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筆與文心：文史通義 - 喬衍琯 - 文學/古典文類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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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籍人。生於清乾隆3年，卒於嘉慶六年（1738－1801）。一生在貪困不得意中度過,而能力學不倦。從事教學、幫地方官修方志等工作以餬口，卻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其中最有價值的有《文史通義》、《校  通義》和《方志略例》。

他把漢劉向等的《別錄》和《七略》、唐劉知幾的《史通》、宋鄭樵的《通志》等，融會貫通了，倡「六經皆史」的說法，擴大史學的領域，主張要修通史，採用紀事本末體。方志是供國史取裁，而不重沿革。文辭重在載道，而和文士之文有別。又批評《漢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等錯誤的地方，倡別裁互著等方法。這些說法，多有創見，而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致讀者書
文史通義簡介
緒論
．章學誠的遭遇
．章氏遺書
．文史通義
．章實齋年譜
．錢穆、余英時、羅炳綿的批評
．董金裕、羅思美的批評
．本書要旨
．克服困難的精神
．文辭清潔劑
．尋根
．擴大為學領域
．互著．別裁．索引
．予多於取
．愛憎和褒眨

第一章 窮困的一生
第一節 章學誠的生平
．小傳

第二節 貧困交迫
．病和死
．意外的打擊
．生之者寡、食之者眾
．不合時宜
．困學有成
．不朽的著作
．不平凡的學誠
．懷才不遇
第二章 論經說史
第一節 六經皆史
第二節 群經大義
．易數
．書教
．詩教
．禮教
．綜述
第三節 通古今之變
第四節 史料和著作
第五節 慎辨天人之際

第三章 文學
第一節 文、文辭、文學
第二節 文辭是天下的公器
第三節 文辭的作者和真偽
第四節 援引和改易前人文字
第五節 文辭和志識
第六節 對客家文辭的評論
．韓愈、附皇甫湜
．歐陽修
．歸有光、附唐順之
．汪琬
．方苞
第七節 諸子衰微而文集興起
第八節 論抒情文學
第九節 如何學做古文
第十節 怎樣的古文才算好

第四章 怎樣寫好地方史
第一節 方志是地方史
第二節 設立專門機構
第三節 修方志的十種方法
第四節 方志的結構
第五節 方志的範例
第六節 前人所修方志的批評
結語

第五章 搜集資料的方法
第一節 採輯亡佚的史料
第二節 經部中的史料
第三節 子部中的史料
第四節 文集中的史料
第五節 史部中數量特多的資料
．方志
．族譜
第六節 史料中的序論題跋
第七節 餘論

第六章 整理資料的方法
第一節 互著
．章學誠的互著說
．七略無互著之例
．從劉向校讎的義例看互著
．文獻不足難有正確結論
．互著的功用
．互著的實用性
第二節 別裁
．章學誠的別裁說
．《七略》《漢志》無別裁之例
．從劉向校書方法論別裁
．別裁法的利用
．別裁和類書索引
第三節 索引
．章學誠編索引的理論
．章學誠編索引的實務
．三史同姓名錄等
第四節 編目法
．辨嫌名
．宜剪裁
．精考異
．詳板本
第五節 餘論

第七章 章學誠的影響
第一節 章學誠所受的影響
．漢書藝文志
．劉知幾
．鄭樵
．王守仁
．戴震
第二節 章學誠對後代的影響
．學術思想
．材料的搜集和整理
．為人

第八章 後人對章學誠的批評
第一節 張爾田
第二節 錢穆
第三節 李慈銘
第四節 余嘉錫

原典精選
．易教上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浙東學術
．辨似
．史釋
．天喻

書摘

文史通義簡介

《文史通義》六卷、《外篇》三卷、《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外篇》一卷，清章學誠撰，今據民國69年臺北市華世出版社編印本。

