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托爾斯泰傳．社會‧人文‧史地/人物傳記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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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人才輩出，著作如林」，托爾斯泰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俄羅斯文學到了托爾斯泰筆下開始出現一種大海般恢弘開闊的美。高爾基甚至認為：托爾斯泰「告訴我們的俄羅斯生活，幾乎不下於全部俄國文學」。托爾斯泰的名字和他的巨大的文學遺產屬於整個人類。

托爾斯泰的人生與他的作品一樣富有獨特的色彩。屠格涅夫稱其為「思想的藝術家」，可謂一語中的。作為一個在新的時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緊張探索，並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藝術家，托爾斯泰是極富個性的。儘管他對人生真諦的追求中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學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與托爾斯泰追求的真誠和執著並提。托爾斯泰認為：「我寫的作品就是我的整個人。」藝術創作是他的人生追求的一部分。離開這一點，就很難理解托爾斯泰作品中強烈地表現出來的那種披肝瀝膽的人生追求與嘔心瀝血的藝術探索相交融的傾向。

托爾斯泰以其不朽的著作和高尚的人格，深深地吸引住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讀者注視的目光。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就作品被譯成外文的總數而言，托爾斯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高居各國作家之首。在中國，托爾斯泰也是最早為人們所了解並擁有最廣大的讀者君的少數外國作家之一。早在清朝末年，中國人已經從譯成中文的英美讀物中知道了托爾斯泰。一九○四年，《福建日日新聞》刊載的寒泉子的《托爾斯泰略傳及其思想》一文，是中國人寫的第一篇介紹托爾斯泰的文章，後來通用的譯名亦由此而來。三年後，《民報》首次刊出托爾斯泰的照片，並稱之為「俄國之新聖」。一九○八年，托爾斯泰八十誕辰之際，辜鴻銘等部分在滬中外人士向他發去賀詞，賀詞寫道：「先生當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維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歸於正道，欽佩曷深。」該賀詞至今仍存於莫斯科托爾斯泰博物館內。

托爾斯泰作品的最早中譯也始於二十世紀初葉。除散見在刊物上的外，首次結集出版的是一九○七年由葉道勝和麥梅生翻譯的《托氏宗教小說》。不過，托爾斯泰真正為中國文壇所關注則始於五四前後。在這一由舊文化向現代文化過渡的轉型時期，西方各種哲學和文學思潮紛至沓來，中國文學的單元文化背景第一次被排浪般湧來的外來文化思潮打破了。在當時介紹進來的林林總總的文學作品中，「俄國文學作品譯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國家作品都多，並且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最大」（魯迅語）。而其中又以托爾斯泰為最。

以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二年十年計，托爾斯泰中譯作品有：《心獄》（即《復活》）、《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現身說法》（即自傳三部曲）、《尼里多福親王重農務》（即《一個地主的早晨》）、《克里米血戰錄》（即《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馬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人鬼關頭》（即《伊萬‧伊里奇之死》）、《波子西佛殺妻》（即《克萊采奏鳴曲》）、《黑暗之勢力》、《教育之果》、《活屍》、《藝術論》、《懺悔》（即《懺悔錄》）等幾十種。除了少數作品外，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在此時大都有了最初的中譯本，而它們竟占了當時俄國文學譯介總數的將近一半之多。

自此之後，托爾斯泰的作品在中國得到了日益廣泛的流傳，其印數以千萬計。他的重要作品一再被重諲，《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已各有六種譯本，《復活》 則多達八種。田漢和夏衍還分別將《復活》改編成話劇，搬上了舞臺。中國已出版十七卷本的《托爾斯泰文集》。他的書信和日記、夫人日記、同時代人回憶錄，以及各種傳記材料（如羅曼‧羅蘭、莫德、貝奇坷夫、波波夫金等人的著述）也先後被譯介到中國。中國文壇對托爾斯泰的作品以及著述的高度的譯介熱誠，令世人矚目。

譯介的熱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托爾斯泰對中國文學影響的深廣。著名翻譯家耿濟之認為：「他是俄國的國魂，他是俄國人的代表，從他起我們才真正認識俄國文學是人生的文學、是世界的文學。」托爾斯泰的「人生的文學」中表現出來的人道精神、批判意識和哲理內涵，得到了中國新文學先驅者的認同，並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在托爾斯泰對真實人生大膽描摹和無情剖析的作品面前，許多中國作家痛感到中國舊文學的「暪和騙」，決意要「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魯迅語）。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學觀念的支配下，中國文學才顯示新的生機。

