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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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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是我國從上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典籍。所以《漢書藝文志》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據此，使我們得以推知，《尚書》在孔子之前，只是一種檔案式的史料，沒有什麼次序可言，自從孔子纂書以教，始有系統可按。就性質說，它是一部「政書」，所以包羅非常廣泛，舉凡內聖外王之理，建國君民之則，乃至唐代的史學大家劉知幾，在他著《史通》卷四「斷限篇」中說：「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及群籍。」平心而論，《尚書》這部典籍，全是我先民在生活的歷程中，為需要而逐漸開展的文化紀實，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中國文化遺產。因此，它的價值，也就不言可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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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書

第一章：認識《尚書》
壹、為什麼稱作《尚書》
貳、《尚書》的編集
參、今文《尚書》
肆、古文《尚書》
伍、偽古文《尚書》
陸、《尚書》的大、小序
柒、《尚書》的流傳
捌、應有的體認

第二章：堯舜的治化
壹、堯的形象
貳、堯的治化
參、堯的作為
肆、堯的求賢
伍、舜的攝政
陸、舜的即位
柒、結語

第三章：皋陶陳謨
壹、前言
貳、大義探討
參、結語

第四章：禹貢山水
壹、禹貢解題
貳、九州敷土
參、九州山水
肆、治平措施
伍、地平天成
陸、結語──禹貢的價值
柒、附載
捌、本篇參考書目

第五章：從「金滕篇」看周公的忠藎
壹、前言
貳、大義探討
參、結語

第六章：周公告成王以「無逸」，乃治國之本
壹、前言
貳、大義探討
參、結語

書摘

第一章：認識《尚書》

壹、為什麼稱作《尚書》

《尚書》又稱《書經》，在我國的文化演進過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為什麼稱作《尚書》？如長話短說，實可一言而盡，那就是：「從上古時代所遺傳下來的一部典籍。」所以叫《尚書》。因為「上」與「尚」，在古代是可以通用的。換句話說，該用「上」字的地方，用「尚」字也可以代替。套句訓詁學上的術語來說，就叫做「同音通假」，意思是：凡是同音的字，都可以借來通用。

話雖如此，可是「尚書」這一名詞，卻在先秦的典籍中無法找到，當時文人學士，著書立說的時候，如果要引用《尚書》中的言論，只是說「書曰」，或是「某書曰」，根本就找不到「尚書」這兩個字連用在一起的例子。如：

《論語．為政篇》說：「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這意思是：孔子說：《尚書》中有這樣的記載說：孝的功用可真大啊！只有孝，才能使兄弟之間，永遠友愛和睦。

左氏襄公十三年傳說：「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意思是：《尚書》說：在上位的國君有善政，這是全體人民所仰賴的。

襄公三年傳說：「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這意思是：尚書中的《商書》說：不偏邪不私黨，王道的推行，就坦蕩無阻礙了。

成公八年傳說：「周書曰：『不敢侮寡。』」

這是說：在上位推行政令的人，要一視同仁，對於孤苦無依的可憐人，絕不能輕忽。

《孟子．滕文公篇》上說：「書曰：『若藥不瞑眩（ㄇ一ㄢ　ㄒㄩㄢ），厥疾不瘳（ㄔㄡ）。』」

意思是說：《尚書》說：生病吃藥，假如藥服下去以後，藥力不能發揮，不能使病人感到頭暈眼花，那麼他的痛就不能好起來。

同為下又說：「書曰：『洚（ㄐ一ㄤ）水警余。』」（案：警，「大禹謨」作儆。）

意思是：《尚書》說：（舜告禹）洪水警懼了我。

《苟子．勸學篇》也說：「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這是說：所以找說：《尚書》呀！是記載政事的。

以上我們所舉的《論語》、《左傳》、《孟子》、《荀子》，都是先秦的典籍，當他們稱引《尚書》中的言論時，不是說「書曰」，就是說「某書曰」，我們是找不出「尚書」一詞的。然而《尚書》這個稱呼，到底是怎樣產生的？有關這個問題，說法非常不一致，我們從紛雜的言論中，約可歸納成三種。

