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機 - 作者：尤爾根．哈伯瑪斯； - 哲學‧宗教/當代哲學思潮

內容簡介
同類推薦
<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尤爾根．哈伯瑪斯是當代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通過對實證主義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詳細批判，以及對源於德國哲學和社會學傳統的淵博知識而獲得的洞察力，他為德國思想界批判地接受英美經驗主義作出了持久的貢獻。《合法性危機》是一本對現代西方社會之病症與危機最全面而完整的闡明。在本書中，哈伯瑪斯全面檢討及診斷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和內在矛盾以及可能產生的衝突和危機。這些危機至今仍困擾著大多數的西方先進國家，這使得本書一直受到學界普遍的重視。

本書可以看成是哈伯瑪斯對馬克思理論重建的一次重要嘗試。哈伯瑪斯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四種危機形式：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及動因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危機構成了一種層階關係。經濟危機是最基本的，但是社會的複雜性使經濟危機會轉移到其他層面；而合法性危機則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最大危機。哈伯瑪斯在這本書中對資本主義社會對這些危機的處置方式有精闢的分析。70年代所發生的兩次能源危機以及80年代所產生的財政危機，均透顯出本書論證的正確性。

《合法性危機》導讀
這是一本全面檢討現代西方社會之病症與危機的傑出作品。一九七三年初版至今雖已二十年，然而即使從現在的立場來觀察，這本著作仍未喪失其有效性。在本書中，哈伯瑪斯深刻地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和內在矛盾，以及可能產生的衝突和危機。這些矛盾和危機至今仍困擾著大多數的西方先進國家，這使得本書一直受到學界普遍的重視。

本篇導讀，首先闡述《合法性危機》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和理論脈絡，亦即它在作者理論中的意義；其次，檢討此書的旨趣與作者多年來所極力主張的延續批判理論的精神之間的關聯；第三，大略說明本書的內容安排；最後，簡短評估本書的成就和限制。

一、本書在哈伯瑪斯理論中的地位
在哈伯瑪斯長達三十年的理論建構過程中，《合法性危機》一書雖不是最重要的作品，卻也占一席之地。從哈伯瑪斯本身理論發展來看，本書可以看成是迄今為止，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診斷的最全面而完整的(儘管不是最成熟的)闡明。事實上，早在六0年代，哈伯瑪斯就已對此一主題進行大量的研究，具體的成果大體展現在一九六二年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Strukturwandel Offentlichkeit)和一九六八年的《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這兩本著作中。前一本著作把重心放在如下的主題之上：由於國家和社會的相互影響，以及消費文化興起，使得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所建立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瀕臨崩解和轉化的命運；後一本著作則集中檢討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轉變，科學技術已成為最大生產力的來源和最主要的意識形態。一九七三年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即本書，英譯本名為《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可以視為哈伯瑪斯承接前面兩本著作之主題而來的較為全面的出擊。

一九七一年，哈伯瑪斯受邀到「科學技術世界的生存條件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Lebensding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Welt)任所長，這個研究所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主要目的在於研究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情境下的人類生活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社會倫理和心理生活方面，以因應現代社會中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形勢。此一目的正好與哈伯瑪斯的研究旨趣不謀而合。《合法性危機》正是哈伯瑪斯在此研究所中的具體成果之一。

雖然，一直要等到一九八一年《溝通行動理論》(Thero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第二冊第八章，哈伯瑪斯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與批判，才達到成熟的地步，然而這並不能抹殺《合法性危機》的原創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為止，這本著作仍是哈伯瑪斯著作中，被有關國家理論和先進資本主義理論的研究者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

二、本書與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
哈伯瑪斯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的當代代言人，然而他的理論和方法不僅與他的老師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德諾(T. W. Adorno)和馬庫色(H. Marcuse)等人不同，而且也和批判理論的老祖宗馬克思大異其趣。主要原因在於哈伯瑪斯面臨了一個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依他的說法，二次大戰後，西方工業社會已從「自由的」資本主義走向「組織的」資本主義，不僅經濟領域漸漸集中化、組織化和管理化(如大企業的出現)，國家也大幅度地介入社會生活之中，馬克思所言的階級衝突和鬥爭，已因生產力的提升和國家的介入而潛伏了起來。物質的剝削已轉變為技術的控制和心理的困乏。無產階級已被整合入資本主義系統中，喪失了革命的動力。由於科學和技術已成為主要生產力的來源，成為一獨立的剩餘價值的創造來源，使得它可以漸漸取代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而成為保障資本主義體制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的轉變之下，哈伯瑪斯才大膽斷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假若我們要延續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必須另起爐灶。《合法性危機》可以看成是他對馬克思理論重建的一次嘗試。當然，直到一九七六年的《邁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出版，哈伯瑪斯對馬克思的重建才算完成，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合法性危機》的旨趣和理論舖陳中，看出他想成為「二十世紀的馬克思」的企圖。