本書約在清乾隆37年，章氏三十五歲時開始撰寫，到嘉慶元年，章氏生前使已刊行一部分。身後多次刊行，內容也很有出入，華世編印這個本子，很能符合章氏撰寫的本意。

《文史通義》內篇分別論述章氏對群經、史學和文辭等方面的見解，外篇多是書信和少許的序跋，以討論文史的居多，和內篇相發明。

《方志略例》多收章氏編撰的方志的敘例，就是章氏所修方志的體例。最後七篇則是批評前人所修方志的得失，也是從體例方面著眼。

《校讎通義》是章氏對目錄學的見解，也批評了《漢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等所有的錯誤。


緒言

一、 章學誠的遭遇

我國學術史，大約可分為漢學和宋學兩大時期或派別。清代從顧炎武起，到了乾嘉時期（約西元十八九世紀），以訓詁考據為主，標榜復興漢學，實在不妨說是「清學」。形成一股莫之能禦的潮流。章學誠便生在這一時期，他生於乾隆3年，卒於嘉慶6年（1738－1801），卻不甘心隨波逐流，甚且屢次強調為學不可趨風氣，貴在有精思卓識。他修了若干方志，纂修《史籍考》，撰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方志略例》等。提出「六經皆史」、修史當重義例、史學著作和史料有別、要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志所重在文獻，不在沿革、為文貴在成一家之言、文集出而諸子亡等說法。當時少有人能認識他這些卓識高見，因而不僅鄙視，甚且反對。可是後來漸漸受人注意，到了近年，益發受人重視，從而有了很多討論、研究章學誠的文字，而他的一些學說，也有了影響。譬如他六經皆史的學說。自古相傳修史的體裁有三：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他特重最晚出的紀事本末體，恰好和西方人撰史的體裁相合，形成一枝獨秀的情勢。這實因他見識遠大之故。

但這樣一位歷史性的人物，一生卻有很多遺憾。

終其一生，貧困交迫，懷才不遇。雖勤於著述，而生前便多遭庸俗之士竄改，復多散佚，其畢生心力所注的《史籍考》，更是亡佚失傳。

身後其學術上的成就，始漸有人注意，而直到近百餘年間，西風東漸，學術研究的目標和方法，都起了很大的變化，由於和章氏的主張，有若干近似之處，加上外國人的引導，形成中外合流。筆者有兩個假設：

一、如果在章氏的時代，國人能體認章氏的主張，從而發揮、實踐其說法，當西學東漸時，是不是會因早有準備，而在迎合西化方面，因差異減少，而降低了衝突的程度。

二、如果不是西學東漸，章氏的主張，是否在身後不到百年，便能走出冷凍庫成為顯學。筆者對這兩個假設，不打算在這裏直接寫出個人的淺見，但讀者如願稍稍翻閱本書，當能得到答案。


二、章氏遺書

章氏的著作，生前便曾刊行了一部分，如《文史通義》等。而散佚之餘，此後曾多次刊行，然全景零星篇章，而以校讎、文史兩通義為主。民國9年，浙江圖書館得會稽徐維則鑄學齋所藏鈔本遺書十八冊，編為《章氏遺書》二十四卷，鉛印行世。民國11年，吳興劉承幹，取沈子培所藏王宗炎實齋遺稿原編，加上所得已刊、未刊諸書，分為正編三十卷、外編十八卷、補遺及附錄各一卷，搜羅較為完備，由嘉業堂刊行、世稱嘉業堂本。而同一年，四川省立圖書館圖書集刊，載有「章氏遺書逸篇」，即係補其所遺。民國62年，臺北漢聲出版社影印嘉業堂本據以增入。

錢穆先生在北京大學講學時，曾從書賈處得到抄本章氏遺書，其中有十七篇為嘉業堂本所未收，也有幾篇文字比刊本所收的文字較多。民國67年，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余英時所著《戴震與章學誠》，曾附於卷末，僅有十四篇。今後倘印章氏遺書，當據漢聲本，而附錢氏所輯佚文。那麼傳世的章氏遺著，便大致完備了。


三、 文史通義

章氏遺著，既以《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最為世人所重，印行的本子也最多。各本之間，卷帙多少，編次前後，文字取捨，每有出入。民國69年，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新編本《文史通義》，計內篇六卷、外篇三卷，又《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附「序跋碑傳」等十餘篇。