1．把《尚書》尊為天書的說法：主張這種說法的有二家，一篇書緯璿（ㄒㄩㄢˊ）璣（ㄐㄧ）（一件璇機）鈴。他說：「尚，就是上天的上，就好似上天垂文象，布施節度的書，也如同天體運行一樣的有規律、有節度，……因為它是書，所以就加上一個『尚』字，用來表示尊重的意思。」一是漢代的鄭康成，他說：「尚書的尚，就是上天的上，我們尊崇它，就如同天書一樣。」（《尚書正義》引）

2．以「上」為君主，君主的言論，為史官所記錄的說法：主張這種說法的也有二家：一為漢代的王充，他在所著《論衡．須頌篇》中說：「有人解釋尚書說：尚，就是君上，君上的所為，被在下的人所書記。在下的人是誰？就是臣子。這樣說來，那就是臣子記載君上的所為了。」一為曹魏時代的王肅，他說：「君上所言，史官所書，所以叫做尚書。」

3．以為是上古之書的說法：主張這種說法的有三家：一是春秋題辭（案：為緯書）。他說：「尚，就是上的意思，尚書，就是上世帝王遺留下來的書。」（《初學記》二十一、《太平御覽》六百九引）二是漢代的馬融。他說：「因為它是上古遺留下來的一部書，所以叫做尚書。」（《尚書正義》引）偽孔傳大序與馬氏說同。三為唐代的孔穎達。他在《尚書正義》中說：「尚，就是指上代的上，是說這是上代以來的書，所以叫尚書。」

以上所舉的三種說法，我們認為璿璣鈴的言論，迂曲荒誕，而且迷信的色彩太濃，所以不足採信。然而鄭氏康成卻本著這種言論，來建立自己的學說，這是不對的。我們都知道，孔子對於《易經》也非常重視，他曾經這樣說：「多給我一些時間，使我從容的學易，就可以避免大的過失了。」可是也不曾把《易經》尊為天易啊！孔子曾經這樣說過：「上天何嘗說過話？」難道說孔子真的以為上天有書嗎？至於王充、王肅所說，那是以上為君主，以下為史官（臣子），如果我們認為這說法是對的，那實在應該說是「下書」，因為是在下的臣子所記啊！所以近人簡朝亮駁斥說：「史官記錄君臣的所為，難道只是記載君上的書？只是記載言論的書？」（見《尚書集注述疏》卷首）所以二王的說法，我們也不認為是正確的。因此，我們以為春秋題辭、馬融、孔穎達的說法最為確當中肯。

至於「尚」字為何人所加的問題，孔穎達則以為始於伏生（見《書序正義》），以理推測，這說法是可信的。因為在伏生以前，根本就沒有《尚書》這個名稱，然而伏生所著書，則名為《尚書大傳》（案：此書為伏生弟子輯錄其遺說而成），從此以後，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就稱《書》為《尚書》了。所以我們說，《書》的名為《尚書》，應該從伏生開始。

最後我們還想一提的，就是《墨子．明鬼篇下》所說的「尚書」，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尚書》，是辭同而義異的。《墨子》原文是「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書。」這是按照時代先後來說的。首先為夏書，其次是商、周書，所以孫詒讓《墨子閒詁》把這句話改為：「故尚書者夏書。」並注說：「尚者，舊本作尚書，王念孫讀書雜誌墨子第三說：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尚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這記載，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墨子》所說「尚書」的真正意義。因《墨子》一書，也是先秦的典籍，既然有此記載，惟恐引起誤會，所以附此說明。

貳、《尚書》的編集

要了解《尚書》是否為孔子所編集這個問題，可從兩方面來探討。

1．從儒家書籍所載內容來看：前節我們已經確定了《尚書》為上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典籍。而就其內容說，這部書記載了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公的事蹟，當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仁民愛物、治國興邦的大道，會含蘊其中，且孔子又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一位大聖人，而《尚書》自然是他「祖述、憲章」的對象，更何況孔子又設教於株泗之間，開創了平民教育的先河，傳授先王的道統，受業弟子有三千人，而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至今，我們尊稱他為至聖先師。然而我們要問，孔子用什麼來教授弟子？要回答這個問題，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在《論語》中找答案。因為這部書，是研究孔子思想言論最使人信服的著作。

