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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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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中國大陸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策略是：

．與國際大公司合作生產。
．依靠龐大的國內市場建立相當於中、大型國際公司的規模。
．結合基礎科學開發能力，形成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

市場、科學成就、科技人員的素質和使命感，再加上企業體制轉換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中國新企業家將藉助這些要素，在世界版圖上一爭雄長。

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出現一批既為公、也為私的高效能新企業家，他們是知識份子，是高階黨官，是尖端科技的研究人才，而新企業家最大的雄心是要和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爭長短。新企業家挾市場之力，迫使國際合作對象屈服，以科技力換取管理術，成就驚人。在 20 世紀，新企業家是中國工業化和企業私有化的實踐者；到 21 世紀，新企業家不但可能媲美日本同業，更會威脅亞洲和世界先進同儕，台灣，自難例外。

<FONT COLOR=#AA5555>●作者簡介</FONT>
徐宗懋

1958年生，福建省古田縣人，輔仁大學西班牙文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東南亞特派記者，現任中國時報國際特派員。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序文　等待翻飛的巨鷹

第一章　黨委書記挑戰日本大企業──杭州西冷集團張平
第二章　工業生產自動化控制師──北京科海集團公司
第三章　與中國並進的電腦業龍頭──北京四通集團公司
第四章　中文電腦輸入法贏家──北京王碼電腦總公司
第五章　開拓生化藥品新領域──珠海經濟特區生物化學製藥廠
第六章　中國科研與日本技術聯手──上海尼賽拉傳感器公司
第七章　加濕器大王的政商夢──北京亞都人工環境科技公司
第八章　填補中國通信技術的空白──上海三中通信技術設備有限公司
第九章　「現代畢昇」的商業手段──北大方正集團的教授先生
第十章□企業產權革命事例──華南空調製冷有限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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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h4」等待翻飛的巨鷹「/h4」

中國大陸的經濟、企業體系，有兩個不可見於他處的特點：

1、透過經濟發展，才帶動企業的私有化。
2、進口替代與產業升級同步發生。

因此，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走向，也不是一般評論與模式所可完全套用。盛行於亞洲，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理論，就不見得適用於中國大陸。如果再加上龐大的市場規模，強盛的基礎科技的關係，中國大陸更將是一隻不需任何導航，且將獨自翻飛的巨鷹。在這個獨特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大陸新崛起的企業家也具有外人難以理解的獨特神采。他們可能是純然的知識份子，可能是尖端科技人才，也可能是高階黨官。

本書所列舉的十個企業，以及主導這些企業的人士，也許已為人所熟知，也許尚有待成長。但，卻是未來中國大陸企業最有發展潛力與機會的代表。他們的成長會進一步推動激發大陸的發展機會，到 21 世紀，將會是全世界同業的強勁對手。日本企業，已經感受到他們的威脅，我們，不會也不應例外。

──中文版出版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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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1993年底到1994年中，筆者在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進行全面密集的採訪，主要目的是了解新興民營企業發展的情形。 90 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已對全球經濟逐漸形成衝擊，而民營企業的興起更反映中國社會體質的根本改變。

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多雄心勃勃的青年企業家毫不猶疑地說，他們在本國市場成功以後的下一個階段，就是要與日本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爭長短，言談之間流露一種民族使命感。企業的發展不僅是企業家個人賺錢的事而已，也關係到國家總體力量以及民族的自豪感。

這些中國新興企業家的願望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實現？這個問題涉及的層面太多，一時並不容易回答。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94年初，筆者剛好也訪問過日本著名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先生，談到近年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投資。石原先生說，他一點都不擔心華僑對中國的投資，因為華僑對投資科技沒有興趣，只對房地產、股票有興趣。讓我感到興趣的是，石原先生用的是「擔心」（心配）兩個字。為什麼如果華僑投資了中國的科技，就需要擔心呢？

94年 7 、8 月間，中國和日本先後發射兩枚自製火箭，將通信衛星送上太空，兩個國家是亞洲中唯一具有此科技能力的。中國已發展數年了，而且做了數次的技術修正，日本是第一次。結果是日本的設計和操作出了問題，平白損失四億多美金，還出現面子問題。值得一提的，西方國家長年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禁止對中國輸出技術，中國的航天技術完全是自己發展出來的。這反映其具有雄厚的基礎科學能力，跟一般中國國產民生用品的低劣品質剛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換句話說，在中國，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和低劣的工業生產技能是同時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工業生產技能大幅提升改善，同時又結合既存的基礎科學研究，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未來，中國和日本企業進行市場競爭，以致於未來中、日兩國進行總體經濟力量的較量時，這會是關鍵的問題。。

