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章制度的總匯：通典 - 張榮芳 - 文學/古典文類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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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採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大唐帝國寫下一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通典》就是一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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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書
杜佑與通典
自序
一、 食貨
二、 選舉
三、 職官
四、 禮
五、 樂
六、 兵
七、 刑
八、 州郡
九、 邊防

原典精選
附錄一、舊唐書杜佑傳
附錄二、清聖祖御製重刻通典序
附錄三、通典原序
附錄四、通典序
附錄五、通典食貨門論曰
附錄六、通典選舉門評曰
附錄七、通典職官門論曰
附錄八、通典禮門序
附錄九、通典樂門序
附錄十、通典兵門序
附錄十一、通典刑門序
附錄十二、通典州郡門序
附錄十三、通典邊防門序

書摘

杜佑與通典

一

中國歷史上以百科全書式體裁出現的史書，最著名的首推漢朝大史學家司馬遷所撰的《史記》；但是，從《史記》以降，歷經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中葉，編纂鉅大篇帙的百科全書式史書不復再現。其中的原因固然是時代環境的變幻無常，朝易夕改，動亂的世局之下，很難定下心來專心壹意地從事長期編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隨著時代愈後，累積保存下來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學術的分工愈細，龐大編纂工作已經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單獨負擔，個人往往窮一生之力而皓首白經，很難突破這一限制，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工作的艱難。

大唐帝國統一海內之後，在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以前，處於長期的繁榮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動各項學術工作的發展，獎掖學術。科舉的設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競相投諸其流，形成了相當深厚的文化素養與良好的學術環境。後來，雖然唐室迭遭大難，東方藩鎮勢力興起，威脅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國祚命脈卻也能不絕如縷，繼續維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種種變亂而告停頓，表面上猶可維持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形象。

時代的動盪，世事的變幻，最容易使人產生各式各樣的思想。有人感歎世事無常，醉心釋氏；有人目世局不安，遯入山林，歸於老莊；也有人眼見國家興亡，危如纍卵，亟思力挽狂瀾，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學來說，將近千年的蘊育累積，頓時之間遭遇大變，常使有心以歷代興亡為鑑，思古幽情，希望藉著學習既往歷史教訓而有所惕厲振揚。中國史學就在這種情況下，以唐代劉知幾為一分水嶺：劉知幾總結了以往的歷史著作成績，匯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有《通典》開創出史學的新領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安史之亂以前，大唐帝國聲威遠播，達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強大；此後，國勢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內有宦官跋扈，朋黨相爭，外有藩鎮肆虐，外患頻仍，交相進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並不算穩定。

杜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成長的人物，也是這一時代的見證著。他雖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歷仕六朝，位極人臣；但是，他對唐代中葉的紊亂政局，並未產生絲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談不上有撥亂返治之功。宋代歐陽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書》上，對他的評語是：

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中而玉表歟！

意思是指杜佑為一道地的讀書人，如果在昇平治世的時代，還可望有一番作為，但是碰到中唐這種混亂的環境，就欠缺大魄力與大擔當了。

然而，歷代之所以讚美《通典》，並不是因為牡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的緣故，而是因為他編撰了一部《通典》，羅列古今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損易，內容詳贍，脈胳分明，可說是典制史上一座蘊藏豐富的史料大寶庫。底下就分別說明杜佑為什麼編撰《通典》？如何編撰？具備那些特點？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何在？


三

古人說：江海不捐細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讓細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學，也正表現出這一種蓬勃的氣象，一方面納川匯海，總結魏晉以來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創造唐宋以後的契機。當時史學家中較著名的有專門注重名物訓詁研究的顏師古等人，有側重研究史書體例的劉知幾，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趙仁本、蔣乂等人，稱得上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群說畢出，蔚為大觀。

以典章制度為主的史書，在中國正史之中，就是所謂的「志」與「書」一類，如《史記》有＜平準書＞、＜封禪書＞，《漢書》有＜食貨志＞、＜禮儀志＞等。除了《史》、《漢》二書外，其餘的大都專記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貫通古今的記載。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風氣逐漸形成時尚，而且從正史裏面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單獨成書的有李延壽《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蘇冕《唐會要》、劉秩《政典》，到晚唐還有王彥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類的著作，說明在杜佑《通典》問世的前後，撰述典制史已經形成一股學術風氣，不斷衝激著史學界。


