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社會‧人文‧史地/人物傳記

內容簡介
同類推薦
<FONT COLOR="#AA0000">■總序</FONT>

出版緣起
《中國文化名人傳記》是業強出版社的一項宏大計畫；它旨在打破時空限制，讓當代讀者直面中國文化群巒上的奧林匹斯諸神，在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們心靈交感和精神對話中，尋找和確定我們當代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

人類在不斷反省中進步。當我們步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又一次面對世紀末的種種困擾之時，我們更需要靜心反思我們走過的路，尤其是這一百年來，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一百年是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的一瞬間，但是，中西文化的撞擊和交融，新舊文化的蛻變與交替，使這個時代包容了中國文砲史上從未有過的豐富性。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洶湧的文化變革中付出過特別沈重的代價，因此也最有權利要我們充分重視他們的實踐經驗，從他們為開創新文化蓽路藍縷的艱難歷程中，獲得走向未來的智慧和勇氣。也許，二十世紀的文化只是這座巍峨的奧林匹克最底層的部分，但是，路必須由最下面往上走。

文化名人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它包含思想、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及一切文史領域中曾經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無論是以高尚人格和創造性發明進入成功者的行列，還是以失敗的代價成為後來者前進道路上的一塊階石，只要是為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認真付出過心血與才智，只要是曾經為尋求真理，捍衛真理而不屈鬥爭過，這樣的人，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樹碑立傳的主人，因為他們的一生，是當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最好見證。

這是一項意義，同時又很艱巨的工程。作為第一步，我們準備先出版現代文化名人傳記，進而再推向古代；在各種領域範圍中，將先出版文學家傳記，進而再推向文史各類。我們不想好高騖遠，只求腳踏實地，成功一種出版一種，以涓涓細流匯集起濤濤江河。

這套叢書系列將是海峽兩岸學人通力合作的結晶。大陸近年湧現出一批見解深刻，膽識俱全的中青年學者，他們在文革廢墟中成長，帶著對人生、社會和歷史的獨特理解去研究文史學科，尤其是研究現代文化和文學。他們從資料的搜集到觀念的更新，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本系列願意將他們辛勤耕耘的成果及時介紹給臺灣的讀者，以起到真正溝通兩岸學術思想，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作用。

<FONT COLOR="#AA0000">■小引</FONT>

小引：旅程的出發點與歸宿

吸引我放下手裡的其他寫作任務，集中一段時間來研究馮友蘭的學術思想，是海外現代新儒學研究中某種偏頗所引發的。近年來，隨著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的深化，我深感對大陸的現代新儒學的「重鎮」馮友蘭的學術思想遠遠跟不上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間，中大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教授贈予我一些他的論著，其中有一篇他所撰寫的題為《平心論馮友蘭》的文章，使我深受啟發。原來海外學者比較看重的是一個傳統學者的人格品質，強調做主觀的學問與做客觀的學問是內在地一致的。毫無疑問，學者的人格品質是重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他的學術質量。然而，光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

從哲學釋義學的立場看，作品文本的效果和意義，取決於作品在當前歷史中的讀者的閱讀經驗中具體化的實際過程，以及各個時代的讀者接受和解釋一部作品文本的歷史過程。況且，文本是一個構造起來的整體，文本的客觀意義與作者意謂的東西並不完全一致。如果從一個更深刻的層次看問題，任何一位學者的人格品質上的缺陷都是有著一定的社會歷史根據的，要是讓一個學者個人永遠地背上時代悲劇所鑄成的十字架，不是太沈重了嗎？當然，我這樣說，絲毫也沒有回避學者個人在作出歷史選擇關頭的道德責任，而只是提醒人們不可忽視其中社會應負的責任。

之所以給這本傳記取名為「信念的旅程」，我自以為是有根據的，是基於對馮友蘭學術思想的整體把握。馮友蘭曾經對自己所從事的六十年學術活動及其意義，作過一個簡明扼要的小結。他說：「六十年是個很長的旅程，我這個旅程充滿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敗，被人理解和被人誤解，有時居然受到讚揚和往往受到譴責。對於許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點令人困惑不解。