雁子變巨鷹

80 年代末期，日本的經濟力量一度達到顛峰，一部分日本學者曾提出「亞洲雁行論」。大意是日本在亞洲經濟中的角色地位彷彿一群飛雁中的帶頭者。由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輸出，帶動亞洲經濟的繁榮。在日本這隻帶頭雁背後，緊跟著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體；其後再跟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最後再跟著中國大陸、印尼等。這種排列是根據各國的工業化程度以及國民平均所得而來的。在這種簡單的邏輯之下，中國大陸被排在最後。

90年代以後，一些簡單的事實反映「亞洲雁行論」過於一廂情願。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持續成長，投資穩定增加，顯示日本經濟盛衰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沒有預期中大；相反地，日本企業為挽救衰退還寄望於龐大的中國市場，這種情形對「雁行論」無疑是一大諷刺。過去在亞洲群雁後頭的中國究竟只是一隻普通的雁子，還是本質上是一頭巨鷹？

「雁行論」主張者所犯的基本錯誤就是用表面的數字去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而忽略了一個國家無形的資源，如國土、人口、能源、基礎科學、文化特性、國民意志在國與國長期競爭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國粹主義人士就是做了錯誤的估計，誇大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盲目地投入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當前日本經濟也有類似的難題，雖然它龐大到號稱世界第二，但卻遠遠超出日本國土、人口、能源等無形資源，其維持的先決條件是世界市場自由化以及和平穩定的環境。在當前全球貿易走向區域壁壘，不同的種族和文化潛醞著衝突的時候，日本龐大的經濟體有時不但不是一股力量，反而可說是處處受人掣肘的包袱了。

中國自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開始發展現代經濟，許多亞洲學者用日本、韓國、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看待中國，直覺判定中國將循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工業一步步發展。然而中國卻具備兩項根本的區別：一是中國擁有超級龐大的市場規模；二是中國具有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這意味著任何在本國市場取得優勢的中國產業，其產值和營業額就有可能相當於一般中、大型的國際企業。此外，一旦中國工業生產技能與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充分結合，將出現巨大的生產力上江刻使中國躋身一流科技大國之列。

這是中國與韓國、臺灣、東南亞國家根本不同之處。這些國家工業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因受限於市場規模，無法大規模投資於基礎科學的研發，因此原創性的技術很難趕上日本。即使是日本本身的基礎科學研究也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許多暢銷商品的原始技術都是向美國購買的，再透過良好的生產技術和工藝以及包裝廣告，而取得世界市場的成功。由於掌握原創能力以及靈活的生產策略，美國電腦業和汽車 90 年代以後重新取得領先日本的優勢，同時也反映日本過去模仿抄襲的弱點。

中國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如果結合了現代生產技術和商業策略，對中國經濟推動將不難想像。問題是，這個過程有多久？將採取什麼樣的發展策略？需要克服哪些基本的課題？這對臺灣企業有何意義呢？

在採訪中國新興民營企業家的過程中，這類問題一直激發著筆者的思考，並試著找出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最後決定把它作為寫作的主要精神。1994年，中國改革工作碰到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應該如何界定企業的產權，明確地說就是如何把計畫經濟下的公有制轉換成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從而根本地解放中國人的智慧和生產力。這項轉制將改變中國現有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本質，而改變工作的真正推動者就是日益蓬勃壯大的新興民營企業，當它們的產值超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的時候，那將是另一個中國。

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以後，逐步貫徹了計畫經濟，即所有的生產和銷售活動都由政府直接掌握，私有制被消滅。全國大大小小的企業都是政府行政組織的一環，生產活動的推動之手是政治權力，而不是市場法則。這套方法在全世界所有的共產國家中都被證明徹底地失敗，其後果是生產技術、管理方法落後，大量資源無謂地浪費，而入民則在喪失個人自由之後依然陷於貧窮的痛苦。

另外一方面，政府為了發展和宣揚國力，不計代價成本地投資在基礎科學研究和尖端科技上。一位中國科技企業家訪問日本，參觀了日本電腦研製博物館後，發現即使在60年代，中國的電腦技術還領先日本一代，六四年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數據處理是一個晶體管的電腦做的，65年日本才做出一個電子管的。然而後期的發展卻遠遠落後於日本之後，主要是中國碰到破壞力強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僵化的體制造止了中國的進步。儘管如此，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並沒有停止過，尤其在物理和數學方面。最後演變成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某些高科技產品，中國政府不計成本地投入，可以解決技術問題，做出一、兩個樣品，但卻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品質劃一的商業生產。原因是把一個原發技術的樣品變成一萬個品質一致的產品並投入商業市場中，需要良好的生產流水線設計、生產設備、嚴格的管理方法、成熟的工藝、精確的成本核算，以及廣告宣傳策略。這一部分的發展來自於市場力量的引導，過去中國在這一部分的落後正是優化的計畫經濟所帶來的，引進市場機制的目的正是補充這方面的空白，迅速提高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管理和銷售的技能。布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根本差別在於，市場經濟是以私有企業的經濟活動為主體，因此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企業的產權必須逐步改為私有制。