所收文字，除嘉業堂本外，並增補遺文，又兼收《方志略例》和《校讎通義》。章氏撰寫《文史通義》的本意，原包含方志和校讎，所以華世本能符合章氏的原意。《文史通義》的傳本雖多，但以華世本為能探求著者旨意，因此筆者撰寫本書，便據華世本。間有引用到華世本以外的章氏著述，全據漢聲所印的嘉業堂本。

章氏生前，便有些贊成或反對他的人，為文商量討論。到了身後，更有些碑傳和刊書序跋。這些資料，都散見於各家文集或筆記，但所論事項，都是局部而簡略的，所以並未為世人所注意。要到民國初年日本內藤虎次郎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問世，才為「章學」開了頭。


四、 章實齋年譜

內藤氏所撰的章氏年譜，刊載於《支那學》卷一第三、四號，時為民國9年。胡適因其「太簡略了，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現他的學說變遷沿革的次序」，因而做一部詳細的《章寶齋年譜》。這部新譜中有幾點新的體例，胡適是這樣說的：
第一、我把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

第二、實齋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話，也有很錯誤的話。……這種批評，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

第三、向來的傳記，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我這部年譜，不但說他的長處，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

這一年譜脫稿於民國11年初，嘉業堂本章氏遺書還末刻完，所據材料有限。

這時，姚名達也研究章氏一家之學，並受業於梁啟超。梁敏超的卓識精思，則比胡適接近章氏。姚名達的成果，略述如下：

一、改編章氏遺書：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氏的文章都附在後面，使讀者能得到整個的瞭解。

二、作章氏著作年表。

三、作邵念魯和朱笥河年譜：章氏最推崇邵念魯，並和他的後人邵晉涵時相過從。而朱氏則是章氏的業師。四、增補胡適所撰的《章實齋年譜》。

這一增補章賞齋年譜，再經胡適校閱，加上也曾研究章寶齋的何炳松序文，於民國1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當時胡、姚、何三氏和而不同的精神，很令人欽佩，最值得我們今天效法。胡著姚補的年譜，不到十萬字，行文甚為簡潔，很合於章氏論文貴簡約的意旨。

胡適後來便不曾再對章氏的生平和學術，有所論述。而姚名達則在此後撰有《目錄學》、《目錄學年表》、《中國目錄學史》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章氏的校讎之學相近。然而相去雖僅百餘年，治學和著述方式已有相當的改變，所以他的書中論及章氏的地方並不多。姚氏不幸於民國31年，在江西戰地殉國。

說到梁啟超，他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很推崇章氏，卻未加以論述，而說要另外專門寫一學案。結果沒有寫出來，很是可惜。梁氏治學，多精思卓識，不喜作瑣屑考訂，其範圍兼及文史，和章氏正相近，實是撰章氏學案的最適當人選。有志於此而未著筆，是學術史上的一大損失。


五、錢穆、余英時、羅炳綿的批評

錢穆先生也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係分人敘述，其第九章便係論章學誠。章氏的六經皆史、通史優於斷代史、推崇紀事本末體、強調《漢書．藝文志》的諸子之學出於王官、校讎之學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等主張，全都為錢先生所贊同。所以錢先生對章氏的學說，有深契於心之感。且論到章氏史學，並不如他所自述的，是得自王陽明，而係受到《漢書．藝文志》的影響。

錢先生另有《中國史學名著》一書，係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講稿，論述《尚書》以下的史學要籍十多種，其最後一個半講次，便專論《文史通義》。行文要比近三百年學術史淺近易讀。對章氏在史學上的成就，也是推崇備至；可知前後五十年間，他對章學誠的評價並無改變。

錢先生可說是章氏的知音，其門下士也有治章氏學術而有專門著作的。如羅炳綿有「史籍考修纂的探討」、「章實齋的校讎論及其演變」、「章寶齋對清代學者的譏評》等文，都收入其《清代學術論集》中。

錢門另一高足余英時則撰有《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內含「章寶齋與戴東原的初晤」「章寶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說」等五篇，分析戴氏對章氏學術上的刺激與影響。