我基本贊同馮友蘭對自己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的分析，這在實際上是當時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所共同經歷的思想歷程。在馮友蘭看來，他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衝突的時代，時代歷史地決定了他所從事的學術活動所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這種矛盾衝突的性質，為此他足足奮鬥了六十年。在他的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主要是用地理區域來解釋中西文化差別，就是說認為中西文化差別根本上是東方、西方的差別。在他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主要是用歷史時代來解釋中西文化差別，認為中西文化差別根本上是古代、近代的差別。在他思想發展的第三階段，主要是用社會發展來解釋中西文化差別，認為中西文化差別在本質上是不同社會類型的差別。根據我自己的理解，與這三個思想發展階段相對應的馮友蘭學術成果上的代表性著作，應當分別是：第一階段是《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和《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第二階段是《中國哲學史》上下卷，第三階段是《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卷。其中，《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和《新理學》分別在兼有思想轉變和過渡的特徵。當然，這種思想嬗變的軌跡只是事後概括出來的，而在馮友蘭思想的自然發生過程中並未
具備如此清晰的線索。哲學家的思想發展彷彿也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的。

找到了馮友蘭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並不等於掌握了他的整個思想脈絡，並未掌握貫穿其各思想發展階段的主導性範疇。有一段時間，我曾苦苦思索馮友蘭六十年思想旅程的出發點和歸宿又是什麼？經反覆研讀後，終於在他的早期著作和臨終遺言中發現了貫穿其思想過程的奧秘。

早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馮友蘭在哥倫比亞研究院寫了一篇題為《論「比較中西」》的文章，初次揭示了研究比較中西文化的出發點和推動力。他認為，中國人現在有興趣比較文化的原因，不在理論方面，而在行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預期將來。因為中華民族自出世以來，一直轟轟烈烈從未遇到過敵手。現在他忽逢勁敵，對於他自己的前途，很無把握。所以，急於把自己既往的成績與敵人的既往成績比較一下。比較的目的，是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夠不夠。這就是說，中國人所以急於要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優劣，是想知道今後行動上的結果。也就是說，比較中西文化的根本目的是想獲得一種支配今後行為的信念力量。用馮友蘭的話來講，「假如他知道中國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膽前進；他若知道中國文化壞，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喪失其勇氣。」在馮友蘭看來，這個問題是「真」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信念本身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作為人的理想客觀化的主觀手段，信念是作為經驗知識和實踐行為的中間環節而出現的。著手實踐活動的人，如果不確信經驗知識的正確性，和打算實行的計畫的真理性，就會喪失實踐活動所必需的堅定意志、明確的目的性、激動的情緒和情感，就可能在實踐之前就敗下陣來。因此，有無堅定的、必勝的信念，對自己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確信，對於一個處於生死存亡危機中的民族來說，是何等的重要！

從中華民族的國民的精神狀態來看，五○年代初期中國確實有過令人懷念的精神風貌最佳的時期，全國到處洋溢著奮發向上的精神。可惜，好景不常，特別經歷了「文革」十年動亂，表面上打著革命的大旗，實際上恰恰是打擊了這種精神，挫傷了這種精神。因為這種精神是一種思想，一種信念鼓舞起來了，一鼓作氣勢不可擋。經過十年動亂，有些人的理想幻滅了，信念動搖了。氣可鼓而不可泄，要是泄了氣，再想鼓起來就不會像泄氣那麼容易，這是十年動亂給中華民族的最大的創傷、最大的後遺症。

馮友蘭的可貴之處，於在於他對中華民族的信念沒有動搖。他經常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句話來激勵自己，他一方面己盡自己的才能努力保持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的同一性和個性，另一方面又同時促進傳統實現新命。在他年邁的晚年，還一字一句地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卷，就是為了振奮中華民族的精神，堅定中華民族的信念。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馮友蘭逝世，而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異彩！」

由此，我領悟到，對於馮友蘭的思想發展來說，信念是他六十年思想旅程的出發點，同時，信念又他為之奮鬥六十年的思想旅程的歸宿。對於祖國的愛，對於中國哲學的愛，正是他精神信念的感情支柱。

應該坦率地承認，我對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認識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是，越是研讀他的著作，越是感到其蘊涵的內在價值，也越是感覺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為此，我要感謝陳思和兄及其由他參與主編的《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沒有他的鼓勵和信任，我不可能完成這一寫作任務和實現這一思想轉變。對於奔向現代化生活和處於改革開放大潮中的當代中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堅定自己對於祖國、對於民族和對於中國未來的信念更為重要的事了！