哈伯瑪斯的理論，雖然承接自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然而他對他們的理論卻不甚滿意。他質疑早期批判理論一直未能真正建立一個具有包容力的理性概念，而受限於黑格爾整體哲學的真理觀，這使得他們無法為批判理論找到一個堅實的規範基礎。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但卻只能在神秘的美學經驗中找尋反抗的力量，這不僅使得批判理論將自身封閉起來，切斷了和經驗社會科學的連繫，而且也大大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溝通的解放潛力，終使其掉入悲觀主義之中，理論與實踐的聯結也中斷了。與早期的批判理論不同，哈伯瑪斯自始就宣稱：要回復批判理論的活力，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實踐意向的經驗社會理論，這個理論必須在一個較具包容力的理性概念下，向哲學和社會科學開放，並且能夠為批判提供規範基礎，以達成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聯結。《合法性危機》可以視為是這樣的努力過程中的一環。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急欲想將其批判的企圖和時下有成果的經驗理論連結。他希望通過這樣的連結，能夠使得批判理論有效地、經驗地掌握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機制和內在矛盾，尤其是能夠理解這個社會的危機和轉變的可能性。

從學術界的發展脈絡來看，哈伯瑪斯也面臨了不同的情境。自六0年代起，結構功能論和實證主義傳統已開始盛極而衰，許多不同典範的理論，諸如詮釋學、結構主義、新馬克主義、符號互動論、新系統論爭，均進入了學術的舞台。這其中又以加達默爾(H.-G. Gadamer)的哲學詮釋學，以及魯曼(N. Luhmann)的系統理論，這兩位西德的重要思想家對哈伯瑪斯的影響最大。自六0年代中葉以後，哈伯瑪斯就先後和他們二人展開了長期的辯論，此為當時德國學界的一大盛事。基本上，哈伯瑪斯對於詮釋學和系統理論均有所批判，但亦均有所汲取。自七0年代起，哈伯瑪斯開始精心構築溝通理論，給批判理論帶來了「語言的轉折」。《合法性危機》正可以視為這個語言轉折下的初步成果。在本書中，哈伯瑪斯已開始將他在哲學層次上所建立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pragmatik)的構想初步運用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之上，而所謂「系統/生活世界」的雙元架構，也在本研究中大量運用(儘管這可能只是初步的、粗略的和不成熟的運用)。此可以看成是他對加達默爾和魯曼的具體回應。當然，一直要等到《溝通行動理論》二巨冊出版，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的構想，才達到成熟的地步。