四

《舊唐書》＜杜佑傳＞上記載唐玄宗開元末年時，史官劉知幾的兒子劉秩挑選中國經、史、百家的記載，依照《周禮》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職制，撰寫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極享盛名，大為當時著名學者專家的讚譽。而杜佑自從看到了劉秩的《政典》以後，潛心探索其中蘊含的精義、主旨，他認為《政典》的條目、內容都還不夠完備，因而加以擴大增廣，並且補錄了玄宗時代的《開元禮》和《開元樂》，撰述完成《通典》一書，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蘇東坡也曾經記載說：當代敘述兵制，全都取材於《通典》，而《通典》雖然是杜枯所收集編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劉秩。

宋朝距離唐世尚不遠，這二種記載都直接指明《通典》本於劉秩《政典》，應當是不錯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開元27年（739年），宰相張九齡、李林甫等人曾編修一部名為《六典》的書，有三十卷。它的內容足以周代官制的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與十二衛為綱要，羅列了每一個職官的職掌，記載了每一個職官的品級，而整部書也是模仿《周禮》。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禮》一書為藍本，性質相類似的著述，並且均是杜佑撰寫《通典》的主要依據。

除了上面所說的二書以外，《通典》另一個重要的史源是玄宗開元29年（741年）頒行的《大唐開元禮》。杜佑曾經讚美這部書是：「百代之損易，三變而著名，酌手文質，懸諸日月，可為盛矣。」

在總數達二百卷的《通典》裏，關於禮的部份有一百卷之多，占全書一半的篇幅。杜佑對禮的次序，排列為吉禮、賓禮、軍禮、嘉禮與凶禮。這種排列，並不是杜佑首創，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貞觀禮》。已經開始採用這種次序，而《開元禮》沿用《貞觀禮》、《顯慶禮》，《通典》又加以承襲罷了。但是，《通典》將原為一百五十卷的《開元禮》刪節為三十五卷，這種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難免；所以清朝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特別稱譽《開元禮》的賅洽完贍，凡是朝廷禮儀有疑問時，稽考《開元禮》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國家有盛大的舉動儀式，依照《開元禮》記載就可以實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禮」制的圭梟。相對的，對《通典》就頗有微詞了。

關於樂的方面，中國從先秦以降，《樂經》失傳。雖然學者常常拿禮樂並稱，實際上卻很少有人專門去研究樂。唐朝建國以後，高祖、太宗採用隋朝的樂，命令祖孝孫、張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並無完整的規章流傳下來，史書上的記載也僅僅是聊備一格；因此，杜估在撰寫《通典》樂門的時候，也感到資料非常貧乏，極為困擾，最後只好收集了開元年間制定、通行的樂，加上歷代沿革經過的大概而定。

在禮、樂與政制之外，唐朝還有一批學者專心致力於州郡、邊疆地理以及外藩諸夷民族的研究，成績也相當炯然，頗有可觀之處。這種風氣的盛行，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監督，如政府規定地方州府必須三年一造地圖，對唐帝國域外的國家由中央政府的鴻臚寺派官，負責訊問各國的使臣、僑民，記錄每一個國家的山川風土，然後製成地圖，報告給朝廷。最有名的地理書籍，稍早有唐高宗時代，許敬宗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詳細記載西域各國的風俗物產。武則天時也曾經下令尚獻甫召集學者修撰《方域圖》。這些記載到了玄宗天寶年間，與實際情形不相符合，改變甚大，因而時時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後，最著名的地理書籍首推德宗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所撰的《海內華夷圖》，以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稱得上是鉅細靡遺，莫不備載。賈耽經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裏，詢問風俗，深明當時天下地土、區產、山川與夷岨，《新唐書》即極為讚美他的著作。