六、董金裕、羅思美的批評

董金裕先生有《章實齋學記》，分述其：一、生平。二、學術思想。三、治學態度。四、交遊考。五、著述考。六、經學。七、史學。八、文學。九、校讎學。其中多引章氏原著、論述文字，也用淺近文言。所論則採用傳統的有褒無貶方式。

羅思美有章實齋的文學理論研究。其前半也綜述章氏的生平和學術思想。後半論述章氏關於文辭的觀點，而採習用的「文學」這一名稱。

關於章氏中英文論著，已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上面只是舉其數例而已。



七、本書要旨

上述各家，都是很專門的學術性論著，不限適合高中程度的社會青年，以及大學讀文史科系一二年級學生閱讀。不過要把章氏的學術寫得淺近而能適合高中到大學新生閱讀的程度，實在很困難。

如果只是介紹能成一家言的學說，總還可以說得淺近些。可是章氏所論，是研究學術史的方法，批評各家的說法，綜論古今學術。所以要讀章氏書，至少須先對五經四史、儒道名法諸家，以及《漢書．藝文志》，《通志．校讎略》等，有相當瞭解。

這不是容易的事。我試寫了多次，總覺不能合於淺近易解的要求，最後寫成本書，對章氏學說，仍是既未能深入，又未能淺出，只希望能做讀章氏原著的一個引子。

八、克服困難的精神

論學與知人是應該並重的，章氏一生貧困交迫，懷才不遇，卻力學不懈。不因現實生活所逼，而稍稍改變研史論文的心意，終能留下不少足以不朽的著作。這一奮鬥歷程，不僅值得我們敬佩，更值得我們效法。當今社會，便缺少這種傻勁。

習見一些研究生，在選論文題目時，往往最先考慮到對將來出路是否有幫助。學以致用，也還未可厚非。題目定了，找些資料，稍遇困難，就改變初衷。不是說我對這個題目沒有興趣，就是說太難做了，我做不來。

說到興趣，老實說大學四年，研究所幾年，所讀過的書，以至曾接觸過的書，實在很有限，以文史方面天地之大，沒有接觸過的領域正多，自應開擴眼界，培養興趣。即使開始不感興趣，又何妨從中培養興趣。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社會上所發生、所遭遇的，能合於自己的興趣的，不但不多，而是很少。如不能早些對沒有興趣的事，培養出興趣，那就有得苦頭吃了。

所以筆者詳述章氏貧困的一生、奮鬥不懈的經過，希望對青年能有些激勵的作用，從而效法、跟進。

九、文辭清潔劑

《文史通義》雖以文史並稱，而且文在史前，這當然也是習慣的說法。不過章氏所論，重在用於寫歷史，甚至學術文章用的文辭。

近百年間，受西風東漸的影響，文辭也有「全盤西化」的趨勢，而又於今為烈。試舉幾個例子：

「們」字的濫用。我國語文，不甚強調單複數的分別，然在全句或全句中，卻也不曾混淆不清。近年大眾傳播用的語言文字，「們」字用得太濫。甚至常有「民眾們」的說法，其實眾已是多數，加上們字，實是疊床架屋。「國父遺囑」中的「必須喚起民眾」，便無們字，自是多數。筆者十分不解，記者無知，也許情有可原。那些主管，以至總經理、董事長「們」，總還讀過「國父遺囑」。卻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寧非怪事。

被字、將字的濫用，一如們字。以迎合西文中被動語氣或未來式。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徒然庸人自擾。葉公超先生曾說：他在英國，以研究梵文得到文學博士，數十年來，每天都以梵語唸「大悲咒」。梵文的時式，無論過去式或未來式，其變化都很多，細分到在兩個小時、半天或是一天之前或之後。這不僅不表示梵文精確，而是瑣屑。中文對單複數、性別、主被動語氣、時式等，不像英、法等語文有很明顯的語尾變化，卻也不致弄錯，這是中文的優越處。葉先生這番話很發人深省。其實非用不可，也還有些同意字可以替換著用，如用受、見等字表被動：要、即等字表未來，以避免太多的字面上重複。

