人也沒有在俄國造成了什麼神出鬼沒的奇蹟。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他的天真，他的正義感，他的對於暴政的痛恨，使得他成為一個可愛的人物。他和維妲莉亞的一段露水姻緣，改造了那個俄國小女特務的人格，使得那位在唯物主義教育下長大的少女，也嚐到了一點愛情滋味。他在俄國幾個月的耽擱，沒有替他的俄國朋友幫成什麼忙，也許無意中反而給他們添了些麻煩；只是他和維妲莉亞的關係，起初也許只是基於肉慾的引誘，後來倒真發展成為愛情上的結合了。可是政治力量驚破了好夢，他們的關係也至此為止。當福開森在開羅一聲叫喚的時候，「哦，維妲莉亞，這個世紀是多麼的長呀！」

他道出了廿世紀人類的苦悶。凡是遭遇不幸的人都會有「生不逢辰」之感，可是我們在這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已經歷了兩次大戰，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差不多處處碰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這個世紀是不是一個特別不幸的世紀呢？下一個世紀是不是要快樂一點呢？

福開森也許就是作者高夫力‧白倫敦（Godfrey Blunden）的化身。白倫敦一九○六年生於澳州墨爾砵，早歲從事新聞事業，第二次大戰時代表澳洲和英、美各家報紙在歐非各戰場採訪新聞。一九四一年梢迄一九四三年夏駐莫斯科，窮一年半的光陰，親自考查，搜集材料。他的一本小筆記簿，總是隨身攜帶，走了很多地方，碰到很多檢查員，都沒有被搜查出來，他認為是生平一大幸事；否則的話，單憑記憶寫作，本書內容恐怖不會這樣豐富，敘述不會這樣親切的。作者文筆生動，記錄正確，使讀者好像覺得身歷莫斯科一樣。美國前輩作家獨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說：「本書所描寫的人物很正確。所描寫的莫斯科，以及它的寒冷，它的艱苦和恐怖也都很正確。作家之中，只有白倫敦一人能夠使我們在骨髓裏都感到蘇維埃生活的真實情形。」獨斯派索斯自己的「美國三部曲」（U. S. A.）已經是世界文壇上不朽之作了，他也是去過蘇聯的，他的這兩句話實在可以說是本書的確評。

本書的作風顯受到法國普魯斯脫（Marcel Proust），英國吳爾芙夫人（Virginia Woolf），愛爾蘭喬哀思（James Joyce）等心理小說家的影響。本書有幾章是長段的心理描寫，這種心理描寫主要的不是感情的分析，而是過去印象的生動的回憶；但也不是輕巧細膩的那一種回憶，而常常是粗野的景象配合著狂亂的感情。過去的經歷，挾著戲劇性的力量，一幕一幕的湧現在書中人物的心頭。憑了這種手法，作者不單描寫了一九四二年冬天的莫斯科，而且把半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也都包括在內了。

本書的分章辦法也可以提一提。本書敘述的觀點是常常變換的，為了要表現一幅俄羅斯生活的全景（Panorama），這是頂好的辦法。因此第一章是那個外國人福開森的自敘，顯得比較輕鬆；第二章接著蘭吉的回憶，便是氣勢洶湧，場面極廣，感情極深；第三章又是福開森的故事；第四章是用第三者的觀點來描寫德蘇戰爭的一個插曲，雖然好像是要描寫德軍的暴行，和俄國（特別是烏克蘭）人民在德蘇兩種暴政下的走投無路，無所適從，但是主要的還不脫離卡爾的一家。

第五章是福開森第二次去拜訪蘭吉她們一家，那一次他待得很久。從第五章到第十八章「恐懼（瑪莉的獨白）」，都是那一晚上的事情。中間插了兩章關於伊凡盡忠的故事，在時間上這雖然不在同一天晚上發生的，但是在故事的聯繫上以及氣氛上，都和那天晚上的談話以及心理活動有關，所以作者把那兩章放在那個地方。希望讀者對於作者剪裁編排間的苦心，加以注意是幸。

<FONT COLOR="#AA0000">■書後語</FONT>

文壇大師、台大教授，極愛護學生，白先勇、劉紹銘、歐陽子、王文興、水晶等名作家，受他影響既深且遠。本書由濟安先生胞弟夏志清先生作序。以俄國為背景，揭露史達林共產主義奴役人民的暴政，殘摧智識份子的真相，一九四六年出版後，國外「時代週刊」、「禮拜六文藝評論」、「大西洋」等月刊都大力贊揚，譽為極震撼人世，揭露蘇俄內幕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