「子罕篇」說：「顏淵渭然歎曰：博我以文。」

「雍也篇」說：「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學而篇」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曹魏何晏《論語集解》引馬融的話說：「文者，古之遺文。」宋．朱子（熹）《四書集注》說：「文，謂詩書六藝之文。」邢昺《論語疏》說：「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也。」

從以上三家的注解中，使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孔子用《尚書》作為教本，乃是必然的事情，更何況太史公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又以肯定的口氣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這更可證明我們的見解是有根據的。

孔子既然以《尚書》為教材，可是《尚書》在當時，又是如何的一個情狀？《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詩、書既然殘缺，而孔子又以書作為教本，那就勢必要先加以處理、排比，同時也更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難道不是情理之常？要證明這些並不難，如：

「述而篇」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字雖有「常言」「正言」即官話兩種不同的見解，但不管採取哪一種說法，都可以拿來作為孔子對《尚書》有深入研究的證明。因為當執以教弟子或「時人」的時候，如對其內容不作深入的研究，又如何可以教人？除此以外，在孔子平時對答「或人」與弟子的言論中，不時引《書》文作解，也可以證明孔子對《尚書》有深入的研究。如：

「為政篇」說：「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憲問篇」說：「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這不更可證明孔子對《書》文見解的透闢和運用的精熟？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孔子不僅明用《尚書》中的文句，來教弟子，應答時人，同時也暗衍《書》義，來說明事理。如：

「學而篇」說：「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在「里仁篇」、「陽貨篇」都有同樣的記載。）

這句話如與《尚書．皋陶謨》所載：「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對照來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巧言令色」四字，是暗衍於《尚書》的。這就無怪乎陳灃在他所著的《東墊讀書記》中說：「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孔子說尚書也。」這種利用《尚書》的句例，來說明事理的情形，如果沒有深刻的體悟，又怎能說得出來？

以上所舉，足可以證明孔子對《尚書》有深入的研究。既有深入的研究和體悟，而其時《尚書》又殘缺不全，孔子拿來作為教材，而加以整理、排比，難道不是極其自然的事？

2．從史籍中所載言論來看：《尚書》就文體來說，既然是典、謨、誓、命、訓、誥一類的文字，那就無異於公文檔案，如周禮有外史之職，《史記》稱老聃為周代守藏室的史官，或又說他是「柱下吏」，其實說穿了，還不都是掌管此類公文檔案的官吏？既然是公文檔案，自沒有什麼次序可言，就是有次序，也難合於教材的需要。然而孔子卻要拿它來作為教材，來教導學生，在此情況下，那就非加以編次不可了。所以在史籍中有如下的記載：

（1）《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2）《史記．儒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
（3）《漢書．藝文志》說：「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
（4）《漢書．儒林傳》說：「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

根據以上所引的這些史實記載，《尚書》的編集，從孔子開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參、今文《尚書》

所謂今文《尚書》，就是將原本古篆（殷、周文字）的《尚書》，改用漢代通行的隸體字書寫的本子。伏生，是漢代傳授今文《尚書》的第一人。《史記．儒林傳》說：「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ㄔㄠ）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史記》的這段記載，計有三件事情可說：一是伏生所傳的《尚書》為二十九篇。二為伏生就是用這部書傳授學生。三是伏生晚年又傳錯。其他如《史記．錯傳》、《漢書．儒林傳》，甚至王充《論衡》等書，所有的記載，大都相同。

至於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篇目的說法，見解也不一致，以伏生所傳為二十九篇的，有《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及近人王先謙等。以伏生所傳為二十八篇的，有東漢．王充《論衡》、《隋書．經籍志》，以及唐．孔穎達等，茲述其大要如次：

1．東漢．王充《論衡．正說篇》說：「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案：存，察也。）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增加）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這是說，伏生所傳《尚書》為二十八篇，合河內女子的獻書，增加一篇，才成為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也是這種看法。它說：「至漢，唯伏生口傅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這是主張伏生所傳《尚書》為二十八篇的證明，不過《隋書．經籍志》所說，卻更為清楚。