同時，我還要感謝馮鍾璞教授在百忙之中給我寄來了馮友蘭最後的遺著《中國現代哲學史》即《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以及她的一些寶貴的意見。沒有她的具體幫助，這本小書恐也難以面世。


<FONT COLOR="#AA0000">■後記</FONT>

後記：獻給我的母親

現在回過頭來看馮友蘭與現代新儒家的關係，似乎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海外新儒家至今未能承認馮友蘭在現代新儒學中的地位，劉述先教授的看法頗具代表性：「總論馮友蘭的學術地位，很明顯早期馮的所謂新儒學思想，與現在海外流行的新儒學思潮，根本拉不上任何關係……」可見，他們著眼於三○年代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並未把「貞元六書」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考察，更未把馮友蘭的「精神境界」說作為他的哲學體系的一個根本性的內容來對待。

而大陸的研究者比較傾向於認為，重建儒學的形而上學，是現代新儒家全部理論的核心和出發點。從這個視角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熊十力、馮友蘭和牟宗三分別構建了三個最富代表性的形而上學體系。應該看到，置於中國現代幾大哲學思潮相互影響的交化背景下，在中國哲學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馮友蘭的哲學體系確實體現了一種融會中國近代以來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的努力，他是沿著科學主義者所主張的改造傳統的哲學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路向，來回答人文主義者即玄學派、新儒家所提出的問題，這也就是他吸收西方現代哲學的方法重建傳統的形而上學。馮友蘭並沒有停留在強調中西哲學、科學與玄學、理智與直覺之間的差異與對立上，而是更為注意它們之間的實際溝通和融合。他注重理性主義的訓練，注重邏輯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洗禮，但同時又不能忘懷普遍的本體和人生的終極意義。他雖然吸收了某些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的方法，卻並不贊同他們所主張的把哲學的使命歸結於對概念命題的邏輯分析，而注重於要由「辨名」而「析理」，強調哲學的功用在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當然，這樣勢必與「五四」以後現代新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走向相抵觸，以熊十力為代表的一派新儒學，反對把哲學實證化、科學化，主張明確界定哲學與科學的範圍；在這一前提下挺立傳統哲學的價值取向和重建人的生命本體論。然而，跳出「門戶之見」，轉換一下看問題的視角，開拓一點視野。我們是否可以用馮友蘭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所採用的理學、心理學的現代形態，來統一海外新儒家與大陸研究者之間的分歧意見。就是說，繼承程朱陸王哲學傳統的現代新儒學，應當包括理學、心學兩大分支，而並非只是心學一派獨秀。這樣看問題，是否更為全面、更為客觀，而少一些「文人相輕」的門戶之見？正像熊十力所指出的那樣，關於理的問題，有兩派的爭論。程朱主張理是在物的，陸王主張心即理。理學、心學之爭，並未妨礙他們都是宋明理學家、道學家。為什麼今天的人們一定要以心學排擠理學，才能擁戴現代新儒家的桂冠呢？

在寫作《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收穫有二：一其是真切地感受到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一句話，他說：「在學術領域中，只有純粹獻身於事業的人，才有『人格』可言。」我感到這是對馮友蘭學術生涯與政治生涯之間游移所發生的悲劇的一個最深刻的總結。許多學者自以為是獻身於學術事業了，其實他們只是服從了命運的安排，選擇了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從內心世界來說並不「純粹」。因此，一見風吹草動，看見別人大富大貴，心裡不免浮躁起來，忍耐不住坐冷板凳的寂寞，終於走入旁門左道。當然，我並不主張學術與政治分家，相反恰恰認為，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從骨子都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想搞哲學而又害怕政治的人，等於是現代好龍的葉公。關鍵在於「純粹」兩字，只有全身心地投入，無私才能無畏。在學術研究中，同樣是沒有私心雜念的人才具有自由精神。這就是說，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中，毫無個人私利可言。研究者只有憑藉自己所掌握的資料，也就是學術研究中的事實講話，而不為任何外界因素所干擾，不為某些物質利益所誘惑。即使有些話一時不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允許，那麼我的態度是寧可不說，也絕不說假話。因為真話總是有機會說出來的，而說假話則有違於人格。

