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十年風雨：文革後的大陸理論界．軍政‧法律/政治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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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本書作者蘇紹智為中共著名政治理論家，「六四事件」之後流亡美國及其他地方的學術機構做研究及教學工作，因深感有必要對「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之後的十年間，由於思想解放導致民主運動興起的滄桑、曲折、鬥爭，作一系統的回顧與反思。本書乃根據作者的親身經歷，按時間次序，結合專題而寫成，並附錄若干文獻、資料。

引言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一直相信掌握「筆桿子」，亦即控制意識形態，對於取得政權並鞏固政權，和掌握「槍桿子」一樣重要。因此，中共極為重視製造輿論，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在中共建國以後，由於其所作所為與理論相差太遠，為了維持其虛偽的合法性，更要控制意識形態。

我曾在中國大陸長期做思想理論工作，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參加這種工作更多，有一個時期還擔任某一方面的領導工作。現在有機會把「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筆之於書，或能有助於了解中國思想理論界的狀況，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和任務，從而有助於了解中國大陸在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的政情的變化。

意識形態（ldeology）一辭，原出希臘文的Idea和Logos，字面的含義是「觀念的知識」。但世界學術界有多種解說。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像中國大陸，比較廣泛採用的觀點，是馬克思所說的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築的第二個方面：制度的意識形態，觀念和信仰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社會輿論，道德觀念，理論體系，政治思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我採用這個概念，因為它最能概括地反映思想、文學、理論各個方面。

共產黨在理論上承認意識形態有重大的作用。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他們相信意識形態會形成某種政治氣候，影響政治的發展。因此，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向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極嚴。他們利用意識形態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或武器，他們不容許不同意見出現，一旦出現，甚至出現在萌芽狀態，他們就要展開批判。這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鬥爭。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更具體地說，在一九七八年以前，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單方面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批判，沒有人能夠或敢於對上層領導提出不同意見，更不要說反駁了。一旦受到上層領導的批判，被批判者無權反批評，甚至還要被「專政」，失去發言資格。廣大的知識分子沒有可能、也沒有膽量為維護自己的觀點而堅持，而反駁。甚至還有不少人，隨著領導者的指揮棒轉，指到哪裡，批到哪裡。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提出「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達到荒唐的地步。凡是不同意毛澤東思想的人，都被視作階級敵人，根本聽不見不同意見，遑論批評和反批評的你來我往的辯論。

「文化大革命」以後，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決定實行改革和開放政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較過去放鬆，雖然歷經曲折，畢竟有寬鬆的時候。這就為不同觀點的提出以及不同見解的論戰、批評和反批評，提供了可能。正如李洪林所說，在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思想界大體上就在這種『批判—沉寂—活躍』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躍』的週期中度過的。」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學術大批判
「學術大批判」是中共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其做法往往是先確定批判對象，包括人和觀點，然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行批判，然後聯繫歷史，聯繫階級出身，最後變為政冶問題，予以定性和整肅。

中共領導人雖然也說要區別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但「學術大批判」往往引導到政治鬥爭，有的學術批判是預謀為政治鬥爭開路，有的學術批判本身就是政治鬥爭。中共執政以來，學術大批判綿延不絕，成為控制意識形態，以至控制政治的一個重要手段。

據不完全統計，「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大批判有：

批判電影《武訓傳》。一九五一年春。這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指揮的，開了政治干涉文藝，和由學術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的惡劣先例。
  批判梁漱溟思想（一九五三年五月～十月）。
  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九五四年十月）。
  批判史學家尚鉞。
  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月）。
  批判胡適思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特別著名的有：
    文藝界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社會科學界批判六教授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
    社會科學界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資產階級新聞學」，取消社會學、政治學。

