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革命：理論與實踐．軍政‧法律/政治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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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詹隼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日本問題專家、政治經濟學界的巨擘以及研究革命的翹楚。他的特殊貢獻在於以區域研究的知識基礎，提出了比較政治的重要理論。《革命：理論與實踐》寫於1966年，已再版11次，並有德文、法文、韓文等譯本。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許多有興趣或實際參與政治的人，想要從其中獲得啟示。

本書採用了在50及60年代風行的功能分析，其宗旨是用分析的及社會科學的術語描述所謂的「革命情勢」，並且以個案進行比較，討論在革命或非革命形勢下進行革命時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詹隼特意區分了革命情勢、革命行為和革命變遷，認為前者未必能導引出後者。由於對革命戰略的重視，他還特別研究了人民戰爭及恐怖主義。此外，對於革命的結局到底是菁英強將其意識形態加諸人民，仰或是人民將過度激進的菁英推翻，本書也給予特別的注意。我們可以說，詹隼對革命的關切包括其發生、過程和結局，以及它對社會、國家造成的影響。雖然成書多年，本書所提出的革命學說確有其歷久彌新的價值。

《革命：理論與實踐》導讀
——革命研究的功能學派
詹隼(Chalmers Johnson)是美國首屆一指的日本問題專家，政治經濟學的巨擘，以及研究革命(Revdution)的翹楚。他的特殊貢獻在於以區域研究的知識的基礎，提出了比較政治的重要理論。通常區域研究專家長於歷史、文化或制度等的了解及分析，卻缺乏建構理論的能力；而研究比較政治的理論家雖然長於抽象構思，卻往往欠缺對個別國家或區域的深入了解。詹隼精通日文復沈潛於中國研究。他一方面以對日本數十年的了解為基礎，提出了政治經濟學中「資本主義發展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論；一方面又以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坐大的研究為起點，發展出政治社會學裡，對革命現象的功能分析途徑(approach of functional analysis)。他的學術成就因而超越一般區域研究專家和比較政治的學者。自從他離開執教多年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而轉任聖地牙哥加大教授之後，詹隼更成為在美國日本研究中修正主義學派(revisionism)的教父，帶領學術界及政治界對日本的制度加以抨擊，發揮極大影響力。

《革命：理論與實踐》(Revolutionary Change)一書是詹隼研究革命現象的代表作。書成於1966年，再版十一次，並翻成德文、法文、韓文等版本。這部學術著作能夠如此暢銷，一方面是因為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許多有興趣或實際參與政治的人，想要從其中獲得啟示或指引。《革命：理論與實踐》採用了在1950、60年代風行的功能分析來探討革命的起源。對詹隼而言，革命的特點在於以暴力奪取政治權力。行使暴力其實並不足怪，值得探究的反倒是一般社會何以能防止其成員藉暴力來參與政治。於是對革命的研究一轉而變為對社會的研究，詹隼的功能主義在此即顯露出來。詹隼認為社會系統是由佔據不同地位的角色組成，其存續有賴於執行特定的功能。在細數了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四大社會功能要件之後，詹隼特別著意於整合(integration)的功能，認為其執行的程度和革命的發生直接相關。整合在此被理解為社會分工和價值體系達到了均衡的狀態。一旦社會內外的原因促使社會分工轉變，或帶來了價值變遷，從而使二者失調(dissynchronization)，則一個革命情勢(revolutionary situation)就造成了。

革命情勢並不立即代表革命的爆發。對詹隼而言，革命情勢是他要處理的第一個階段，是屬於結構的問題。接下來則是政治選擇的階段。統治菁英在此可以採取不同的策略，或維新改革，或吸納反對勢力，或鎮壓，或不採取任何行動。如果情況持續惡化，權威的正當性喪失，而公權力的嚇阻效果也減低，則反對力量便會訴諸暴力，以求奪取政權，這才是真正的革命。即使到了這個階段，革命的結果仍然無法斷定，這是因為雙方所使用的戰略和戰術對結局會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說一個已經完全喪失合法性的政權，只要擁有優勢的武力及使用武力的決心和技巧，仍然可以維繫政權於不墜。詹隼特意區分了革命情勢，革命行為，和革命變遷，認為前者未必能導引出後者。他稱這個模式為「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認為其中包含了結構論的分析，又能涵蓋偶發(contingency)的因素。因為對革命戰略的重視，詹隼特別研究了人民戰爭及恐怖主義。最後，《革命：理論與實踐》對革命的結局是菁英強將其意識形態加諸人民，或是人民將過度激進的菁英推翻十分注意。可以說，詹隼對革命的關切包括其發生、過程和結局；他的方法論是結構的，也是偶發的；他關注的焦點是社會，也是國家。而將這許多觀點和變項串連在一起的是時間序列；在革命的不同階段他有不同的焦點和方法論。