賈耽的書，今天雖然多已失博，但他是和杜佑同時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德宗貞元17年（801年）完成奏上，我們並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明《通典》本於賈耽的著作，但推測杜佑曾參考他的著作，或者採用相同來源的資料，應是極為可能的事情。況且杜佑的父親杜希望曾經擔任過和親判官這一職務，出使吐蕃，叉出任鴻臚卿，主管外國事務，他和賈耽應當也有過交往才是。換句話說，杜佑就在這種種風氣與家學的交互影響之下，從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五

說明了唐代的史學環境與《通典》選述的時代背景之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介紹杜佑的生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臨潼）人。他的家世在唐代甚為顯赫，杜氏一族仕宦至宰相的人多達十餘位。杜氏這一系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共分為杜陵、京兆、襄陽、恆水與濮陽等五個分支，杜佑他自認出自杜陵這一支，但也有歷史學家考證他是出於襄陽一支的。

杜佑出生於唐玄宗開元23年（735年）。當是時，大唐帝國的邊境士雖經常有契丹、奚、突騎施、吐蕃等外族的騷擾，但是中國的殷富豐饒已經達到唐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顛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裏描述開元末年的富遮說：

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杜佑的童年時光，就是在富庶繁榮、人文薈萃的首都長安度過。但他自小讀書，就不喜歡那些專講對偶章句、華麗辭藻的文章，終於未能與流俗一樣，自時下盛行的科舉考試進入仕途，而是以他父親的官位蔭任補官。

杜佑正式踏入官場，大約在玄宗天寶末年到肅宗至德初年期間。這時候唐帝國國勢頹危不振，歷史上所謂的安史之亂、建中之變、永貞內禪等事變都是在杜佑的生平期間發生。當時杜佑或是在朝廷任職，或是出鎮擔任節度使，終他的一生，都沒有捲入各種政治風潮，也沒有參與閹宦、朋黨的衝突之中。

總計他一生，宦途生涯幾乎達一甲子之久，直到憲宗元和7年（813年）十月壬辰病逝，享年七十八歲。政冶生命的長遠，也是國史上極為罕見的事情。他曾歷事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與憲宗六個皇帝，擔任過德宗、順宗與憲宗三朝的宰相，位至三公，可說是國之大老。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除了最著名的《通典》之外，還有《寶佐記》一卷、《管氏指略》二卷與為《理道要訣》十卷，這些作品直到宋代仍然十分盛行，流傳很廣，但今天除了《通典》外，其餘都已經散佚無存了。


六

今日我們所見的《通典》，分門情形是：

食貨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選舉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職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禮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其中歷代沿革有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樂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邊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杜佑在《通典》序中曾說明全書共分為八門，也就是現今通行本的兵、刑合為一門，他認為二者的本質是一樣的，他說：「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意思就是兵與刑是一體的兩面，差距極微，只是有輕重的分別罷了。

唐代宗大曆6年（771年），李翰為《通典》寫序時也說是八門。到了宋朝，幾部目錄書籍如《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等都說《通典》的編類為八門，但《直齋書錄解題》是把禮與樂合而為一。另一方面，杜佑在他呈給唐皇帝的＜進《通典》表＞卻又說成九門。對這種分目上的歧異，清朝大史學家王鳴盛的解釋是：李翰的序在《通典》定稿前早已寫畢，因為門類未定，後來杜佑自己還有所更動。王鳴盛的解釋頗為合理，因為《通典》撰述的時間長達三十餘年，杜佑在撰述期間更動原先擬定的篇目是相當可能的。

至於《通典》撰述年代的問題，由於李翰序中提到杜佑從代宗大曆初年開始纂寫，杜佑自己也說長達三紀。因此，後代的史學家便在「大曆之始」和「三紀」這兩個字眼上大作文章，出現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從大曆元年（776年）到貞元17年（801年）;一說大曆3年（767年）到貞元19年（803年）；另一說認為大曆元年到貞元17年完成，而十九年完成的是杜佑根據《通典》刪節完成的《理道要訣》一書；也有認為其實根本不只三十六年。大致杜佑撰寫的時間確實很長，至少在三十多年左右，可能在貞元17年前已經完成，等到這年，他已經是位高名鉅，這時候獻上《通典》，既可以增加自己的聲望，也可以提高《通典》的地位。