章氏論文辭，力主簡約、清通，如今國人反其道而行之，以繁冗、佶屈為能事。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下筆之前，倘如能稍稍體會章氏論述文辭的主張，定能受益無窮。尤其當今愈來愈少有人注意文辭，只要你稍加留心，便顯得文辭出眾了。筆者夙知章氏對文辭方面的論點，久不為世人所重，所以在本書中特為表出。

十、 尋根

近年因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從而注意到文化建設，各縣市都設有文化中心，房舍造好了，卻不知如何利用。文化建設，宜各有特色，注重鄉土文獻的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前代所修的方志，實在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中華民族淵遠流長，因而慎終追遠。明清兩朝，渡海來臺人士，著籍已十幾代，或到二十代。然雖在日本人統治之下，仍設法常回福建、廣東原籍，敦睦鄉情或宗誼。近數十年迫於情勢，雖不能和祖籍人士往返，然身後墓碑，都刻上祖先籍貫。並不時纂修宗譜，有如西方人士的尋根。

至於三十七八年播遷來臺的人士，也多有同鄉會、宗親會的組織，且聯絡到海外僑胞。除年節聯誼活動外，每編有地方文獻，重印方志，一以聊抒故園情懷，兼可使年輕子弟，不致忘本。

章氏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陸續纂修了近十種方志，經驗極其豐富，又有些獨到的修志義例。修志雖是專家的事，利用方志，讀方志，留意地方文獻，則是人人應注意到的事。

而要搜集、整理、保存、利用其他地方文物，也必須參考前代的方志。那麼對纂修方志，付出畢生心血，而其有精思卓識的章氏，在這方面的意見，當然值得我們悉心體認的。

十一 、擴大為學領域

我們知道修史先要有史料，修史的程序，便是搜集、整理、研判、取捨、排比史料，再事撰寫。章氏對歷代史籍，區別為史料和著作兩大類，他既注重撰寫歷史，也同樣重視史料的搜集、鑑定和利用。

非常可惜的，他晚年纂修的《史籍考》沒有流傳下來，不過他搜集史料的方法，則散見於其他著述，而倖存的「論修史籍考要略」等四篇文字，尤其重要。

古人修史，涉及範圍很廣，試以《史記》為例，八書之外，如孔子世家、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等人的傳是學術史。司馬穰苴、孫子吳起等人的傳是軍事史。屈原賈生、司馬相如等人的傳是文學史。刺客、游俠、滑稽等人的傳是社會史。扁鵲、日者、龜策等人的傳是方技史。貨殖列傳是經濟史。匈奴、南越等傳是邊疆民族史。範圍已夠廣博的了，《漢書》以降，在書志方面，又迭有增益。冉加上《通典》、《通志》、《通考》等政書，把史學的範圍，愈推愈廣。不過從六朝分群書為經史子集四部後，史部所攝，又自有其畛域，不容輕易超越。

章氏既倡六經皆史之說，又以校讎群書、剖析源流的觀點，認為四部有互通之道。因而《史籍考》搜集的範圍，擴及經、子、集三部，旁及筆記小說。卻又能以史學為範圍，不遺不濫，適當運用其互著與別裁的主張。不僅把經、子、集三部中涉及史料部分剖析出來，也提示了一個搜集任何門類資料的原則。凡是從事某一專門問題研究，或編專科參考資料目錄時，都有參考的價值。

十二、互著．別裁．索引

資料搜集後，便需整理。章氏在其《校讎通義》中，提出了三種原則：一、互著，二、別裁，三、編索引。

章氏認為《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便採用互著和別裁的方式，這一點很引起爭議。又如《玉海藝文部》、明祁承  庚申《整書小記》、《經義考》等，都已先採用互著和別裁的方式編目，或提出類似互著與別裁的主張，都並不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前人的編目法和主張，並未受人注意，從而加以運用，發生影響力。

其實《校讎通義》，仍舊只是提出互著和別裁的方式而已，但這兩種方式在章氏所編方志的藝文志中，便未能加以運用。《論修史籍考要略》中，倒是多採互著和別裁兩種方式，而《史籍考》既已散佚，也無從明瞭章氏實際運用的情形。即使章氏身後，採用互著和別裁兩種方式去編目的，也屈指可數。討論這兩種方式的文字則很多，但總是埋論多於實用。