詹隼的功能論在美國的革命研究中是屬於第二代。第一代的研究者，例如布林登(Crane Brinton)，長於對革命歷史過程的描述，卻一般欠缺理論的基礎。戰後興起的第二代學者則大量引用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的理論。詹隼是其中功能論的代表。另外有以心理狀態為研究重心的戴維斯(James C. Davis)及葛爾(Ted Robert Gurr)等。對他們而言，革命是挫折(frustration)或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的行為結果。詹隼對此一心理學派的批評是他們忽略了個人心態和革命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項，同時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導致挫折和相對剝奪的原因並不相同，這使得對革命現象的比較研究發生困難。

第三代的革命研究在1970年代興起。他們對第二代的學者諸多批評，重點集中在後者的理論未能搭建在歷史的事實之上，而流於抽象。在第三代的理論家中，史考芝柏(Theda Skocpol)賡續社會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歷史結構論的傳統，專門研究歷史上重大的社會革命。他的結論是社會革命只可能在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官僚社會中發生。在此種社會中，官僚會和地主階層爭奪資源，農民長期蘊蓄著對舊制度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極易使社會資源耗竭。菁英組成、社會控制和國際壓力構成史考芝柏最主要的三個變項，她視之為歷史的結構。這樣理解的結構，和傳統上經濟社會決定論中的結構不同，蓋此時國際因素已包含於史氏的結構當中。詹隼和史考芝柏彼此批評對方，史考芝柏認為詹隼的功能主義缺乏歷史事實的支撐，無法運作化，而且無法掌握影響革命的結構性因素；詹隼則認為史考芝柏及其他的歷史結構論者以極有限的革命史例所得出的結構要件無法一般化，而且他們犯了決定論的毛病，將複雜的革命現象化約為二、三項結構條件。伊朗革命的發生頗讓史考芝柏為難，蓋伊朗在當時實在難以稱為農業——官僚社會，而是一個經歷高速現代化，因而面臨許多轉型痛苦的國家。同時農民和地主的分量有限，也沒有對外戰爭的失敗。在史氏歷史結構大體不存在的狀況下，一個明顯的社會革命已經發生，顯見史氏以少數歷史事例歸納出決定性通則的歷史結構主義有極大的問題。詹隼的功能論以社會分工和價值體系失衡為革命的條件，並提供了包括偶發性因素的機能，雖不若歷史結構論具體，卻能解釋更多的事例，這一點在1982年新版的《革命：理論與實踐》中談得很清楚。

在詹隼的功能主義模型中，很強調價值體系的因素。他和其他主張共有價值是社會穩定基石的學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認為只要社會分工和價值體系同步改變，穩定仍然得以維持，這是一種動態均衡的概念。伊朗革命明顯表現出巴勒維國王的現代化政策，帶來了什葉派宗教的價值體系所不能接受的社會變動，這是革命發生的基本原因。史考芝柏在1982年回顧伊朗革命之時，也體認到她原先的歷史結構主義太過於輕忽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要，顯見對於革命的分析，不可能如若干第三代學者所主張，將主觀及心理因素完全排斥在外。

總而言之，詹隼的革命學說確有其歷久彌新的價值。他對政治科學的貢獻，其實並不止於政治社會學及革命研究。在他早期的《農民民族主義及共產黨的權力》(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一書中，提出中共在大陸的勝利不是由於其土地政策，而是因為它高舉反日的民族主義大櫫。這個論點引起極大的爭論。他的第二本名著是《革命：理論與實踐》， 日後也引發了功能論和歷史結構構主義的論爭。最後他寫了《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ses Miracle)，創出「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概念，以與歐美「資本主義規範國家」(capitalist regulatory state)相對。這是以制度論來解釋東亞經濟發展成功的最著名例子，和1980年代比較政治中國家自主學派的興起息息相關。晚近詹隼更一改其一貫立場，不再主張美國倣效日本發展產業政策，而力主對日本採取強硬的立場，蓋其深刻體認到，日本在和美國競爭中，享有其本國特殊政經制度的優勢。他的觀點和主張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大相逕庭。後者認為日本及東亞各國的成功不是由於產業政策，而是因為開放的經濟體系，他們也不贊成採取保護主義來對付日本。和詹隼看法一致，同在柏克萊加大任教的經濟學家泰森女士(Laura Tyson)今日已成為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首席經濟顧問，影響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甚鉅。此一柏克萊學派是以政治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待政治及經濟事務，無論在理論及政策界，都極具分量。