官辦民營與股份制

80 年代初開放政策後，最早出現的私人買賣是以小型的個體戶為主，方式是將南方生產地的產品運送到北方大城市銷售，利用中國過去閉塞的市場流通渠道，發揮迅速靈活的優勢，取得高額利潤。然而在市場流通管道暢通後，這種簡單的生意迅速沒落。80 年代中期後一些知識份子開始離開原單位，從事生產和銷售事業，開始呈現現代企業的雛型。這種新興企業的產權形式仍然曖昧不明，表面上常常掛靠在原單位上，企業主持人名義上仍由原單位任免，實際上企業內部的人事和財務都與原單位無關，企業領導人可以自己決定。這些企業常被稱為「官辦民營」或是「集體」，實際上賺來的錢往往不知道算是誰的。這類民營企業一旦發展起來，內部分裂的危機隨之而現，原因是企業領導階層中對於誰的貢獻大，誰應該分得多，容易有不同的看法，一旦爭執不下，企業就分裂了。即使企業最高領導人對於辛苦多年創立一個事業，卻只能拿一份薪資也抱著潛在的不滿。因此，改變的壓力逐漸成形。 90 年代起，企業的產權改造是以股份制為主，也就是企業的股份售予員工或者在中國內外公開上市，既可募集資金，也可擴大投資生產。管理階層可以優先獲得較高比例的股權以增加分配的合理性。改造以後的企業跟原單位的從屬關係也變了，原單位只是企業內的大股東，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內部的經營政策，職權落在董事會所任命的總經理身上。在有些地區，原單位甚至只是小股東，只管分紅，跟企業的經營更無瓜葛。 90 年代起，股份制改造盛行於中國，在營運較好的國營企業或官辦民營企業中青施得比較理想。至於後來興起的民營企業，則一開始就實行產權股份化或私人獨資經營，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已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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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簡單地說，中國工業生產管理技能的提高與中國企業逐步民營化、私有化，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因此，儘管中國已有些國家級的重工業，如石油、鋼鐵等，但如果把那類大型的國家企業進行國際競爭的分析評估，意義並不大，因為它們不反映自由市場下的企業表現，也不顯現中國體制的變化過程。必須透過對新興民營企業發展的了解才能預估中國未來的競爭力。

筆者首先在經濟發展較快的北京、上海和珠江三角洲，列出一百家新興民營企業，採訪其中較成功的三十家，最後再從採訪結果中列出十家有代表性的例子，說明這些企業所代表的性質和發展概念，將會是先進國家在本世紀未的潛在競爭對手。必須說明的是，這十家企業並非所謂的「十大明星產業」，不是根據總產值或營業額為標準。畢竟民營企業真正興起的時間都不超過五年，不可能形成非常龐大的產業。此外，商場變化無常，今天的成功者並不保證未來不會失敗，未來的成功者也可能此刻還默默無聞。沒有人能精確地指出誰會是十年後超級巨星，但是卻可以預測哪些型態的企業所代表的發展概念未來具有最強競爭力。

筆者所選的企業大部分是具有技術開發能力者，將科技當成第一生產力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很多來自中國科學院的各個研究所，或者某些生產事業的研究部門，或從事國防科技如火箭發射、氫彈等，常年待在實驗室裡，純粹是科研人員，與商業毫無關係。80 年代中期以後，一部分科技人員開始走出實驗室，希望把過去研究的成果投入商業生產。他們學習現代大規模生產技術、企業管理、貿易法規、國際慣例等。從一竅不通到逐步掌握現代企業的操作要點，許多人提起一開始學做生意的生澀無知，常不禁莞爾。

這批科技企業家最大的長處是「科技本位」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由於過去從事的是科學研究，所以有一種根本上非常務實的精神，又由於科技是根本的職志，所以發展科技成了企業經營的基石。每一個科技企業家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包括他們幼年成長的經驗，對科技的痴迷，不計代價日夜瘋狂地投入研究工作，而且以最大的毅力排除外在環境的不利因素。讓人最吃驚的是，這些科技企業家往往以最小的成本和人力，做出歐美和中國必須投入十倍以上資本和人力才能取得的成果。他們吸收資料的迅速，模仿複製並進一步改進的能力，與先進國家的科技人員沒有太大的區別。