三、全書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哈伯瑪斯把那些相互競爭的，有關晚期資本主義的經驗理論，融入自己的理論模型之中，因此，基本上本書並非直接的經驗研究，而是一個理論型式的建構，其目的在於檢視及評估現有理論的得失，並為進一步的經驗研究提供理論的視野及架構。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在於發展一個適合於社會科學分析的危機概念。在此，哈伯瑪斯首先考察危機這一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各種不同的意涵，然後深入分析今日社會中十分流行的用法——系統理論的危機概念。哈伯瑪斯找出了這種危機概念的有效性和它的基本限制，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哈伯瑪斯所要面對的理論敵手，就是魯曼的系統理論。通過對系統理論危機概念的批判，他以系統整合和社會整合之間的連結，來重建危機概念。在系統/生活世界的典範下，操控問題和規範結構分屬不同的層次，這也使得社會生產的過程和社會化的過程不同。為了將這二過程相連結，哈伯瑪斯引入馬克思的「社會形構」的概念，並以組織原理之不同為基準，簡要地建立起原始的、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和組織資本主義的社會演化理論。哈伯瑪斯以為，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等價交換這樣的意識形態本身是嵌入經濟結構中的，這就使得社會整合的功能轉化至系統整合的功能之中。因此當系統整合出現危機時，就會轉變成社會整合的危機，亦即在馬克思的時代，由操控指令之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危機，就會威脅到社會整合，而引發階級鬥爭。就此而言，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哈伯瑪斯詳細說明了現今的組織資本主義社會與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在本質上已十分不同，這使得馬克思分析已經過時。隨著經濟的集中、科學技術的日趨重要、以及國家大量介入經濟活動中，現代社會可能出現的危機已遠較馬克思所構想的複雜。為了修正或補充市場機制的缺失，行政系統會直接介入市場的運作之中，尤其當市場的操控機制發生問題時(如不景氣、失業或勞資衝突)，國家的行政干預不僅被允許，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且責無旁貸。如此一來，原先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維持整個體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市場機能帶來等價且公平的交換——已開始瓦解了。由於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重新連結，生產關係再度被政治化，這就產生了對於國家機器運作加以合法化的需要。以往國家只是消極地保障經濟生產的一般條件，現在則積極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因此，現代國家必須被合法化。正是在上述的前題下，啥伯瑪斯建構了一個包括經濟系統、行政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在內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型，並詳盡分析了這些系統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機趨勢。在他看來，在各系統的投入和產出間，共有四種危機可能會發生——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和動因危機。經濟危機是指經濟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消費價值；合理性危機是指行政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理性決策；合法性危機是指合法性系統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動機；動因危機則是指社會文化系統沒有創造出足夠的行動動機的意義。依系統/生活世界的典範，哈伯瑪斯將上述的經濟和合理性危機視為系統的危機，而將合法性和動因危機看成一種認同的危機。後面的兩種危機才是哈伯瑪斯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們涉及到社會成員的動機、詮釋、溝通、期望和同意。這種由生活世界的視域出發而產生的危機理論，一直在以往的社會理論中受到忽視。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的目的在於運用溝通理論的原則來研究合法性的問題。哈伯瑪斯從韋伯的合法性概念入手，仔細檢討了施密特(C. Schmit)和魯曼對合法性的看法，並在溝通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較為適合的合法性概念，以及處理道德實踐問題的原則。在此，他還提出了一個「可普遍化的利益受壓制的模型」來處理當代社會中常出現的政治難題：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的矛盾問題。哈伯瑪斯認為：一種普遍化的利益之所以會受到壓制，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意識形態一方宣稱現行的規範系統是正當的，以提供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極力避免規範的有效性聲稱被凸顯或被檢定。結果，它使得統治者的特殊利益不當地以普遍利益出現，而真正的普遍利益反而隱沒不彰。他以為，意識形態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作用，是由於現行體制的溝通結構遭到系統化的扭曲。因此，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統治者而言，唯有將被壓制的普遍化利益展現出來，才能凸顯體制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和不公平的狀態，這通常可在生活世界的詮釋系統中被認知和被揭發，批判理論的作用正在於此。藉由這種意識形態批判，才可能引發實踐的行動。最後，哈伯瑪斯又將魯曼系統理論的複雜性、偶然性和選擇的概念和他自己所強調的實踐理性和溝通行動做比較，以凸顯自身理論的優越性。

四、結論——本書的限制及成就
從哈伯瑪斯的宏大企圖來看，這本小書的篇幅顯然是不夠的。文中許多論證似乎過於簡略，尤其在將各種經驗理論納為己用的過程中，若未能詳細地展示此理論的內在推論過程，就難免給人疏漏和削足適覆之感。

即使從批判理論的目標言之，本書亦有許多可議之處。首先，作為一種解放的理論，卻找不到任何執行或實踐此理論的人或社會集團。難道此理論只是一種倫理學或病理學，而不是一種真正的治療過程和解放過程中的一環？其次，哈伯瑪斯的分析大多仍停留在抽象的層次，當落在具體的情境中時，我們將不知道這樣的批判理論如何實際應用，亦即，我們實在不知道它如何達成批判理論所宣稱的任務——引發實踐的行動。

也許哈伯瑪斯的理論的一大不足之處正是在於缺乏實際的經驗研究。直到現在為止，哈伯瑪斯仍將心力放在抽象理論和概念的建構與整合之上，而鮮有針對當前西方社會進行直接的經驗研究，只是引用及評估他人的經驗研究成果，而未能在實證研究上有真正的創見。