綜觀詹隼的學術著作，大體都具有爭議性，而他勇於建立新說，並確能影響深遠，成一家之言。他最大的貢獻，即在於突破窠臼，破除學術畛域。吾人在汲取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時，正需此種態度。

中文版序言
能夠見到討論革命與相關形式的政治暴力之拙作被譯成中文，是個人的光榮與無上的滿足。這是基於兩點：第一，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是所有歷史個案中最大且最複雜的革命樣本。從鴉片戰爭到毛澤東去世這一段時間的中國革命，包含了每一種人們所周知的革命——從千福年式的叛亂(太平軍)，無政府式的暴動(義和拳)，政變(1936年的西安事變與1971年的林彪事件)，軍事叛變(北洋軍閥時期不可計數的案例)，到國共內戰(1945—49)與群眾武裝起義(對日抗戰期間的中國佔領區)。它同時還夾雜著大量爭奇鬥豔的意識形態——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經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而這一意識形態的競爭，仍然在今天的台灣、大陸以及許多海外的華人社區裡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

對拙作被譯成中文感到愉悅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對革命這一題目的興趣最初緣於我對中國個案的研究。我的第一本書《農民民族主義與共黨勢力：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62)，是關於日本軍隊所製造的野蠻條件(尤其是在華北)以及在此一條件下中共得以滋長的研究。我的第二本書《一個叛逆的實例：尾崎秀實與朔基諜報集團》(An Instance of Treason: Ozaki Hotsumi and the Sorge Spy Rign)(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64)，是關於一位日本愛國者的傳記，他由於反對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遂為蘇聯擔任間諜活動，以至於1944年為日本政府所處決。我挑選革命這一廣泛的課題，是企圖(理智與情感的)將二十世紀中國奇異的大變革放入一個比較與分析的架構裡。

《革命：理論與實踐》首先於1966年為波士頓的Little, Brown出版社所出版。它印行了大約十一版左右，並廣泛地被當成教材，也被譯成德文、法文和韓文。1982年我出了修訂版，在這一版本裡我試圖讓某些主要的差異論點與分析模式更加清晰易解，同時就恐怖主義與革命理論的各種不同類型部分增訂了若干新的章節。

這本書甚至已經在實際革命家身上發生影響力。在1986年2月的菲律賓革命時，新聞報導說在前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Ponce Enrile)投誠到阿奎諾(Aquino)這方來時，「安利爾將他的烏茲衝鋒槍丟到肩膀後，將三本討論戰爭、革命，與法律的書本丟入一個袋子裡……安利爾說他拿詹隼的《革命：理論與實踐》是『因為它說明了一個社會為何崩壞。』他拿《法律的理念》(The Idea of Law)是因為『它說明了甚麼是使一個國家團結起來的架構。』他拿中國的將軍及軍事理論家孫子的《孫子兵法》，是『因為它說明了作戰的技策。』」(1986年3月 2日《洛杉磯時報》)。在我被與孫子相提並論，受到大大的恭維之際，這一評語同時顯示了革命這一課題既與孫子一樣古老，又與早報的頭版新聞一樣新鮮。

在近代史這一時刻裡，當各個中國文明中心正在重新建立試驗性的接觸之際，《革命：理論與實踐》一書被譯成中文應是適時的。此書之被譯成中文似乎意味著中國革命終就要過去了。當然，永遠不會結束的是對人類事務中如此強烈的劇變之研究與試圖理解，而中國革命是這些事件中最大的，正由於如此，它仍會是永恆的興趣對象。