2．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說：「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疑之。」這又以為伏生所傳本為二十九篇了。

3．唐．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說：「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警，初非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博同也。」這是說：伏生所傳為二十九卷，三十四篇，去泰誓三篇，則為三十一篇。

4．《漢書．藝文志》又載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所以這樣不同，全是由於篇目的分合所致。所謂歐陽經三十二卷，是將伏生所傅二十九篇中的盤庚分為三篇，再加上書序一篇。而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呢？這是因西漢人不注解書序，故僅有三十一篇。

近人王先謙所著《尚書孔傳參正》，在序例中談到《尚書》篇目的分合問題，則又有不同的目解。他說：「漢書藝文志尚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一篇為一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堯典一（原注：連慎徽五典以下），皋陶謨二（原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坶（今作牧）誓十，鴻（一作洪）範十一，大誥十二，金滕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土十九，無佚（一作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一作費）誓二十六，甫（一作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王先生又說：「知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者，偽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釋文云：『歐陽大小夏侯合為顧命。』此其明證也。既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篇矣。仍為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大小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為二十九篇之明證也。」由這段話，可知王氏以為伏生所傳《尚書》，本為二十九篇，其後又得泰誓，乃合康王之誥、顧命為一，就篇數說，仍為二十九，可是已經不是伏生所傳舊有的篇目了。

以上我們引了五家的言論，對《尚書》的篇目，雖然各有說辭，但說法並不止於此，綜合起來，加以歸納，大約有四種主張：

第一，以伏生所傳為二十八篇，顧命、康王之誥本合為一，併序一卷為二十九篇的，有朱尊、陳壽祺、陳喬樅三位先生。

第二，以伏生所傳本為二十八篇，太誓後得，合伏生二十八為二十九篇的，有顧炎武、王鳴盛、江聲、孫星衍四位先生。

第三，以伏生二十九篇本有太誓，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的，有王引之、章太炎兩位先生。

第四，以伏生二十九本無太誓，顧命、康王之誥，本分為二，太誓後得，始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的，有王先謙、皮錫瑞、龔自珍、陳夢家、屈萬里五位先生。我們就著以上四種主張，再驗證《史記．周本紀》所說：「作顧命，作康誥（即康王之誥）」，以及《漢書．儒林傳》所說：「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的話來看，當知顧命、康王之誥，本來就是兩篇，而伏生所傳授的《尚書》、二十九篇，就篇數說已經夠了，並不包括太誓、書序在內，所以我們認為王先謙的話，最可取信。

為明白計，茲再將前引上充《論衡》、孔穎達《尚書正義》、以及《漢書．藝文志》等有關伏生所傳《尚書》篇數的異同，作一提要式的說明：

第一，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說的二十九篇，是將《史記》、《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所說伏生傳授的篇數（二十九）加河內女子所獻的偽太誓，列入今文中，又將顧命、康王之誥併為一篇。這是王充所說的二十九篇。

第二，孔穎達所說約三十四卷，是將盤庚分為三篇，太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又分為二。這就是孔穎達所說的三十四篇。如把太誓三篇去掉，就是他所說的三十一篇了。

第三，《漢書．藝文志》說：「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王先謙說：「分盤庚三篇故也。」《漢書．藝文志》又說：「歐陽經三十二卷。」王先謙說：「云歐陽經三十二篇者，併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也。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漢人不為序作解詁也。」（原注：馬、鄭始為序作傳注。以上王先謙說，並見孔傳參證序例。）我們認為這說法是對的。

肆、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是魯恭王從孔子的屋壁中發現的。後來此書全部為孔安國所得，並用今文來讀說，因此建立了他的古文家法。證據如左：

1．《史記．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2．《漢書．楚元王傅》、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3．《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傳》說：「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徒王魯（案：前三年，應作孝景三年。見《史記．孝景紀》），……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4．《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末列于學官。」
5．王充《論衡．正說篇》說：「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