儘管有上述的弱點，本書的理論架構仍對於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本書出版後的二十年，雖然西方社會起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然而本書不僅未過時，反而益發顯示出其解釋力和洞察力。七0年代所發生的兩次能源危機，以及八0年代所產生的財政危機，均透顯出本書論證的正確性。七0年代末期以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兩股思潮。一是新保守主義思潮，它對於二次大戰後的凱因斯主義干預政策和福利國家模式，提出挑戰；另一是後現代主義思潮，它強烈質疑技術至上和成長第一的心態，尤其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科學理性和啟蒙心態，持否定的立場，充分顯示出當代人的意義虛無和動因危機。另一力面，各國政府必須應付經濟、財政和文化衝突上所產生的各種難題，稍不小心就會造成人民的不信任而喪失政權。凡此種種問題與困境，均凸顯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矛盾與危機，由此更可以看出本書對我們的啟發和助益。

哈伯瑪斯的 「晚期資本主義」論評析
閱讀哈伯瑪斯的著作，會有兩種強烈的感受：一是非常鮮明的現代特徵，在那些晦澀艱深語言裏邊，負載著當今世界急劇變化的大量信息，跳動著我們這個時代強有力的脈博；二是極為精當的理性思維，與法蘭克福學派的上一代人——尤其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相比，哈伯瑪斯的思想中更多地是那種感性批判之後的理性思索。

哈伯瑪斯在本書裡集中思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晚期資本主義」——的諸種問題。正如哈伯瑪斯的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正當世界上許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探索者都退縮到一個個角落，固守自己的一小塊陣地的時候，哈伯瑪斯全面出擊，力圖把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綜合成一個整體。因此，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兼容並蓄，博采眾長，一應俱全的論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理論體系。

一、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1989年年初的美國《時代周刊》上有篇論文，題為：<兩種體制的反差，東方人接近資本主義，西方人譴責資本主義>。事實正是如此，正當東方社會中有些人拜倒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腳下，為現代資本主義大唱贊歌之時，有些西方學者則打起了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旗幟，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哈伯瑪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較為全面正確地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特徵、新趨勢，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動因危機等「四種危機」。

哈伯瑪斯認為，戰後資本主義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概括以下三個方面：在生產力方面，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在生產關係方面，資本的集團所有逐漸向資本的國家所有轉化；在上層建築方面，形成了以「經濟計劃化」為中心的運行機制。

必須指出，像哈伯瑪斯那樣從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方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徵、新趨勢作出概括的，絕非僅他一人。但問題在於，許多人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新特徵、新趨勢，只是為了說明現代資本主義已變得無限美好，而哈伯瑪斯則旨在進一步揭示其矛盾與危機。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著經濟危機？哈伯瑪斯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始終不肯消聲匿跡。在他看來，全部的關鍵在於，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國家調節經濟作用的加強這三大新的趨勢儘管對現代資本主義有種種的積極作用，但這種積極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它們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從這些基本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危機。更何況，這三大新的趨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作用具有「雙韌性」：它們一方面促進了「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另一方面則誘發和激化了「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如果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論述到此為止，那他的理論還是膚淺的。可實際上，他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探討了「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形式。他認為，由於存在著這三大新的趨勢，資本主義出現了部分質變，馬克斯所說的那種周期性的以「生產過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已不可能再出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通貨膨脹、生產停滯、財政赤字，即通常所說的「滯脹」。他把這種新型的經濟危機稱為經濟系統的「產出危機」。他認為，任何系統都有「投入」(input)，和「產出」(output)兩個方面。經濟系統要求「投入」勞動力和資本，「產出」則表現在可消費的價值上。「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不是「投入危機」，而是「產出危機」，即經濟系統沒有「產出」所需數量的可消費價值。

哈伯瑪斯指出，僅僅認識到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已呈現新的形式還是不夠的，還應進一步知曉即使這些新的形式的經濟危機也還在轉移之中。他認為，台理性危機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的產物。

哈伯瑪斯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稱作是經濟系統的「產出」危機，而把「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合理性危機稱作政治系統的「產出」危機。他認為，政治系統要求「投入」群眾的忠誠，使其光而大之，並要求「產出」有有效地貫徹執行的行政決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行政管理機構由於陷於下述諸種矛盾而不可自拔：生產能力巨大增長和人民群眾有支持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壟斷資本追逐壟斷利潤的目的之間的矛盾，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巨額資本和私人壟斷積累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因而總不能制訂出所需數量的行之有效的合理決策，於是就產生合理性危機，亦即出現合理性之「赤字」。