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把大批學有專長，少參加一些政治活動的學者，當作白色專家進行批判，稱之為「拔白旗」。批判小說《劉志丹》（一九六二年九月）。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它升級到「階級鬥爭為綱」。此後，在學術思想界到處找靶子批判，難以有完全的統計，重要的有：
   批判鬼戲《李慧娘》（一九六三年五月）。
   批判一大批電影、戲劇，如《舞台姐妹》、《北國江南》等（一九六三年八月）。
    批判電影界，代表人物是瞿白音。
    批判文學界，代表人物是邵荃麟、周谷城。
    批判哲學界，代表人物是楊獻珍、馮定、李平心。
    批判經濟學界，代表人物是孫冶方。
    批判歷史學界，代表人物是翦伯贊。

直到一九六五年，從批判吳  的《海瑞罷官》、鄧拓的《燕山夜話》和吳、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開始，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隨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術大批判、政治大批判多得不可計數，批判的對象居然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的主角宋江等，簡直是患了「批判狂」。

二、我在「學術大批判」中
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九年「學術大批判」的狂潮中，像我這一代研習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起的是什麼作用，值得我輩反思，俾汲取教訓，糾正錯誤，覺今是而昨非。

為此，簡單地談一下我的經歷，對於了解知識分子在中共政權下的情況，也許是有意義的。

我於一九四一年畢業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該中學以理工科著名，我是少數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學生。後來入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我轉學到重慶大學會計統計系。大學畢業後，先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後轉學南開經濟研究所，當時學習和研究的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是從馬夏爾（Alfred Marshall）開始的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南開經濟研究所是著名的學府，藏書豐富，教授有蔣碩傑、劉大中、吳大業、徐毓楠、陳振漢等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學派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有很大影響。

一九四六年，當我在復旦大學時，國共短期合作，中共在上海馬斯南路有一處周恩來公館，該處的許滌新和劉方華（現名蔡北華）經常到復旦大學與學生聯繫，舉辦讀書會和時事座談會。許滌新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我在重慶大學讀書時，常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讀到他的文章，頗為心折，在上海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經他介紹，我開始讀沈志遠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後來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覺得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很有道理，我當時還不能完全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是二者並讀，認為可以互相補充。同時，許滌新也推薦我讀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澤東的著作，我覺得新民主主義符合中國的實際，頗有道理。

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是年夏，我在南開經濟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當時和我一起取得碩士學位的有聶寶璋、吳兆契，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碩士。不久，中共便取消學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後才恢復。

一九四九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乃大學集中地區，為了改造和吸收青年知識分子，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清華大學舉辦「華北各大學畢業生暑期學習團」，參加者約三百人，這是中共團結青年的好機會。中共中央對學習團十分重視，記得任弼時、薄一波、黃松齡等都去做過報告。當時中共正處於上升時期，挾戰勝的威望，注意團結、實事求是，注意說服、銳意進取。學習團各級領導和工作幹部均以身作則，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給人以良好的印象。學習歷時兩個月，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常識，新人生觀、毛澤東著作（主要是《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和中共約文件、政策、法令。

當時曾有解放軍銅管樂團到學習團演出大型歌劇《白毛女》，令大家對解放區的文藝刮目相看。

當時的學習團，空氣比較自由、民主、舒暢。加以當時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強調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與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成鮮明的對比。我和大多數學員一樣，思想上自願擁護中共，並無強迫的感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應許滌新之約去上海。當時許滌新主持華東財委，鑒於缺乏幹部，乃於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辦了一個研究班，訓練適應新社會要求的財經幹部。我在該班任助理研究員，比較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毛澤東著作和中共的政策、法令，對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有進一步的認識。加以中共當時以較快的速度恢復了生產，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掃除了舊社會的娼妓、吸毒、賭博等醜惡現象，市長陳毅對知識分子禮遇有加。這一切，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及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更有好感。用共產黨的說法，就是越來越靠攏黨，成為黨的培養對象。當時復旦大學的共產黨領導人多方啟發我入黨的要求。

中共建國後，採取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全面學習蘇聯。從中央開始，各個領域大多聘請蘇聯專家作為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各系、各主要教研室都聘有蘇聯專家，徵調全國各大專院校骨幹教師去學習。我於一九五0年秋，被派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進修。