直到西方的圖書館經營觀念輸入，其中若干編目的方式，如見see，參見see also等方式，以及標題目錄subject catalog，有些跟互著和別裁相似，因而用於西文編目，卻少用於處理中文資料。但是有些專科書目，如余紹宋的《書畫書錄解題》、嚴靈峰的《諸子知見傳本書目》等，都採用了互著和別裁方式。無論是否受了《校讎通義》的影響，章氏即使不是發明人，卻也不失為先知先覺者。他的說法，雖不算完備，卻比前人周密。

至於索引，固然古已有之，和他同時的汪輝祖，便編了幾種。章氏則能理論和實際兼顧。如今受西方影響，方法要比章氏的周密得多。而他的這套理論，到底是漢家固有的。因也略加介紹。

十三 、予多於取

章氏的各種主張，固然有所承受，如《漢書．藝文志》、《史通》、《通志》等。而對後代的影響，卻遠大於前人對他的影響。也就是說他豐富了中國學術史。

這些影響，並不是和他在學術上各方面的造詣成正比，而很受客觀因素影響。舉例來說：他的六經皆史說，主張以紀事本末體去修史，都為後人所接受。而修史貴修通史，文辭貴在簡約清通的主張，後人幾乎視若無睹。他主修的《史籍考》散佚了，後人屢次績修，都未能完成，後來卻化整為零，只編成了一些斷代的、分類的小型史籍目錄。這不也正襯托出他的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甚且要後無來者嗎？他的校讎理論，後人討論的興趣很濃，卻少付諸實踐，直到西方理論進來後，才因與西法暗合而有了付諸實施的機會。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這不知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

十五、 愛憎和褒貶

像章氏這樣出類拔萃的人，不免使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蓋棺已久，卻仍不易論定。筆者的辦法，是選取正反兩面的批評，好讓讀者有客觀評斷的依據。

胡適說：為人寫傳，總是有褒無貶。他本人編《章實齋年譜》，實際上是褒多於貶。不僅記述他人對章氏的褒貶，就是其他各章，也是就事論事，褒所當褒，貶所當貶。雖然對近兩百年前的人施予褒貶已無益或無損於其本人，但下筆的人，仍須持平，盡量摒除成見。

對章氏褒貶的文字既多，要想做一綜合性的敘述，自不容易，且也沒有必要，姑且選取張爾田、錢穆、李慈銘、余嘉錫四家。各佔其半，其中多能平心靜氣，就事論事，卻也有無的放矢的空論。讀了以後，對批評他人時，也許能做一參考，怎樣的批評，能讓人心悅誠服；怎樣的批評，又徒見自己的淺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最好的批評者，應是作者自己。退而求其次，才是讀者自己。

<FONT COLOR=#AA5555>●編者簡介</FONT>

喬衍琯

民國18年生。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先後服務於臺南高工、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任教於政治大學中文系。著有《陳振孫學記》、編有《書目叢書》。

<FONT COLOR=#AA5555>●出版的話</FONT>

一個中國古典知識大眾化的構想

高上秦

許多討論或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大概都承認一樁事實：中國文化的基調，是傾向於人間的；是關心人生，參與人生，反映人生的。我們的聖賢才智，歷代著述，大多圍繞著一個主題，治亂興廢與世道人心。無論是春秋戰國的諸子哲學，漢魏各家的傳經事業，韓柳歐蘇的道德文章，程朱陸王的心性義理；無論是貴族屈原的憂患獨歎，樵夫惠能的頓悟眾生；無論是先民傳唱的詩歌、戲曲、村里講談的平話、小說……等等種種，隨時都洋溢著那樣強烈的平民性格、鄉土芬芳，以及它那無所不備的人倫大愛；一種對平凡事物的尊敬，對社會家國的情懷，對蒼生萬有的期待，激盪交融，相互輝耀，繽紛燦爛的造成了中國。平易近人、博大久遠的中國。