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性危機的分析已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因為他並不是膚淺地把不能作出行之有效的合理決策的原因歸結為決策者主觀上的失誤，而是把此與「晚期資本主義」計劃模式所存在的「結構性障礙」聯繫在一起。

在哈伯瑪斯看來，合理性危機還不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系統的主要危機。威脅更大、危害更烈的危機則是合法性危機。如果說合理性危機是政治系統的「產出」危機，那合法性危機則是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政治系統要求「投入」群眾的忠誠，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行政管理系統不能獲取這樣的「投入」，於是就出現合法性的危機，即合法性的「赤字」。

撥開哈伯瑪斯論述台法性危機時所製造的那些思辨及虛幻的理論迷霧，呈現於前的乃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從廣大人民群眾那裏得不到支持，在廣大人民群眾眼裏，這一社會已不值得擁護。按照他對「合法性」所下的定義，「它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認可」，那麼，斷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也就是意味著認定這一社會已喪失了「要求人們把它當作正確的、正義的政治秩序加以認可」的「理由」。

哈伯瑪斯用以論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合法性危機的主要理論武器乃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社會學思想。首先，他把「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當作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中心問題加以研究，就是受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其次，他把合法性定義為「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所認同」也直接來源於韋伯的社會學理論。最後，他提出合治性的獲得離不開用理性的方式論證，也受之於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的啟迪。

哈伯瑪斯強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是同文化系統的動因危機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系統所需要的「投入」的群眾的忠誠，是由文化系統「產出」的。所以，動因危機實際上就是指文化系統沒有提供所需數量的普遍動因，沒有「產出」所需數量的能激發人們行為的意義。

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是建立在「民眾明哲保身主義」和「家庭——職業明哲保身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前者指老百姓不問政治，擇安避危，保全自身的處世態度；後者指老百姓一心通過個人的不懈奮鬥來確保家庭生活的舒適與安逸的生活方式。倘若老百姓普遍具有這樣的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那社會就會繁榮昌盛。他把這種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稱為「動因模式」。他又指出，這些「動因模式」的形成依賴於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這兩種「動因模式」賴以形成的土壤。由於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前資產階級文化傳統還是資產階級文化傳統都遭到嚴重的削弱，所以導致形成這些「動因模式」已變得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動因危機則是勢在必然，必不可免。

哈伯瑪斯在本書中對上述「四重危機」作了層層推進一氣呵成的分析。他並沒有把這些存在於不同領域的危機簡單地羅列在一起，而是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他抓住各個領域均有「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而某一領域的「產出」往往即是另一領域的「投入」這一特點，把這些不同的危機串在一起。應該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致力於從其一角度對這一社會加以哲學的、經濟學的或社會學的分析批判的學者為數不少，但像哈伯瑪斯那樣綜合性論述的乃實屬鳳毛麟角，不可多得。

二、論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功能
我們生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如何評價科學技術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哈伯瑪斯以其獨樹一幟的觀點為世人所關注。

哈伯瑪斯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家。「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斯主義歷來的觀點。問題在於，科學技術怎麼又成了第一生產力，也就是說，究竟出現什麼樣的新情況，使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的地位一下子凸現出來？哈伯瑪斯把「技術科學化」、「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結成一體」視為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主要根據和重要標誌。他的這一看法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哈伯瑪斯提出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成了第一生產力，並不是為了推崇、讚頌科學技術的作用，而是旨在揭露其所產生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對之展開批判。

在他看來，科學技術之所以產生著消極的政治效應，主要在於：它履行意識形態職能。他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之含義，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意識、夢幻、顛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維護現存的社會關係，順應既定的社會存在，當社會的一個嚴肅而聽話的乖孩子。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公平交換」觀點。從「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實行國家干預，「公平交換」觀念破滅了。於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因應而生，這就是科學技術。他說道，科學技術今天具有雙重功能，它們不僅是生產力，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但他並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德諾(Theodor W. Adorno)，馬庫色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的職能。

那麼，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是怎麼樣履行其意識形態職能的呢？對此，哈伯瑪斯在本書中是通過論述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來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化」、「合法性」之影響加以說明的。