在人大，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基礎（實為蘇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課本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主，兼讀一些蘇聯教材。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批判的對象。實際上所讀多為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著作。蘇聯式的訓練是很嚴格的，但大部分是教條主義的。後來有人說，中國人民大學聘蘇聯專家講課，使教條主義流毒中國社會科學界。此話一點也不錯。這種流毒長期影響我的教學和研究。

復旦大學急切需要經過訓練的教師上課，一年後，我即回到復旦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的政治課之一。這時大學的課程採取蘇聯的教學方法，講稿都在教研室內討論過，極為教條和拘謹，每年的修訂也是跟著黨的政策的改變而變化。

我經過多次申請，於一九五三年七月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黨員比較少，我轉正不久，即兼任黨的工作——經濟系教師支部書記和經濟系總支副書記。當時稱為「雙肩挑」，即既擔任黨的工作又擔任教學工作之謂。當時黨內的教育主要是要求每個黨員作一個可靠的螺絲釘，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絕對不允許有不同意見。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當時的黨委副書記王零，有一次批評一個黨員說：「他有幾個腦袋，敢向政治局委員提意見？」

我在復旦大學那幾年，參加了解放以後的多次運動，從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在運動中算是「經受了考驗」。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和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中，因為我說實話，反對浮誇和大煉鋼鐵，並與被冤枉打成右派分子的洪文達關係較好而受到批判。但先後受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湯德明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北的保護，得以過關。據悉，楊西光當時曾說：「我們剛培養了一些人，若都打成右派，我們就沒有人了。」

一九五九年我被調到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社任編輯，該社主要編輯有馮崗、馬達、欽本立。他們三人因反右派運動中的言論受到「嚴重警告」的處分，但他們在編輯部中仍然有不少自由言論，使我很受啟發。一九六二年中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各省市的理論刊物一律撤銷，上海的《解放》雜誌亦然。我被調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理論組工作。當時的宣傳部長是夏征農，副部長是俞銘璜。俞銘璜主管理論組。他有文化人的氣息，思想解放，對我亦有啟發。

不久，中蘇論戰愈演愈烈，中共中央調集大批理論工作者去北京，參加論戰的準備工作。我被調到北京參加《人民日報》領導的《五評——戰爭與和平》的資料研究工作。各組都要編出五本書。供正文寫作者參考。我們這個組最後編出的五本書是：
  《馬恩列斯論戰爭與和平》；
  《毛主席論戰爭與和平》；
  《修正主義者論戰爭與和平》；
  《狄托論戰爭與和平》；
  《帝國主義者論戰爭與和平》。
  寫文章要找出根據，是當時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風尚。

一九六四年完成編書任務後，我被人民日報社調去任理論部經濟學組組長。

一九六五年秋，我奉命去北京附近的房山縣參加「四清」運動，任該縣天開公社上中院大隊的四清工作組組長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發生「文化大革命」，我從「四清」工作組回人民日報社，不久就被批判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先是「靠邊站」達數年之久，後來被調離理論部到國際部做資料工作，也被多次下放到人民日報的「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和大多數幹部一樣，在十年動亂中，我不能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能研究，不能寫文章，不能講課，虛度我從四十三歲到五十三歲的十年寶貴時光。但也幸而因此，我沒有寫過任何支持「四人幫」觀點的東西。

從我的經歷來看，我本來是一個嚮往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在中共的思想改造、黨的教育和各種運動的「鍛鍊」中，逐漸變成一個聽話的幹部、忠誠的共產黨員。我深受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實為史達林主義）的影響，盲目地相信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是不會犯錯誤的。有時感到想法不一致時，總認為自己不是無產階級，受的鍛鍊少，錯誤的不會是黨和毛澤東，而是自己動搖，是自己立場不堅定的表現。直到養成一種習性——沒有獨立人格，不會獨立思考，盲目遵從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指示。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我的這種習性：一九六一年，當我在《解放》雜誌工作的時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時，「隊」指的是生產大隊，我奉命寫一篇文章，闡明生產大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不久，上面又說「隊」是生產隊了（即俗稱之小隊），於是我又奉命寫另一篇文章，闡明生產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沒有寫過一般。實踐證明，無論怎樣解釋「隊」都是不行的，因為連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可見這種盲目聽從領導指示的論著，毫無科學性之可言。