根據以上所引的五則言論，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古文《尚書》是在孔子的屋壁中所發現，並且全部為安國所得，用今文來加以讀說，因此也就建立了他的古文家法。但是在此五則言論中，我們卻不能全以為是，如劉歆說：「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班固說：「武帝末、安國獻之」等語，都和史實不符。我們從前文所引《漢書．魯恭王傳》，知道魯恭王王魯時，是在景帝三年，又知恭王的「初好冶白室」，由此推知恭王壞孔子宅得書的時間，當在王魯的初年，王充《論衡》謂「在孝景帝時」，這說法是正確的。

至於說到獻書的人，《漢書》以為是孔安國。這說法也有商榷的必要。清代的閻若璩（ㄥㄩ）先生，對此問題，見解最為精闢，他在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卷二中說：「按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案：即今早字）卒。司馬遷與安國遊，記其早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今作倪）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3年乙卯（案：為西元前126年），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案：西元前92、91年），相距八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獻書而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又說：「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司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台。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之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司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人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記，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閻氏的話，實發人之所未發，就是我們現在來讀這些言論，仍舊可以使我們怡然釋懷。至於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也說：「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的話，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據宋本《文選》，也證明了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也有「家」字。（辨孔安國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皇清經解四頁2595）由此可證，獻古文《尚書》的，是安國的後人，而絕不是孔安國本人。

其次，我們所要探討的，就是古文《尚書》的篇目。茲先引述史料，然後再作分析。

《漢書．藝文志》說：「孔安國悉得其書（案：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案：指伏生所傳，不含泰誓），得多十六篇。」又說：「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固自注說：「為五十七篇。」桓譚《新論》說：「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除序文外），為五十八篇。」唐．顏師古注說：「孔安國書序云：八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

根據以上所引史料，可知古文《尚書》，除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相同外，還多出了十六篇，這十六篇的篇目，孔穎達《尚書正義》據鄭氏康成注書的記載是這樣的：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共篇共卷，故為十六。」（見正義堯典疏）這個篇目，為所有的古文《尚書》家所承認。

這十六篇，才是真正的古文，可惜的是並沒有流傳下來。其中武成一篇，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就已經亡佚了。在未亡佚前，也沒有師說（見堯典正義引馬融書序）。因此，古文《尚書》在西漢時期，並不顯著。這種道理，清代經學大家閻若璩知道得最清楚，他說：「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案：平帝時曾一度置古文博士），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壁中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玄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及群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秘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尚書疏證）從這段言論中，我們可以確然知道十六篇古文，除其中武成一篇亡佚於東漢建武年間外，其餘的十五篇，均已佚在晉永嘉的喪亂中。現在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到了。因此，雖然後世偽古文《尚書》的篇目，多和此十六篇相同，可是都是假造的偽品，絕對不是舊有的古文《尚書》了。為了清楚起見，茲再就前引各家有關古文《尚書》的篇目，歸納如左：

1．《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古文四十六卷，以伏生二十九篇加十六篇，再加序（指小序，馬、鄭總為一篇）一篇，所以是四十六卷，這是一篇為一卷。
2．桓譚《新論》所說的五十八篇，那是將歐陽、夏侯傳本的二十九篇，把其中的盤庚分出三篇，再加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加古文二十四篇（由十六篇擴大），故為五十八篇。
3．班固所以說為五十七篇，這是因為武成一篇在建武的時候就已經亡佚了。桓譚說為五十八篇，因譚死在建武以前。在他死時，武成一篇尚未亡佚。
4．顏師古注所以說成五十九篇的原因，這是他把馬、鄭所總為一篇的小序，又加上去的關係。


伍、偽古文《尚書》

偽造的古文《尚書》有兩本。一篇西漢成帝時，東萊人張霸假造的《尚書》百兩篇。一篇東晉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現在就分別加以說明：

1．張霸所假造的《尚書》百兩篇：在古籍中，揭發這種事實的記載有二：第一，《漢書．儒林傳》說：「世間所傳百兩篇尚書，出東萊人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第二，王充《論衡．正說篇》說：「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曰：霸罪當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我們根據這兩則記載，已足可確切地知道張霸所上的百兩篇《尚書》為假造，不需再作其他方面的求證。自魏、晉以來，不曾發現有人稱述，大概在漢代就已經亡佚了。