其二是進一步明白了研究現代新儒學的意義。許多朋友見我研究馮友蘭、研究現代新儒家，不解地問這有什麼意思，尤其是處在今天這樣的商品市場經濟大潮之中。從孔子到新儒家，尤其是現代新儒家，似乎都在重複做當年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然而，是馬克斯‧韋伯的另一句話堅定了我的信念，他說：「如果沒有反覆地在人間追求不可能的東西，那麼，可能的東西也實現不了。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全部歷史的經驗證明了它的正確。」確實，從熊十力到牟宗三的著作中所滲透出來的人格力量深深激勵著我，使我願意分出一些時間來閱讀和研究這一學派的其他人的近著。我意識到，我的朋友黃克創說得不錯：有的人是以小聰明做學問，有的人是謀利益來做學問，而我們要的是以整個生命頂上去做學問。確實，在我們身邊做學問的師友中間，大量的是第一、第二種人。他們或者是以自己的作品作為向朋友、愛人、學生炫耀才華的資本，故而常常時有弄巧成拙的笑話發生。他們或者是巧取豪奪，沽名釣譽，鑽營有術，鑽研無方，將學問作為獲取物質利益、名利地位的敲門磚，所有這些，從內心精神世界上講都是卑劣的。真正地用整個生命頂上去做學問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其精神境界是崇高的，內心世界是豐富的，精神狀態永遠是愉悅的。
當然，他們也有苦惱，然而卻只是尋索學問答案的焦慮所致，並非苦於功利的心計所致。他們的成果並不一定多，卻全都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晶，並非換取稿酬的「舶來品」。他們的辛勤努力，終究會被社會所承認，當他們個人的思想結晶一旦成為社會的公共精神財富，他們的內心充滿了極度的喜悅，因為他們的生命價值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然而，這本書的寫作也造成了我最大的無法彌補的遺憾。因為忙於寫作，我竟然無暇顧及長期患心臟病的六十九歲的老母親。我剛剛把母親從外地的兄弟家接回上海家中，為彌補損失的時間，我又回到學校宿舍寫書去了。四月五日清明節下午三、四點鐘，我離開母親時，她還好好的，並且關心備至地說：「你爬格子辛苦啊！」不料，這竟成了她對我講的最後一句話。四月六日凌晨五時，她突然去世。當我趕到母親身邊，那時候我的心裡後悔極了。要是我不是急於趕寫書，送她上醫院療理一番，她是不會這麼快離我而去的。此後幾星期中，一種悔疚交加的心情總也不能排遣。我真正嘗到了失去母親的痛楚。因此，我謹以這本小書獻給我慈愛的母親，願她在地下有知，我永遠懷念她。


<FONT COLOR="#AA0000">■書前語</FONT>

馮友蘭，一個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同步度過的哲學家，其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中國哲學史》上下卷、《貞元六書》等各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中西文化的差異，也標誌著其三階段思想發展的重要特徵。儘管政治權力與學術聲譽之間的抉擇一度使他備受爭議，然其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和學術成就，卻點燃了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希望之光。

<FONT COLOR="#AA0000">■書後語</FONT>

《中國文化名人傳記》是海峽兩岸學人通力合作的結晶：它旨在打破時空限制，讓當代讀者真面中國文化群巒上的奧林匹斯諸神，在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們心靈交感和精神對話中，尋找和確定我們當代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

文化名人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它包含思想、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及一切文史領域中曾有傑出貢獻的人士。我們準備先出版現代文化名人傳，進而再推向古代；在各種領域、範圍中，將先出版文學家傳記，進而再推向文史各類。

<FONT COLOR="#AA0000">■作者簡介</FONT>

程偉禮，一九四九年三月生於上海。一九七三年九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讀哲學，一九七六年八月畢業於該系留校任教。長期從事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自一九八六年起，開始從事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著有《灰箱：意識的結構與功能》、《蘋果梨：日本變異體文化》、《人類心智成長的史詩》等專著，發表有《從「儒家資本主義」看中體西用之爭》、《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西學東漸與儒學改革運動》等數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