在「文革」以前的「學術大批判」中，我雖然也受過一些批評，但因為我一向是一個聽話的幹部，個人與領導的關係較好，所以往往在被批判而檢討以後，受到領導的庇護。另一方面，在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聽黨的話發生矛盾時，我往往把聽黨的話放在第一位，不能堅持良知所要求的真理。因而在「學術大批判」中，我往往成為共產黨的「可靠助手」。

中共組織「學術大批判」，大致分為幾種不同的情況，我曾在不同的情況中起不同的作用。但是從來不能站在被批判人的一方與領導抗爭。

一種是配合運動的「學術大批判」，主要是由黨中央通過中央宣傳部和各級地方宣傳部來組織。先在擔任些領導工作的黨員幹部中，然後在一般黨員中開「打招呼會」，然後正式布置，告以批判的目的、任務，以及黨員幹部和黨員的作用。如在抗美援朝中反對「恐美、崇美、媚美」的思想，在反右鬥爭中批判各種右派言論。這種批判，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都要在會上表態，發言批判錯誤的思想和鬥爭犯錯誤的人，最後在會上做出結論。如果黨員在這種批判中表現不積極，就要受到處分。

一種是黨的宣傳機關，特別是某些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發現某些他們認為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就首先組織少數人議論，確定錯誤的實質，準備組織批判會。一般先是地方上的，比較小規模的學術批判會，然後逐漸擴大，有的可以成為全國性的批判會，甚至轉化為政治鬥爭會。

以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為例，開始是文藝界的批判，我可以不參加，因為我不是文藝界的。一旦升級為「反革命集團」，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要學習毛澤東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參加聲討大會。

如果與我的本行有關的，往往一開始就被徵集。例如一九六三年上海市委發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平心的「生產力論」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一開始，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會長羅竹風就召集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傳達上海市委的看法，要大家討論。實際上市委的看法已是定論，找少數人議論、只不過是說服、通知。然後就安排批判會。參加會議的人分工寫發言稿和論文，當時由於這個問題畢竟學術性較強，難以升級擴大，學者可以藉口與自己的專業不對口，根據自己的看法參加或不參加。但是如果是由中央組織的，目的性較強的，如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開始限於哲學領域，後來升級到否定辯證法、否定三面紅旗，於是各個學術領域都要參加批判。當時我在《人民日報》工作，就奉命寫了一篇在經濟建設方面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有的批判變成長期性的，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部和中宣部在一九六三年批判孫冶方時，號召全國各地經濟學界參加批判，並在北京組織雙周座談會連續批判孫冶方。我有次從上海出差去北京，中宣都還要我去參加雙周座談會。

總之，應該承認我在文革前的「學術大批判」中，曾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恐怕今天的一些思想解放，被中共視為「異議分子」的人士，當年很少能夠抵制這些學術大批判。只是在參與的程度上有所不同罷了。此乃形勢使然。這種情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開始有所轉變。