哈伯瑪斯把人的行為分為兩個範疇，一是「工具行為」，二是「溝通行為」。所謂「工具行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勞動，它是按照技術規則進行的，而技術規則又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它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所謂「溝通行為」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它以言語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認為，人類奮鬥的目標不是使勞動——即「工具行為」——合理化，而是使「溝通行為」合理化。因為「溝通行為」的合理化意味著「人的解放，個體化，不受控制」，而「工具行為」的合理化則意味著「技術控制力的擴大」。他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並執行意識形態職能，「工具行為」越來越合理化了。人的勞動完全符合科學技術的要求，人像機器人那樣機械地行動著。技術本身成了對人的統治，技術的合理性轉變成了對人的統治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溝通行為」卻越來越不合理化了。「溝通行為」被吸收到「工具行為」的功能範圍中來，導致正常的溝通變得不合理，受到控制，導致歪曲。

如前所述，在哈伯瑪斯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危機是合法性危機。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並執行意識形態職能，「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逐步擺脫了合法化危機，重新獲得合法性。全部的關鍵在於，科學技術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能成功地使廣大人民群眾「非政治化」，再度滋生「明哲保身主義」。他認為，在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職能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必然出現抬高技術問題，排斥實際問題，把實際問題重新界定為技術問題的傾向。按照他的解釋，技術問題指的是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實際問題則指的是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亦即政治問題。「把實際問題重新界定為技術問題」意味著用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方法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儘量把注意力轉移致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上去，久而久之，人們就會置政治問題於不顧，而一心嚮往花天酒地的物質生活。喪失了政治意識的人民群眾只因「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崇尚「技術統治論」，發展科學技術，生產足夠數量的物質財富，就認為它是合法的，值得加以認可的。

哈伯瑪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產生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的揭露和批判，成功地反映了在這一社會中正當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時，國家社會政治民主化、人際關係健康化和個人的全面發展進程嚴重受挫的一面。但是，他在這裏顯然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偏概全的錯誤。實際上，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完全是消極的。科學技術從來就是人類的福音，它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面給人類帶來幸福和歡樂，而且在精神方面給世界投下光明和正義的光輝。這一點是並不隨著它成為第一生產力而有所改變的。

哈伯瑪斯在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問題上的錯誤，不僅僅表現在片面地認為其社會政治效應只有「負面」而沒有「正面」，而且還表現在把這種消極的社會作用說成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賦予科學技術一種「原罪」的性質。顯然，他在這一問題上要比馬庫色走得更遠。馬庫色在批判科學技術造成不良社會政治後果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新科技觀」。按照這種「新科技觀」，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職能，變成統治工具與科學技術本身沒有必然的聯繫，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一種解放手段。哈伯瑪斯完全不同意馬庫色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於社會環境。他認為，這勢必導致對科學技術的批判是「不徹底」的，他所說的「徹底」就是要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說成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他的這種觀點，即認為科學技術必然走向技術控制，是對科學技術本質的嚴重歪曲。科學技術本身對於人類並不具有任何消極意義。人們常常把科學技術稱作「雙刃劍」，即認為科學技術是禍福相依的。但這只是對科學技術在現實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的一種描述。這並不意味著就認為科學技術本身同時具有「正」「負」兩方面功能，更不意味著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其本身只有「負面」而沒有「正面」。關鍵在於，科學技術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種種消極作用並不是科學技術本身固有的屬性，也就是說，是不能怪罪於科學技術本身的。

哈伯瑪斯還把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批判，延伸為對「技術統治論」意識的批判。在他看來，「技術統治論」的社會政治效應與科學技術的社會政治效應是同步的，當科學技術由於成了第一生產力，從而充分顯示其作為意識形態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時，「技術統治論」也完全喪失了其進步性，淪為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辯護的工具。「技術統治論」是一種科學主義，它把科學視為唯一的知識、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方法，認為只要科學高度發展，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甚至人間也會變成天堂。哈伯瑪斯揭露了「技術統治論」的種種錯誤，給人以啟迪。但必須指出，他是站在反科學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技術統治論」的，換句話說，他是用反科學主義來反對唯科學主義。我們反對唯科學主義，是反對把科學認為萬能，也就是說，我們反對唯科學主義，並不是不要科學，而是要恰當地評價科學技術的作用，為科技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讓科學更有利於人。哈伯瑪斯則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唯科學主義固然是一種片面的認識，但因此而走向反科學主義，那更不可取。