七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杜佑在撰寫《通典》時所顯現的史學方法。大要有三：第一、會通古今；第二、章法嚴謹；第三、剪裁允當。

早在唐代以前，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就指出中國史家撰述的弊病，他說：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粟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臣蠹也。……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

這段話實在是史家必須遵循不渝的原則，但時代風氣多「賤近而貴遠，昧微而著」，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一直到《通典》問世以後，才一掃唐世的弊風惡習。

《通典》中凡是敘述一項制度時，必上溯於上古三代，下及唐朝、羅舉史實，詳詳細細說明經過原委，而且對唐代的制度尤其精詳。清朝大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裏特別指出《通典》，正是可以通天下的不通，上達三王，下及當代，貫通古今，當之無愧。梁啟超更稱讚說：「有《通典》而政制通」，就是指會通古今這一點。

典章制度史的撰述，最忌諱的是雜龐無歸，漫無所依，如果編撰者不能匠心獨運，妥善分門別類，很容易陷入資料龐雜、毫無頭緒的泥淖當中，無法探究每一制度的原由始末，這樣就失去會通的意義了。更甚者往往又是蒐羅無度，把一切討論制度的史料，通通納入書中，章法不嚴，取捨不一，又無標準可為憑恃，如此一來，便形成史料的大雜燴。

有唐一代學者的毛病正是如此，李翰在《通典》序中很明白的說明這一種現象。而杜佑《通曲"》，分為九門，每一門再分以細目，列舉史實與歷代的議論、批評，逐一返本探原，將禮樂政刑的始末，千載制度的變遷，都納入二百卷之中，使讀者一目瞭然，這是相當獨特的貢獻。

另一方面，我們再從杜佑仕宦的經歷來看，總計他一生之中，曾擔任過數十個職官。假如從大曆元年開始撰寫《通典》算起，到貞元17年呈獻給皇帝為止，三十六年裏，杜佑的簡歷大致是：司法參軍、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金部郎中、江淮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判度支、蘇州刺史、饒州刺史、御史大夫、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尚書右丞、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濛節度使。

將上述杜佑的經歷與《通典》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兵、州郡、邊防作一對比，很清楚可以明白這三十六年的閱歷與政治生涯，對《通典》的寫作有多大的幫助。如杜佑以他所曾參與經濟財政決策，以及負責實際執行工作後，在撰寫食貨門時，必能產生休戚與共的感觸。在食貨門中，地介別敘述田制、賦稅、戶口、錢幣、鹽鐵、榷酤、平準、輕重等制度，而且他曾任工部諸司郎中、青苗使、轉運使、度支郎中與和糴使等職務，這種實務經驗，配合獨具的歷史眼光，一定比其他足不出戶的學者僅就史料排比更為精闢，也更能體會制度的利弊所在。其他如禮、樂等也是和上述情形一樣，讀者略加比較，自能明白，不必多說了。

杜佑仕宦既久，足跡也遍及大江南北，每能觀察各地風土；同時他受到父親杜希望影響很大，對外蕃諸夷必有一番心得。

在《通典》中，我們屢屢看到杜佑的「說曰」、「議曰」、「評曰」、「論曰」等文字，這些都是就一代制度或前世後代相悖相契的地方，發表議論，比較古今得失的所在，並不與敘述歷代制度之處相混雜，他的精審由此可見一斑。所以章學誠稱譽《通典》，我們讚揚他「章法嚴謹」，並不是過譽之辭。

有《通曲》一書，體例不可謂之不大，類目不可謂之不細。如何將龐雜的史料系統地納入二百卷之中，這就全靠杜佑的剪裁之功了。正因為體大博洽，綱目鉅全，包羅古今，涵貫精粗，唐宋時代的人甚至視之為「類書」；而《四庫全書總目》稱讚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清朝乾隆皇帝說它「網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包括宏富，義例嚴整，繁不至冗，簡不至漏」，都說明《通典》的取材、剪裁，乃是別創一體，既近於紀事本末體，又可以補紀傳、編年的不足，實為開創唐代史學新途徑的第一人。


八

史學的目的，並不僅是是為史學而史學而已，更包涵有更遠大、更恢宏的理想。在杜佑看來，他服膺古人所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盼望能透過《通典》的撰寫，達到立功與立言的目的，企求他的理想，能用《通典》表達出來，能實施於當代，有補於時政。