可是，生為這一個文化傳承者的現代中國人，對於這樣一個親民愛人、胸懷天下的文明，這樣一個塑造了找們、呵護了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母體，可有多少認識？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觸的機會，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會大眾暫且不提，就是我們的莘莘學子、讀書人，受了十幾年的現代教育以後，究竟讀過幾部歷代的經典古籍？瞭解幾許先人的經驗智慧？當年林語堂先生就曾感嘆過，現在的大學畢業生，連「中國幾種重要叢書都未曾見過」，遑論其他？

特別是近年以來，升學主義的壓力，耗損了廣大學子的精神、體力；美西文明的風行，導引了智識之士的思慮、習尚；電視、電影和一般大眾媒體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個官能文化當道，社會價值浮動的生活型態。美國學者雷文孫所說的當代世界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固然鮮明了這一現象，但真正的問題，卻在於我們的根性尚未紮穩，就已目迷五色的跌入了傳播學者所批評的「優勢文化」的輻射圈內，失去了自我的特質與創造的能力。

何況，近代的中國還面對了內外雙重的文化焦慮。自內在而言，白話文學運動固然開發了俚語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眾文學的地位，覺悟到社會群體的知識參與力，卻相對的減損了我們對中國古典的知識的傳承力；以往屬於孩童啟蒙的「小學」教育，屬於讀書人必備的「經學」常識，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動下，變得無比艱澀與隔閡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來的西化怒潮，不斷開展了對西方經驗的學習，對傳統意識的批判，意興風發的營造了我們的時代感覺與世界精神，為我們的現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礎；它也同時疾風迅雨般衝刷著中國備受誤解的文明，削弱了我們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根源，使我們在現代化的整體架構上模糊了著力的點，漫漶了精神的面。

將近五十年前，國際聯合會教育考察團曾對我國教育作過一次深入的探訪，在報告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歐洲力量的來源，經常是透過古代文明的再發現與新認識而達至；中國的教育也理當如此，才能真實發揮它的民族性與創造性。

事實上，現代的學術研究，也紛紛肯定了相似的論點。文化人類學所剖示的，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殊異性與持續性；知識社會學所探討的，一個文化的強大背景與典範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創造者的「支援意識」的能源；而李約瑟更直截了當的說，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沒有普遍性的。在這裏，當我們回溯了現代中國的種種內在、外在與現實的條件之餘，中國文化風格的深透再造，中國古典知識的普遍傳承，更成了炎黃子孫無可推卸的天職了。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青少年版的編輯印行，就是這樣一份反省與辨認的開展。

在中國傳延千古的史實裏，我們也都看到，每當一次改朝換代或重大的社會變遷之餘，都有許多沈潛會通的有心人站出來，顛沛造次，心志不移的汲汲於興滅繼絕的文化整理、傳道解惑的知識普及──孔子的彙編古籍、有教無類，劉尚的校理眾書、編目提要，鄭玄的博古知今、遍註群經；乃至於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朱熹的《四書集注》，王心齋的深入民眾、樂學教育……他們或以個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動，分別為中國文化做了修舊起廢、變通傳承的偉大事業。

民國以來，也有過整理國故的呼籲、讀經運動的倡行；商務印書館更曾經編選印行了相當數量、不同種類的古書今釋語譯。遺憾的是，時代的變動太大，現實的條件也差，少數提倡者的陳義過高，拙於宣導，以及若千出版物的偏於學術界或知識份子的需要；這一切，都使得歷代經典的再生，和它的大眾化，離了題，觸了礁。

當我們著手於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感動於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慮了當前的需求，從過去疏漏了的若干問題開始，提出了我們這個中國古典知識大眾化的構想與做法。

我們的基本態度是：中國的古典知識，應該而且必須由全民所共享。它們不是知識份子的專利，也不是少數學人的獨寵，我們希望它能進入到大眾的生活裏去，也希望大眾都能參與到這一文化傳承的事業中來；何況，這些歷代相傳的經典，又有那麼多的平民色彩，那麼大的生活意義──說得更徹底些，這類經典，大部份還是平民大眾自身的創造與表現。大家怎麼能眼睜睜的放棄了這一古典寶藏的主權呢？