2．東晉梅頤所上的偽古文《尚書》：關於這部偽書的來歷，唐代的孔穎達，在他奉命撰寫的《尚書正義》中，已經為我們引證得很清楚了。

第一，他引《晉書．皇甫謐傳》說：「姑子外弟梁柳邊（案：邊字疑衍），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第二，又引《晉書》說：「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林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頤字沖真，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案：前晉之前疑誤，當為東晉）奉上其書而施行焉。」這段記載，把古文《尚書》的授受淵源，交代得又是何等清楚。

此外，在《隋書．經籍志》中，也能找到有關梅頤上書的言論。《隋書．經籍志》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缺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

以上所引三則言論，除都以為古文《尚書》為梅頤所獻外，而《隋書．經籍志》更說所獻的古文《尚書》，就是漢代孔安國用今文讀說的那部《孔安國傳》，（至於孔安國到底有沒有為古文《尚書》作傳，我們留在大、小序辨疑節中再說）此傳，就是現在通行、被收在十三經注疏中的五十八篇《尚書》偽孔傳。這五十八篇，是從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中，自堯典中，分出舜典，自皋陶謨中，分出益稷，又分盤庚為三篇，總共為三十三篇。此外又假造了二十五篇，這二十五篇的篇目是：（1）大禹謨，（2）五子之歌，（3）胤征，（4）仲虺之誥，（5）湯誥，（6）伊訓，（7）（8）（9）太甲三篇，（10）咸有一德，（11）（12）（13）說命三篇，（14）（15）（16）泰誓三篇，（17）武成，（18）旅樊，（19）微子之命，（20）蔡仲之命，（21）周官，（22）君陳，（23）畢命，（24）君牙，（25）冏命。這二十五篇，從宋代的吳棫（ㄩ）、朱熹、蔡沈及二代的吳澄，就有了懷疑，直到明代的梅鷟（ㄓㄨㄛ），才參考各書的記載，舉例證明為後人假造。由於他的見聞不廣，在資料方面的採集，也不周備，所以效用不大。但到了清代的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來指證古文《尚書》的所以為偽造。惠棟更著《古文尚書考》，將梅頤所上的偽古文《尚書》偽造所依據的書，遂篇逐句地一一抉發其出處，並辨梅氏增多古文的謬誤，竟達十九條之多。這兩部書作成以後，廣得《尚書》家的認同，而古文《尚書》的偽造，至此就成為「定識」了。所以負責總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在提要中這樣寫道：「古文之偽，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扶其（ㄒ一ㄚ）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ㄔㄨㄛ），而見聞較狹，蒐（ㄙㄡ）采未周，至閻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這話說得又是多麼真切、生動、有力量。

我們既然披抉了東晉梅頤所上古文《尚書》是偽書，但是否還有一讀的價值？如單就歷史來說，除去增添一段談資外，其餘並不足重視。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站在其對後世影響及實質的作用上說，又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有關這個問題，前賢已經注意到了。如清人焦循在他所著《尚書補注》序中，就曾發表了精闢的見解。他說：「置其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陳灃非常同意這種看法，所以他在《東墊讀書記》中大加讚賞的說：「此通人之論也。即以為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這兩位先生的話，我們認為極具卓見。更何況偽古文，往往採摘古籍中的嘉言懿行為說，多可作為世人永久的法則。如「大禹謨」說：「滿招損，謙受益。」「五子之歌」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仲虺之誥」說：「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及「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伊訓」說：「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咸有一德」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旅獒」說：「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等，這不都是我們常常引用的格言？因此，我們認為：用這些格言來修德的話，那真是「莫之為尚」，用它來教誨子弟、世人，那就既可「成己」又可「成物」，用它來治理國家，就能夠移風易俗，行美俗善。所以今人戴君仁先生說：「偽書儘管是偽書，好書依然是好書，所以這二十五篇偽古文，我們不看作上古的經典，三代的信史，而只當部子書，仍然是有很高的價值的。」（《孔孟學報》第一期）這見解再透闢也沒有了，我們願意舉雙手贊同。