三、為批判 「四人幫」作理論準備
一九七四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他在國務院建立了一個「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思想理論界擔任領導或從事工作的人，如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林澗青、馮蘭瑞等。也集中了一些年輕的理論工作者。政治研究室作為鄧小平的思想庫，研究「四人幫」的論點，分析理論界的動態，為鄧小平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也組織小型研討會，團結理論工作者，同時傳達鄧小平的一些想法，寫文章進行宣傳。政治研究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員以輔佐鄧小平，打倒「四人幫」為己任，並旨在為日後的思想理論工作打好基礎。所以，他們思想比較解放，鑽研比較深刻和實事求是。我當時還在《人民日報》「靠邊站」，因為以前和于光遠有舊，遂經常走訪政治研究室。我和該室成員建立了較好的關係，經常交流一些情況和意見，參加一些理論討論，承擔一些任務。這對我日後參加一些思想理論工作，有很大意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研究室成了被審查和批判的重點。該室有一名龍姓青年起來造反，奪了政治研究室的領導權，開展揭發批判的鬥爭。胡喬木向江青寫材料揭發鄧小平。江青不但把胡喬木的交代揭發材料在黨內散發，還交由紅衛兵小報刊載。但是，于光遠、馮蘭瑞都堅決地頂住。這時我已經不能走訪政治研究室，但和于光遠、馮蘭瑞等仍保持密切的接觸，經常交流並討論思想界的情況、「四人幫」的謬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等。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一九七六年爆發「四五運動」。這是從南京發難的一場紀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實際上是針對毛澤東）的廣泛的群眾運動，到四月五日在天安門達到高潮。這場群眾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是為不久後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毛澤東雖說「鎮壓得好」，但事實上他已知道喪失民心，運動的矛頭是針對著他的，因而病勢加重。九月，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失去了最大的保護傘，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被「一舉粉碎」。人民喜獲再度解放，北京城裡酒被賣光，市民紛紛吃三公一母的螃蟹，街上鑼鼓喧天，以資慶祝。

遲浩田被黨中央派到人民日報社進行整頓，以清除「四人幫」的勢力，我從國際部回到理論部，開始我此後十餘年在思想理論工作中歷經滄桑的活動。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於一九八一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時說：「我們的時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是不錯的。但是秦始皇的時代卻難以一去不返。「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又是風風雨雨的十年。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引言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學術大批判
二、我在「學術大批判」中
三、為批判「四人幫」作理論準備

與「凡是派」的較量
一、「文化大革命」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四個派別
二、黨內民主派的出現和興起
三、「凡是派」之掌握大權
四、與「凡是派」的較量
五、「真理標準」的討論

附錄  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情況
理論工作務虛會
一、緣起
二、突破禁區
三、「階段問題」——馮蘭瑞和我的聯合發言
四、議論風生，上下求索
五、會議外的理論務虛
六、「四項原則」出場，理論務虛會草草收兵
七、歷史正在做結論

附錄  理論工作務處會名單
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
一、初訪南斯拉夫
二、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
三、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論壇
四、「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

「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產
一、「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
二、轉向「清除精神污染」
三、「清污」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
四、偽善的胡喬木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波瀾
一、「清污」後的「活躍」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一波
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二波

附錄一  在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第三屆年會上的講話（節錄）  鄧力群
附錄二  對中紀委<處分決定>的聲明    蘇紹智
附錄三  對中紀委<處分決定>的補充聲明    蘇紹智
附錄四  對<關於王若水所犯錯誤的處理決定>的意見    王若水

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
一、約稿
二、會前準備
三、會議與我的發言
四、會後

附錄  在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蘇紹智
一九八九年春的簽名公開信
一、方勵之寫給鄧小平的公開信
二、三十三人簽名的公開信
三、在「看好」的漩渦中
四、跳出來一個「司法部負責人」
五、不選擇沉默，第二封簽名信
六、第三封信，到了沒有什麼怕丟掉的時候了

附錄
附錄一  方勵之寫給鄧小平的公開信（複製件）
附錄二  「三十三人簽名信」之簽名（複製件）
附錄三  「第二封簽名信」署名者姓名（複製件）
附錄四  「第三封簽名信」之簽名（複製件）
附錄五  《人民日報》刊載司法部負責人談話消息的報紙樣（複製件）
民運大潮之前的「潮頭」
後記

<FONT COLOR=#AA5555>●作者簡介</FONT>
蘇紹智
滿族，北京市人，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九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學碩士），歷任復旦大學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導教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經濟組組長，英國牛津大學、美國馬凱大學、哈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以色列希伯萊大學訪問教授。

現任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著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政策》、《民主化與改革》（英文本）、《馬克思主義新論》、《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再認識》。

中外文論文散見於中外論文集和報刊雜誌。 

頁數：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