杜佑藉著《通典》來表達他「將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計劃，以挽回大唐帝國江河日下的頹勢；同時他也鑑於當時學者蠅營狗苟，專務於辭章之學現象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在《通典》自序中提出他的一番政治理想：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日食，二日貨。管子曰：食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宮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禮樂興焉，教化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

可見整部《通典》的內容息息相關，每一門類有如一環，環環相扣。這也說明杜佑不僅僅是從事典制史的編纂，而且企望將他的政治藍圖藉著二百卷的《通典》表達出來，影響人心，裨益世局。

這種以寫史的方式來表達一個政治思想的藍圖，由來久遠，與中國傳統儒家的表現方式並沒有什麼兩樣。孔子就曾藉《春秋》企圖撥亂反正，達到「亂臣賊子懼」的理想政治，可說傳統史學的最高理想，是為「經世史學」。換句話說，乃是寓政治思想於史學之中，杜佑充分地表達了這一努力，無怪乎乾隆皇帝稱譽《通典》是一部「經國之良謀」。


九

杜佑經世思想中首重民生經濟。由於他曾經多次擔任主管經濟措施的方面大員，地出任過地方長官，與百姓時有接觸，相當能夠體會一般百姓的需要。他認為所有政冶上的一切措施應該以民生為主，如果居上位的人不能夠滿足百姓的基本需求  衣食溫飽，還談什麼教化理道呢！誠如管子所說的：「食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如此才能看清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所謂的「政治」，應是政府施政以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讓人民能達到富、足、均的境界。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執政者必須以仁德愛民，培養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使百姓對政府產生深切凝厚的向心力，也就是政府與百姓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廟堂與江湖之間沒有隔閡閉塞，上與下能夠密切溝通，國本自然深厚，國基自然屹立不搖。

但是政府的一切支出，都是來自人民，因此必須以公平的賦稅向百姓徵收。他特別嚮往三代的授田給人民，因為如此一來，政府與人民之間就產生相對的給與關係，而不僅僅是政府單方面的斂之於民。杜佑讚美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富國富民的良法，雖然時代、環境轉變，後世再也無法恢復，但是井田的構神──鄉黨互相扶助救濟，應該繼續推行。能授田給人民，足以杜塞爭端，防範不足，百姓淳然，親和團結；百姓富庶則國本自然雄厚，可謂兩全其美，臻於理想國家的境界。

自從秦漢以降，井田制度破壞，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形成富者佔山連城，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形，因此應當防制權豪之家兼併土地。初唐所實施的均田制，還能達到他的理想；然而，安史亂後的帝國再也無法恢復昔日的光榮，均田制既沒有辦法維持，與授田法相伴的租庸調制也頹然不行，而改行兩稅法，甚至有各種名目的賦稅增加，這一切都形成政府單方面的斂取人民。

衰亂時代的苛捐雜稅，重斂暴賦，最足以導致人民的反感，加以冗官冗員充斥在僵化的政府當中，使得各職司往往不得其人而任，上焉者伴食君主，下焉者貪墨侵漁，無所不為，上下不得相通與聞。杜佑認為這就是法紀亂的時代，但如何從根本上改革弊端呢？

他首先指出文士和胥吏是不足為政的，首吏政冶是最壞的政治形態。因為如果政事由胥吏操縱把持，則政府就喪失人民的信心了；因此，政府應當積極培養主管經濟的專門人才，親自主持實際事務，讓胥吏無法上下其手，欺瞞長官，壓榨百姓。

在改革政府財政困窘方面，杜估認為政府對人民如果橫黴暴斂，那無異是殺雞取卵的不智之舉。他主張從兩方面著手，在政府方面應「省用」，國君先從自身做起，到裁汰冗員都在範圍之內；其次為「輕稅」，杜佑自客觀環境分析，認為輕稅、省用實際上是一體兩面。如果輕稅則人民安定，不致逃亡他鄉，免於流離轉徙之苦，也益加勤勞於農耕種植，再用鄉黨互助的民間組織為輔助，則人民富而強，國家也才能強盛。最後，他從節用輕稅，論到安民的辦法，主張採用漢代晃錯的「貴粟」之方，也就是重農重穀政策，才能達到教化的基礎。