三、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
任何理論家在對其一社會作出抨擊以後，總要提出一個改革方案。哈伯瑪斯也不例外，他的「晚期資本主義」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論述了對這一社會的變革。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必要加以變革？哈伯瑪斯認為完全有必要。但他認為，變革的動因不在於「無產階級的貧困」，因為在這一社會中，無產階級並不貧困，他們不在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也不在於「無產階級遭受剝削」，因為在這一社會中，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學說」已過時了，資本家不再依靠榨取無產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而是和工人階級一起共同享用自由科學技術帶來的社會財富。他強調，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的條件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不復存在，因此必須尋找新的革命動因。他所說的新的革命動因就是人的本質遭受壓抑，人的溝通行為不合理化，遭受扭曲。在他看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同時，精神生活並沒有健康地發展，反而，越來越惡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仍有必要加以變革，就根源於此。

在變革的目標，即通過變革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上，哈伯瑪斯以下兩個觀點值得注意：其一，他反對把發展生產力，增加物質財富作為變革的目標。在這裏，他正確地反對了把人的需求歸結為主要是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從而把人的幸福主要看成是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滿足的「經濟主義」觀點。在盛行享樂主義的背景下，他的這種看法頗有現實意義。他的片面性在於：從反對把人的需求歸結為主要是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出發，忽視乃至抹煞物質生活對人的重要性，否認物質生活資料的滿足乃是人性獲得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發展和人的個性的壓抑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是絕不會因為在歷史的發展中承受了犧牲而主張倒退，否定物質文明。其二，他主張把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作為變革的目標，他所津津樂道的「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其實質就是讓對生活主體之間進行沒有強制性的誠實溝通與對話，以求得相互「諒解」，也就是說，讓溝通不受限制，使溝通者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控制與壓抑的生活世界上。誠然，這不失為奮鬥的目標，但問題在於，能否把此作為唯一目標。當撇開人類奮鬥的其他目標，而把建立在互相理解、尊重的人際關係作為一種孤立的、抽象的東西要人們加以追求時，只能把人們引入歧途。尋根究底，他所推崇的「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乃是根植於傳統的唯心主義土地上的「純粹交流思想」的烏托邦。

依靠誰去進行變革呢？哈伯瑪斯在這一問題上持有與其法蘭克福學派前輩大致相似的觀點。首先，他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的地位。在他看來，目前西方無產階級中，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識與統治地位。不可否認，目前西方無產階級處於「沉默」之中，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地位的喪失，正為許多人所研究。馬庫色在晚年放棄了原先的觀點，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鬥爭完全撇開無產階級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正當馬庫色改變原先的觀點之時，哈伯瑪斯卻繼承與發展了馬庫色原先的觀點。其次，他把「新左派」當作新的革命主體。從哈伯瑪斯對「新左派」的成功的分析來看，這顯然是一批烏合之眾。他們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純粹出於某些偶然因素，使他們一塊聚集在街頭巷尾，成為一股盲目的人流。哈伯瑪斯與馬庫色一樣，儘管把希望寄託於他們，但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難道哈伯瑪斯真的相信依靠這些人就能實現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嗎？也未必。從他的字裏行間可以知道，真正被他視為變革主體的是那些「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當權者，他寫下的一系列著作主要是給他們看的。在他看來，唯有這些當權者才有可能將他的變革方案付諸實施。

一涉及到變革的對象，哈伯瑪斯便與其法蘭克福學派的先輩分道揚鑣了。他反對把變革的矛頭對準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他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被推翻的需要的是關心它的變化。所謂變革就是使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走上健康的軌道。他提出「要公正地對待資產階級民主」。因老一輩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全盤否定資產階級民主，他就對他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們「不公正」，「犯了低估民主——法治國家傳統的錯誤」。這與馬庫色力主動向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出擊，「撕下其偽裝，暴露其法西斯主義面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哈伯瑪斯反對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作為變革的對象，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理由」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並非造成「溝通行為」不合理化，人性惡化的罪魁禍首。由於在他看來禍害發端於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所以便順理成章地要求革科學技術本身的命。他向人們描繪科學技術與人性對立的圖景，強調人性的實現與科學技術發展的反比關係，就是要人們認清科學技術的「原罪」，自覺地消除由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弊端。由於在他看來，「溝通行為」的越來越不合理化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類所帶來的最大弊端，所以他把與科學技術作鬥爭具體化為與「溝通行為」的不合理化作鬥爭。