既合作又競爭的「中日模式」

書中所列的十家企業中大約有一半與日本公司有合作的經驗，或者企業負責人訪問過日本。這也是本書反映的一大重點。無可否認地，基於歷史因素（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仍存在特殊的情結，兩國所發生的事情在彼此人民心理上所造成的衝擊都比其他國家來得大。這些中國科技人員承認，去了日本，參觀了日本的工業設施，對他們的震撼很大，也激起了很多思考。他們認為，就科學家的智慧以及基礎研究上，中國並不輸給日本，可是在工業生產技術上卻遠遠落後於日本。這種體認提供了他們未來努力的明確方向，並決定了他們與日本公司合作的根本策略。

一位上海的科技企業家說：「日本公司跟我們合作也是為了賺錢，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我們發展起來。」這句話剛好點中中、日公司合作的時候，雙方微妙的心理。日本公司希望透過合作進入中國市場，但又怕中國公司把所有本事都學會，有一天成為日本強大的競爭對手；中國公司也知道與日本公司合作是為了獲得生產和管理技術，但是他們不可能永遠扮演日本產品的代工角色，何況他們也掌握原創性的技術，這是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一位北京的科技企業家談到與日本松下合作時說：「我們認為和松下合作最有利的籌碼是中國市場，所以在中國市場的控制上，我們一寸都不讓，寧肯不合作，一寸不讓，也就是松下產品必須由我通銷，你不能銷，因為國外市場我打不過他們，但國內市場肯定打得過。」

也就是說，即使中、日公司最後合作愉快，這過程往往是一場激烈的爭論和談判，雙方都有一些保留的作法，而且都很清楚今日的夥伴將是明日的競爭對手。事實上，並非所有的日本產品都具有競爭力，譬如高科技的電腦系統，中國市場基本上是美國產品的天下。日本產品由於系統的封閉性以及中文軟件開發能力有限，80 年代中期曾一度進入中國市場，但很快地就被美國公司的硬件產品配合中國公司的軟件開發所取代。總的來說，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策略的步驟如下：一、透過跟國際大公司的合作生產，二、依靠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建立相當於中、大型國際公司的規模。三、結合中國的基礎科學開發能力形成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

這裡可以看出中國與韓國、臺灣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不同。韓國和臺灣是先進行產品進口替代，再進入產業升級階段；然而兩國的科技投資受限於市場規模，成果有限，也使得產業升級的速度非常緩慢。中國的情形截然不同，由於擁有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和龐大的市場，中國的進口替代和產業升級將在同一個時間發生，也就是韓國和臺灣最難超越的一關，對中國而言，並不構成太大的問題。一旦中國完成了進口替代，對世界知名企業，尤其是日本所屬者的挑戰將是立即而直接的。因此，本書內容基本上呈現兩項重要的意義：一、中國的工業化和企業私有化的過程是一致的。二、中國工業化將使生產技術與基礎科學研發能力結合，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日本應不應該對中國投資？其實這已不是一個需要費心考慮的問題。日本經濟體的龐大遠超過其國土、人口、能源等無形資源，區域經濟的出現使得日本不得不大力開發中國市場，否則將不容易支持目前的經濟成長。石原慎太郎先生說，華僑對投資科技沒有興趣，但實際上這並不影響中國科技企業的成長，因為前面已清楚說明，中國既有的科研成果，科技人員強烈的使命感以及外國大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生產，這些因素的結合，必將使中國科技企業興起壯大。

本書中還特別列了一家國營企業，介紹一位年輕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如何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他跟老一輩的共產黨具有相當不同的世界觀和事業心。另外一家廣東的企業，歷史只有短短兩年，但其大膽的作法在中國企業體制改革上起了很重要的帶頭作用。因此，每一個企業的介紹不只是純粹的商業資料，也是一個完整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故事，呈現生動多元的面貌。此外，文章也避免使用過於專業的科技名詞，而盡量以易懂的方式說明中國科技的文化背景，以及與中國人生活之間的關係。

 90 年代，中國進入一段重要的發展階段、出現了許多弊端，譬如官僚貪污、治安惡化、法制不彰、政治鬥爭、貧富不均、環境污染等等問題。然而，從一個集權僵化的共產社會過渡到靈活自由的民主社會，是一個既痛苦又快樂的過程，必然充滿了波折，不可能全然平和順利。就像在成功的中國企業的另一邊，也同時存在著更多的落後的中國企業。雖然如此，中國畢竟是一個存在數千年的古老大國。它能延續至今必然有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儘管困難和危機重重，始終有相當多不服輸的中國人孜孜不倦地奮鬥，形成民族綿延不斷生命力。

本書所列的十家中國民營企業能對日本公司形成國際競爭嗎？這一刻當然不能。它們距離日本大公司的規模和能力還非常遠。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市場規模，基礎科學的成就，科技人員的素質和使命感，企業體制轉換後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以及成千上萬類似的中國企業將在本世紀未以前陸續出現，競爭優勢昭然若揭。對臺灣企業界而言，這些大陸民營企業所代表的背景和發展策略概念，恐怕就更不容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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