十

政治乃是因於人事，人才的消長，往往可以決定一代的治亂與否。簡拔真才實學之人，分配職司當是政治清明進步的首要之務。

杜佑認為一個政治結構中，必然會產生尊卑君臣的關係，而人的慾望沒有窮盡，如果沒有國君治理必定天下大亂，而君主也無法以一個人的力量來治理天下，所以分別設立許多職官幫助他處理政事。因此，有君主然後職官設，這才是掄才選士的本原；而國君必須尚德尚賢，以德治天下，選舉賢能輔佐，充任職官，也就是將政權普遍開放給人民，而非僅限於少數公卿鉅室。

由於上等人材較少，一般人民大都是中等之資，因此應該教化百姓，然後觀察、選擇才學識兼備的人充當官吏。杜佑持別推崇「兩漢號為多士」，就是能從鄉舉里選，萬中擢一，選拔言行、才能俱備的真才。

唐帝國自盛世以來，教育發達，人才輩出，在士多官少的情況下，甄拔選用相當困難，再加上其他種種政治因素，於是只好官外加官，員外增員，傷多且濫的弊病就明顯的暴露出來了。武則天時已有車載斗量的歌謠，腕脫把推的諺語，用來諷刺官吏滿街的景象。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造成士子日日競逐於升官求官之途，最後甚至形成「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的局面。杜佑以為解決的辦法，唯有省等級、鼓勵人民從事工商業，才可以避免人才集中、人才遇剩的病根。

唐政府取士任官的步驟，除通過禮部考試外，還要經過吏部身、言、書、判的甄選，所謂身言書判，即體貌豐偉、言辭辯正、楷法美、文理優良。杜佑認為四者之中，舉措可觀，詞說合理，都屬於才幹能力，要觀察一個人是否其有才幹，觀其判就能瞭解，至於書法字體，只要不至乖劣就可以了。他認為最好措施是恢復古代鄉舉里選的辦法。


十一

杜佑在《通典》自序裏說明：「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確然，在三代之世，禮樂是宗法社會的維繫力量，天下一體；但三代以後，禮樂已經失去它們本有的理想與精神所在。

唐代的環境也是如此。有關禮樂的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佛伏興等細節，成為專門官員負責的事情，斤斤計較於禮樂的枝節末葉，早已喪失教化成俗的精神。

杜佑在《通典》中，以一半的篇幅，採纂抄錄禮樂的本制。對每一制度都詳細說明古今不同的地方，闡釋其精神的所在；其次考證原意，從諸家龐雜的解釋注疏中，發揮「從宜之旨」，希望合於當時所用，這點可以說明他對三代「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的嚮往。


十二

上面所說的民生經濟、選才設職、禮樂教化，還要用安內攘外為輔。就是用刑罰、列州郡以安內，置邊防、遏戎狄以攘外，屬於「教化」後的解決方法。

所謂五刑是人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杜佑認為用刑應該本於先王愛人求理的原意，而不是害人作威，箝制百姓的工具；所以實施時必須分辨本末次序，不能濫用無度，讓人民動輒觸犯刑章，生活於恐懼之中。對於唐代中葉政治社會混亂的弊病，他認為矯正之途不足在用重刑、輕刑的爭論之上可以解決，治亂隆污的關鍵是在於「無私絕濫」，而不是在法的寬鬆與否，這真可稱得上是一針見血、深入鞭辟之論。

杜佑認為列置州郡地方行政單位，防範戎狄外族的入侵，才能讓教化行之於全國，所以大刑用甲兵，甲兵就是行教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但是用甲兵必須謹慎而謀，如果措置得當，自然國治民安，否則就曾國亂民危。因此，他特別取《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義旨，配合歷朝歷代行軍部署、統軍御兵相類似的例證，分成十五卷敘述。例如唐太宗、高宗時，所以能強盛，乃是政府制度、處實得宜，使其為國有，事畢將還朝廷，共歸於本業，沒有將帥專擅，危害國家的事情發生。