有人曾贈給魯迅一副聯語：「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托尼學說」一詞雖難以蓋全，但也點出了托爾斯泰對魯迅的思想影響。托爾斯泰對中國作家的藝術影響更是因人而異。如茅盾尤為偏愛托爾斯泰的長篇藝術。他認為，自己在創作時「更近於托爾斯泰」。他強調要研究托爾斯泰怎樣結構布局，怎樣寫人物，怎樣安排大場面，而這些恰恰是茅盾從托爾斯泰那兒得益最多的地方。他還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尤其得益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其實，類似的說法在其他作家的創作談中也俯拾皆是。

盧卡契說得好：「真正的影響永遠是一種潛力的解放。」中國文學正是在迫切地為自己尋找一條新路的時候發現了托爾斯泰和俄國文學，並且在一種內在需要的制約下，與它保持了「持續的結合」。這種結合總體上導致了中國文學潛在力的勃發，從而不斷推進著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同時，經過揚棄、變形後的托爾斯泰的文學遺產已成為中國作家的重要的思想和藝術寶庫。

在托爾斯泰介紹到中國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歷經了倏忽上下的種種思潮的人們發現，托爾斯泰依然為十九年代的讀者所喜愛，他的作品在中國始終盛銷不衰。前不久，當代作家劉心武在談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學愛好者心儀」的原因時認為：「倒也不是人們鍾情於他們終極追求的所得，什麼『勿以暴力抗惡』，什麼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熱，依然不為人們所追隨而信奉，但人們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到靈魂震撼和審美愉悅的，並不是那終極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終極追求的勁頭本身，那瀰漫在他們作品字裡行間的沈甸甸的痛苦感，是達於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滿了琴弦振顫般的張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心靈共鳴中承繼了一種人類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這話不無道理。

當然，托爾斯泰對讀者的吸引還來自於他的作品的獨特的審美風貌。他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小說，在藝術上超群出眾。就他的三部長篇巨著而言，作品中那史詩式的生活涵蓋面、探索型的人物、深沈的藝術思辨力量、縱向開放和橫向拓寬的結構形態、動態的多重色彩的性格塑造，以及辯證的心理分析等一系藝術要素相互影響，本則交織，以內在的有機聯繫構成了一個帶有作家獨特印記的藝術系統，從而較為充分和較為全面地發揮了長篇體裁從審美上大容量地把握現實的巨大可能性。因此，著名的法國作家馬丁‧杜‧加認為：「托爾斯泰對於未來的小說家是最好的導師。」這一切正是托爾斯泰不朽魅力之所在。

當我們的目光從托爾斯泰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掠過時，不能不注意到托爾斯泰對中國的興趣。對精神上的聯繫而言，他是十九世紀眾多的俄國作家中與中國聯繫最密切的一個。托爾斯泰一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親切的感情。早在他的青年時代，托爾斯泰就關注中國人民的命運，在他的著名小說《琉森》中憤怒譴責了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的屠殺。到了他的晚年，這種譴責就變得更加激烈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法、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大舉入侵中國，瘋狂進行燒殺搶掠。這時，我們在托爾斯泰的日記和文章中一再看到這樣的話：「俄國人、日本人、英國人、德國人。都想占據中國；爭吵，外交的鬥爭──還將會有軍事上的爭奪……」（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日記）；「尼古拉二世還下令屠殺中國人，犯下了跟他的和平倡議完全背道而馳的駭人聽聞的暴行，可是四面八方又響起讚揚之聲，既讚揚進軍的勝利，又讚揚皇上的和平政策的繼續推行」（《不可殺人》）。一九○○年，托爾斯泰還寫下了《致中國人民書》一文。