再版序言
本書於1966年問世以來，先後再版十一次，曾被譯成德文、法文和韓文，並曾針對不熟悉西方社會科學術語的外國讀者出版過簡易本。這段時間裡，世界上又發生至少十五次不同類型的革命。其中包括：隨著西貢陷落，持續卅年之久的越南革命中一個階段的結束；烏拉圭圖帕馬羅斯(the Tupamaros)運動的失敗；在原東巴基斯坦爆發的1971年孟加拉國革命；1973年9月智利反對薩爾瓦多．阿蘭德(Salvador Allende)總統政府的軍事政變；1974年4月的葡萄牙左翼軍事政變，導致了約半個世紀之久的獨裁統治的終結和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的獨立；1974年7月反對馬卡里奧斯(Makarios)總統的政府的賽浦路斯軍事政變以及隨後土耳其對該國的入侵，導致了希臘約安尼澤斯(Dimitrios Ioannides)將軍政權的廢黜和七年軍人統治之後民主政體的恢復；1972年至1979年的羅得西亞游擊戰爭和1980年辛巴威的誕生；1974年年中衣索比亞軍隊對政府的接管以及隨後蘇聯的干預；1979年7月，在兩年的起義和五萬多人的傷亡之後，尼加拉瓜的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總統被桑定革命者推翻；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的叛亂；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伊朗革命；以及1980年和1981年不受共產黨控制的波蘭工人運動的興起。

上述的不過是一些主要事件。在這十五年裡，世界還受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襲擊，其中有些是具有革命性質的，有些則不是。重要的實例包括：1972年5月以色列羅德機場廿五名旅遊者遭槍殺；1972年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被害；劫機事件在全球的蔓延；德國赤軍團(the Baader-Meinhof gang)、日本赤軍聯和美國共濟解放軍等組織的興起和衰落；1978年11月l8日圭亞那瓊斯敦九百多人的「革命殉教」。此外，暗殺和暗殺企圖、爆炸、政治綁架、形形色色的人質事件(包括伊朗革命者對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全體館員長達一年多之久的扣押)，引起各大洲政治人物和政治分析家的注意。

如此種種證實革命和政治暴力繼續存在，並依然屬於政治學所關心的主要概念問題。這似乎表示著有出版新版的《革命：理論與實踐》的必要。本書的最初宗旨是用分析的、社會科學術語描述所謂的「革命形勢」，並且為了進行個案比較，用分析的術語討論在革命或非革命形勢下進行革命時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筆者的意圖與其說是創造另一種革命理論，不如說是依據克蘭．布林頓(Crane Brinton)的《革命的剖析》等經典著作和我與他人對各個個案的調查，對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見解和結論進行比較政治分析。尤其，我試圖向分析家提供在確定政治暴力事件是否真正屬於革命範疇——不管政府當局或起義者怎麼稱呼它——時所需要的概念，並對若干個案進行分析和解釋。因此，本書並非談論特定的革命或一般意義上的革命「哲學」。它是一篇擴充了的闡述概念的文章；闡述的概念主要是「革命形勢」、「革命行動」和「革命變化」。

在這個修訂版裡，我僅作微小變動，基本上保持了原版中的分析內容。它們出現在本書的第一至第七章中。在這些原有的章節中，我增添了一些新的實例，但仍保留原有的絕大多數實例，特別是與六十年代美國黑人爭取公民權的抗爭有關的實例。當代讀者也許已經記不得維奧拉．格雷格．利厄佐(Viola Gregg Liuzzo)被殺事件及其對美國社會變化的影響。但這絕沒有削弱該事件在證明我所謂的「菁英分子拒不妥協」(elite intransigence)時具有的力量。這段時期的美國生活還能用來提醒讀者，本書中論述的問題與任何社會制度都有關。

我刪去了原有第六章的「均衡喪失之判斷」，因其離開本書的基本宗旨甚遠。重新寫了一章，專門論述恐怖主義的含義、形式及其與革命鬥爭的關係。然而，在新的最後一章裡，我又回到「均衡喪失之判斷」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有必要在分析時區分革命形勢和革命本身。最後一章還概括了本書對革命進行的分析，並試圖將這種分析與近年來變得重要的其他一些解釋革命的學派聯繫起來。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革命：理論與實踐》導讀
——革命研究的功能學派	吳玉山
中文版序言	丘為君譯
再版序言
第一章	革命：一種政治概念的意涵
第二章	社會體系：強制與價值
第三章	社會體系：結構和功能
第四章	失衡的社會體系
第五章	革命
第六章	形形色色的革命
第七章	革命策略
第八章	恐怖主義
第九章	革命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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