他認為窮兵黷武易肇敗亡，如唐玄宗所以亡命奔四川，唐帝國國基動搖，危如纍卵，即是由於邊將驕矜邀功，於是兵集於邊境而京師空虛，造成朝廷中央勢衰力薄的局面，因此，政府想用兵命將，應該做到漢代賈誼所說的：「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自如，控制將帥士兵的調動指揮，使將士全為國家所有，軌不會發生將領圖擁重兵、干紀作亂的事情了。

他以為國君治理天下，對四夷的教化，要從道德丟感召；治理本國，須讓人民休養生息，使國家安寧而天下綏服，達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總之，杜估的主張是國君修仁務德，則四夷從化，外患自然無由而生；使才智之士管理州郡，杜絕私濫，與民休息，百姓寧謐，則內清而外平，縱然禮樂教化稍，國家還不至陷於危殆之局。


十三

唐朝權德輿在杜佑的＜墓誌銘序＞裏稱美杜佑說：

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己，縉紳瞻仰者凡六十年。

六十年的漫長宦途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杜佑也從事《通典》的撰寫，因此，我們可以說杜佑一生之中，史學與政冶是緊緊契合著，也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

杜佑撰成《通典》以後，典制史纂述的風氣更加興盛，元稹就以人文豪的身份撰成一部《古今刑政書》三百卷。唐宣宗大中年間，姚康也撰成《統史》三百卷-，時間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內容包括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乃至僧道是非，無所不包，無不備載。最著名是宋代鄭樵的《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為「三通」，到清代更形成有所謂「十通」。凡此，都說明《通典》繼往開來的卓越貢獻，後世讚譽為開山之作，實在不是虛誣之言。

當然，《通典》也不免有缺點存在，馬端臨、四庫總目、清人王鳴盛等都曾批評它闕失簡略的地方，但這些都屬於小疵，終究是瑕不掩瑜，無損於《通典》的價值與貢獻。

自序

佑少年時代曾經潛心壹志的讀書，但因為生性頑頓，無法通達法律技藝，也不喜歡詩詞歌賦這一類的作品。現在我所編纂的《通典》，主要是從群書中採擇所得，用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加以驗證，希望能對施政有所助益。

治理天下的要道，首先就是行教化，而教化的根本方法是要讓人民衣暖食飽，不致有匱泛之虞。《易經》說：人只要聚集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就是國家最重要的財富。《洪範》上所說的「八政」，第一項就是「食」，第二項是「貨」。《管子》也說：要倉庫裏米糧充足，人民不致遭到饑乏，然後才想到禮節的實施；衣食無缺，然後才知道榮辱羞恥的道德觀念。孔子也說：能夠讓百姓富足，再用禮樂來教化他們。這些往聖古哲所說的話，都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要教化人民，就得設官分職；要設官分職，就必須考察官吏的才能；要審查官員的才能，就要好好地選拔人才。制定禮，以禮來端正人民的風俗習慣；設立樂，用樂讓人民的心境趨於祥和融美，這就是過去聖君哲王能夠天下大冶的主要施政綱領。所以，在設官分職以後，就要振興禮樂；如果不幸地碰到禮樂教化衰頹不振，才用刑罰來約束人民。另外分別設立州郡，俾便於中央和地方的統轄連繫，佈置邊境的防衛以遏阻外族的侵犯。

因此，本書以食貨門列第一，有十二卷；其次是選舉門，六卷；第三是職官門，二十二卷；第四是禮門，一百卷；第五是樂門，七卷；第六是刑門，刑再分為兵門十五卷，五刑八卷；再次是州郡門，十四卷；最後是邊防門，十六卷。以上序言所說的用意，希望讀者從而瞭解本書章節安排的苦心孤詣。

<FONT COLOR=#AA5555>●編者簡介</FONT>

張榮芳

民國44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任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著有《唐代的史館與史官》等書。

導讀

張榮芳

親愛的朋友：

我國史學的淵源極為久遠，呈現的面貌也極富多樣性，《尚書》是「紀事體」的始祖；孔子《春秋》是「編年體」的始祖；到了司馬遷的《史記》，則開創了「紀傳體」的體例；此後一直到唐代杜佑的《通典》，才又開創了第四種體例，是專詳於文物典章制度的通史，一般稱為「政書」，又因為它是專門講政治制度，所以也稱為「典」。