對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對於以孔子、老子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哲學，托爾斯泰有著濃厚的興趣。一八七七年，托爾斯泰專心致志地研究過老子等人的著作。在這以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裡，他樂此不疲。托爾斯泰的書信和日記中留下了許多這方面的記載。如在一八八四年三月至四月間，托爾斯泰寫道：「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極了，同老子一樣──順應自然法則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我的良好的精神狀態也要歸功於閱讀孔子，而主要是老子。」「讀萊傑譯的孔子的英文本到深夜。幾乎所有的話都重要而且深刻。」「讀孔子，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好。」「開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又如一八九三年十月的日記裡，托爾斯泰寫道：「波波夫在這裡。我同他一起從斯特勞斯的德譯本翻譯老子。真好！應該編成一本書。」那年秋天，托爾斯泰收到一本德文版的老子的《道德經》，十分高興。大約十年前，他曾經根據法譯本譯過這部著作的一些章節，覺得不夠理想。於是，九月裡他在波波夫的幫助下，又興致勃勃地翻譯了起來。日記裡記的就是這件事。這時，托爾斯泰結識了精通漢語和俄語的日本學者小西氏。後來，俄國出版了由小西氏翻譯，並經托爾斯泰校訂的《道德經》的俄譯本。
就在那年十一月，托爾斯泰在致友人切爾特科夫的信中還談到：「現在開始閱讀理亞格的書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寫一本關於中國智慧的書，特別是關於人性善和人性惡的問題的討論。」

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通過英、法、德等國的文字閱讀過的有關中國的專著和論文多達三十二種，他還撰寫和編輯過近十種有關中國哲學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如《論老子學說的精髓》、《論孔子的著作》、《孔子‧生平及其學說》、《中國哲學家墨翟‧論兼愛的學說》等。九十年代初期，托爾斯泰在回答關於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對他的影響最大的提問時說，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則是「巨大」。確實，中國古典哲學中的道、無為、仁愛、克己、兼愛等學說激起了世界觀激變時期和激變以後的托爾斯泰強烈的思想共鳴，他試圖從中尋找生活的真理。

在生命的最後時期，托爾斯泰還先後給兩個中國人寫過信。前一封信寫於一九○五年底，托爾斯泰在這封回復被得堡法政大學中國留學生張慶桐的信中說：「在我整個漫長的一生中，我曾經有好幾次同日本人見過面，但從沒有一次同中國人見過面，也沒有發生過關係，而這正是我一向非常嚮往的；因為很久以來，我就相當熟悉（當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這對於一個歐洲人是常有的情況）中國的宗教學說和哲學；更不用說孔子、孟子、老子和他們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駁斥了的墨翟的學說，更特別使我敬佩）。我對於中國人經常懷有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於可怕的日俄戰爭的種種事件而更為加強了。」後一封信寫於次年秋天，托爾斯泰在致中國學者辜鴻銘的長信中寫道：「中國人的生活一向引起我的興趣，我曾盡家想理解中國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國的宗教智慧……我也讀過中國有關佛教的書籍以及歐洲人所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最近，在歐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國人對中國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後，中國人的一般情緒特別引起我的興趣，並將繼續引起我的興趣。」「中國人過去經歷過，現在仍經歷著的折磨是巨大的和艱難的。」「中國人不能不感到必須改變自己與政權的關係。」托爾斯泰認為：「在我們的時代，人類的生活正發生著偉大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中國應該在領導東方民族方面發揮偉大的作用。」儘管托爾斯泰囿於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為中國人民指點了一條空想的道路，但是他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始終是真摯的。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前半年，他還深情地說過：「假如我還年輕的話，那我一定要到中國去！」

托爾斯泰──這位熱愛中國和中國人的偉大作家，也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熱愛和懷念。

筆者對托爾斯泰懷著由衷的敬意，因而也希望這本拙著能對讀者了解這位偉大的作家的生平和創作道路有所裨益。藉此機會，謹向我的導師、托爾斯泰研究專家倪蕊琴教授和友人謝天振副教授致以真誠的感謝，並向為此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的中外學者致意。


■書前語

托爾斯泰，一個把自己的精神肉體深深地融入作品中的藝術家，俄羅斯文學到了他手中逐漸出現一種大海般恢弘開闊的美，展露了獨具的撼人的藝術魅力。他對人生真諦的追求中常帶有那個時代的深刻烙印，且在以往的文學家中很少有人能與托爾斯泰追求的真誠與執著相並論。其人生哲學與他的作品一樣富有獨特的色彩，特別是對於中國古典哲學的濃厚興趣以及全身心追求人生的態度，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提供了不朽藝術創作的深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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