<FONT COLOR=#AA5555>●編者簡介</FONT>

李振興

國家文學博士。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著有《說文地理圖考》、《王肅之經學》、《尚書流洐及大義探討》、《尚書學術》等。注譯作品有《東萊左氏博議》（與簡宗梧教授合譯）、《顏氏家訓》。

導讀

李振興

親愛的朋友：

《尚書》，我們過去都稱它為《書經》，在文字方面，是一部比較難讀的書。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就曾經說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的話。雖然如此，但在專制時代，它始終被列為科舉必考的書。因此，凡是想求取功名的人，就必須要讀它。可是到了近代，科舉的制度廢除了，所以它也就失去了時代應有的價值。又因為它「佶屈聱牙」，因之也就更加無人問津了。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它畢竟是我國從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部寶典，是「二帝三王」施政、布德、教民、養民舉措的紀實。就文化方面說：它是根源，在演進的過程中，它居於中堅的地位，沒有它，我們對於先民上古時代的生活情景，就一無所知，即有所知，也只是一鱗半爪，這樣以來，我們如談文化的來源，也就成了問題。因此，我們如果要尋根的話，那就不能不講《尚書》。

就性質方面說：它是一部「政書」，包羅非常廣泛。舉凡內聖外王之理，建國君民之則，乃至天文、地理、教育、經濟、官制、刑律等，無不含蘊其中，所以唐代的史學大家劉知幾，在他所著的《史通》卷四「斷限篇」中說：「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書。」平心而論，《尚書》這部典籍，全是我先民在生活的歷程中，為需要而逐漸開展的文化紀實，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中國文化遺產。在這部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化民成俗的政治措施，同時也可以窺見古代聖王法天、修德、以仁義為懷的胸襟，把它視為文化的根源，實不為過。

就實用方面說：《尚書》為我開國以來，聖聖相傳的智慧積累，一文物，一制度，一風尚，完完全全都是從我們民族的生活需要中所產生，絕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因此，它最實用，也最有價值。不僅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可作為永久的建國指導原則，而今我們放眼學術之林，凡是與我國固有文化史有關連的，也都會涉及到它。如研究歷史的人說：「六經皆史」，研究地理的人說：「尚書禹貢，為地理之祖」，研究政治的人說：「尚書為政治史之嚆矢」，研究教育的人說：「尚書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研究經學的人說：「尚書為六經之一」，研究文學的人說：「尚書為散文之始」，研究天文的人說：「尚書已有觀象授時之言」，研究經濟的人說：「賦稅在禹貢中，已有綦詳之載」，研究工程的人說：「大禹為工程師之祖」……凡此所舉，都有事實的記載，絕對不是附會，而且如果繼續舉下去的話，尚不知凡幾。僅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價值了。更何況它還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為宋人言心、言理、言性的所自出？

就讀此書的態度方面說：雖然《尚書》有它無上的價值，但其中的記載，究竟是屬於上古哪個時代，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當然不可能冉回復到上古時代的那種情景，果爾的話，那就難免遭受「食古不化」的譏笑了。因此，我們僅將心情回復到《尚書》時代來玩味也就夠了，就著其中的情節，作最合理的設想，以求符合那個時代，這樣才能體會出先代聖王的用心。當我們心有所會、融合通貫以後，擇取可用於現代者，再加以發揚光大。所謂「通經致用」，其道理就在這裏。就是因為這部書，是我開國以來，聖聖相傳智慧的積累，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其中所含蘊的至理名言，可用於當今者甚多，如堯的法天理、順人心，舜的知人善任，禹的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皋陶陳謨的修德化民，周公的忠盡、孝友等，這不都是俟諸百世而皆準的大則大法？這種大則可以治國，小則可以修身的道理，只要我們願意虛心的去體會，隨處都可發現。

就文字表現方面說：本書則採取了力求淺近的做法，盡量做到深入淺出，使它大眾化、通俗化，借以喚起國人研究《尚書》的興趣，以期達到發揚固有文化的終極目標。

因篇幅有限，本書雖無法作全面的解析與探討，但就尚有代表性的篇章，連綴起來，予以闡發，相信讀者們更易掌握原典的精神面貌。但匆匆成編，疏漏的地方，也一定有，尚希朋友們，有所匡正。肅此

敬祝
愉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