《通典》將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分門別目，依照時代順序編為一書，稱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在唐代以前，雖然也曾有人試圖編撰，但都沒有成功；杜佑之前，唐人也曾有類似的著作出現，但體系不如杜佑《通典》的廣博周納，都比不上杜佑的成就。

歷代史學上的珍貴遺產，許多著作業已成為不朽的經典，《通典》自不例外。從《通典》以後，逐漸加上宋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鄭樵《通志》，合稱為「三通」；到清朝形成所謂的「十通」。這些典章制度史的撰述，都發端於杜佑《通典》，可說是典章制度的開山之作。

杜佑，歷任唐朝的節度使和宰相，在政壇上活躍了六十年的時光，因而深通吏事、軍事，尤其對財政經濟特別熟悉。唐憲宗曾有詔書稱讚他說：「博學彊聞，如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從此，可以看出他的才學與為政處世之道。

《通典》一書的旨趣是為富時的制度找尋歷史的根源，說明古今的變遷沿革，希望從中看出利弊得失之所在。所以清朝人史學家章學誠推崇《通典》甚得「會通之旨」，今人錢穆先生認為杜佑是開創唐以後史學的第一人，都不是過譽之詞。

《通典》全書二百卷，分為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刊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等九門，每門又各分為若干子目。內容上溯於黃帝、堯舜，下迄唐玄宗天寶年間，同時因唐肅宗、代宗時期也頗有變革，故附於書裏。材料搜集則廣採五經、諸史、魏晉南北朝時人的文集、奏議，分門別類記載下來，體大思精，當時人批評說「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是相當允當的讚語。

《通典》的九個部門，並不是雜亂成編的，而是有一個系統的編次，蘊含著杜估的政治理想。他說：「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政治上的最先要務是教化，但必須使人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所以，教化的根本在經濟。因此，《通典》中居首要地位的是「食貨」一門，包括戶口、鄉里、賦稅、錢幣、貿易與物產等幾部份。

其次說：「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良好的政治組織必須要設官分職，有了官職，還得有名實相稱的人才來擔當才行，因此先要懂得選拔優秀的人才，所以先說選舉，再論職官。如果政府能盡心盡力選擇社會上的賢能之土，使他們各適其位，各盡其才，來處理政事，這樣國事沒有辦不好，政治沒有不上軌道的。

按著是禮和樂，他說：「官職設然後禮樂興」，禮樂一向是我國傳統政治中最看重的兩項教化設施，他說：「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很可以看出我國傳統政治的理想層面。因此對古代禮制的闡述特別詳盡。

道德教化淪落了，才得使用刑法，所以有「兵」有「刑」。「兵」大體是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主，將歷史上的用兵之事，分類歸納在這十五卷中。「刑」則敘述歷代刑法的因革。

一個大一統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必須合成一個嚴密而有系統的組織，分級設職，層層節制，環環相扣，政冶輪軸才能順利的推動，所以中央政府下面還要劃分地域，設立州郡，因此有「州郡」門。還要有「邊防」，用來阻擋外來的侵犯。

從這九大部門的分類先後次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杜佑的政冶理論，他「先禮而後教」，「安內以馭外」的編排方式，本末次第極有條理，也寓有理想。從這個大綱上，我們應當可以瞭解《通典》體大思精的價值所在了。

由於《通典》一書長達數百萬言之多，要想適當的採擇改寫成十萬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改寫部門之前，首先撰寫一篇導論，說明杜佑的生平、《通典》撰述的時代背景，以及杜佑政治理想之所在，希望能藉著這篇短短的論述，讓讀者瞭解並把握《通典》的主旨與精神。至於改寫部份，各門目則儘量存其大體，將歷代沿革概略敘述，希望不致失去會通之意，並保存杜佑對各項制度的評論，因為這部份才是《通典》一書的精華所在，如此或能讓讀者一窺我國最偉大的典章制度寶庫的核心，掌握歷代制度演變的脈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