哈伯瑪斯把「『溝通行為』的不合理化」作為變革的主要對象，而把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作為變革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那麼，究竟如何具體地實施呢？他所提出的基本途徑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範標準，二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他的「溝通倫理學」是專門論述前者的，而論述後者的則是他的「普遍語用學」。

他的「溝通倫理學」提醒人們注意道德規範在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從而促使人的解放中的作用，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他把道德規範的作用誇大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似乎建立理想的道德規範是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實現對整個社會的變革的唯一法寶和萬應藥方，這實際上宣揚了一種唯心主義的「道德決定論」。眾所周知，「道德決定論」不過是可憐的空想家和偽善者散布的幻想和欺騙。

他的「普遍語用學」撇開語言與人類實際生活的內在聯繫來談論語言的作用，賦予語言一種先驗的價值。在他看來，只要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範，不要說「溝通行為」的合法化，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都有指望了。他自以為他的「普遍語用學」的誕生，使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有了新的規範的理論基礎，在社會批判理論領域內，完成了由意識的批判到語言的批判的「語言學轉折」。

哈伯瑪斯的關於「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理論是一種改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與西方社會中盛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又有著不解之緣。西方一些正在執政的或曾經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以會對哈伯瑪斯產生濃厚的興趣，原因也在這裏。

哈伯瑪斯在本書中使用了大量對我們而言生疏的概念與術語。我們通過將這些概念與術語或者刪去或者簡化，歸納出以上三方面的基本內容。我們相信，倘若讀者先瀏覽一下我們所作的這一難免淺陋的歸納，再去鑽研哈伯瑪斯的原著，那將是不無裨益的。

有一點在這裏要加以說明：本書在翻譯過程中曾參改了英譯本。另外，德文版原來書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英譯本改為《合法性危機》。考慮到後者在國際上比較通用，所以用了英譯本的譯名。

前言
應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來說明「先進資本主義」的業已改變了的現實，殊多困難。這便使我產生了一個有趣的想法，即重新理解舊的原理，或者，用新的原理取而代之。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經驗規劃的預備階段，我們也曾考慮過這種研究方法；本書中篇所概述的那些論證，就是我對從這些討論中了解到的情況所作的總結。至於不按慣例，引用了研究機構內部的工作底稿，目的在於交待清楚我工作的環境，而尤其是要指明這些討論尚未結束，還未達到共識。此外，我關注的是，釐清假設的一般結構務必不要同經驗的結果混淆一起。

本書上篇的提綱挈領式的寫法表明，社會進化理論(雖然它應當是社會理論的基礎)在今天還很不發達。另一方面，下篇的不確定性則表明，當代社會結構理論的物質問題，與可以在溝通能力理論框架內釐清的(如我希望很快證明的那樣)基本原理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出版的構想	郝明義
《合法性危機》	鄒川雄
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論評析--中譯者序
前言

上篇	關於危機的社會科學概念
第一章	系統和生活世界
第二章	社會系統的若干要素
第三章	社會組織原則示例
第四章	以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周期為例說明系統危機

中篇	先進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
第一章	先進資本主義的描述模式
第二章	先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的問題
第三章	可能出現的危機趨勢的分類
第四章	經濟危機原理
第五章	合理性危機原理
第六章	合法性危機原理
第七章	動因危機原理
第八章	簡略回顧

下篇	論合法性危機的邏輯
第一章	馬克斯．韋伯的合法性概念
第二章	實際問題與真理的關係
第三章	普遍化利益的壓抑模式
第四章	個人終結了嗎？
第五章	復雜性與民主
第六章	對理性的偏愛

<FONT COLOR=#AA5555>●譯者簡介</FONT>
陳學明

1947年生，上海崇明島人，復旦大學現代哲學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為現代外國社會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已出版著作及譯著13部，發表論文150餘篇。代表著作有《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現代資本主義命運》、《二十世紀思想庫》：代表譯作有《愛慾與文明》、《逃避自由》、《尋找自我》等。

頁數：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