為此，我們邀請的每一位編撰人，除了文筆的流暢生動外，同時希望他能擁有古典的與現代的知識，並且是長期居住或成長於國內的專家、學者，對當前現實有一適當的理解與同情。在這基礎上，歷代經典的重新編撰，方始具備了活潑明白、深入淺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蘊義。

也是為此，我們首先為這套書訂定了「青少年版」的名目。我們也曾考慮過一些其他的字眼，譬如「國民版」、「家庭版」等等，研擬再三，我們還是選擇了「青少年版」。畢竟，這是一種文化紮根的事業，紮根當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閱讀力的年歲，在最能培養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時候，我們的青少年朋友就能與這些清澈的智慧、廣博的經驗為友，接觸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創造，而我們所謂的「中國古典知識大眾化」，才不會是一句口號。

這也意味了我們對編撰人寫作態度的懇盼，以及我們對社會群體的邀請。但願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中國的知識、中國的創作，能夠回流反哺，回到每一個中國家庭裏，使每一位具有國中程度以上的中華子民，都喜愛它、閱讀它。

我們深深明白中國文化的豐美，它的包容與廣大。每一時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創作與反省；它們或驚或嘆、或悲或喜，或溫柔或敦厚、或鵬飛萬里，雖然形式多端、訴求有異，卻絲毫無損於它們的完美與貢獻。這也就確定了我們的選書原則：盡可能的多樣化與典範化。像四庫全書對佛典道藏的排斥，像歷代經籍對戲曲小說的貶抑，甚至多數人都忽略了的中國的科技知識、經濟探討、敦煌遺墨，都是我們所不願也不宜偏漏的。

就這樣，我們在時代意義的需求、歷史價值的肯定、多樣內容的考量下，從廿五萬二十餘冊的古籍舊藏裏，歸納綜合，選擇了目前呈現諸位面前約六十一部經典。這是我們開發中國古典知識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繼續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們所以採用「經典」二字為這六十一部書結集定名，一方面是──說文解字所解釋的，「經」是一種有條不紊的編織排列；廣韻所說的，「典」是一種法，一種規則。它們的交織運作，正可以系統的演繹了中國文化的風格面貌，給出我們日常行為的規範，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條理。另一方面──也是採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說法：它們是「當代記述較多而常要翻閱的」一些書。我們相信，中國文化的恢宏壯麗，必須在這樣的襟懷中才能有所把握。

與這個信念相表裏，我們在這六十一部經典編印上，不作分類也不予編號。這套經典對我們是一體同尊的，改寫以後也大都同樣親切可讀，我們企冀於提供的，是一套比較完備的古典知識。無論古代中國七略四部的編目，或現代西方科技分類的正名，都易扭曲了它們的形象，阻礙了可能的欣賞，這就大大違反我們出版這套書的諦旨了。

但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卻分別為舊典賦予了新的書名，用現代的語言烘托原書的精神，增進讀者對它的親和力；當然，這也意味了它是一種新的解釋，是我們以現代的編撰形式和生活現實來再認的古典。

也是在這種實質的，閱讀的要求下，我們不得不對原書有所去取，有所融匯與變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資治通鑑》，將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個雄偉的書中帝國，一般大眾實難輕易的一窺堂奧。新版的《帝王的鏡子》做了勾玄提要的梳理，形式也類同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體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寫，雖然字數濃縮了，卻在不失原典題旨的照顧下，提供了一份非專業認知。其他的部份經典，也有類似的寫法。這方面，歐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們借鑑的例子。遠的不談，就以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來說，前六冊出版了未及十年，桑馬威爾就為它作了濃縮至六分之一的大眾節本，暢銷一時，並曾獲得湯氏本人的大大讚賞。我們的作法雖不必盡同，但精神卻是一致的。

再如原書最少的老子《道德經》，這部被美國學者蒲克明肯定為未來大同世界家喻戶曉的一部書，短短五千言，我們卻相對的擴充、闡釋，完成了十來萬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傳》、《史記》、《戰國策》等書，原有若干重疊的記述，經過編撰人的相互研討，各有刪節，避免了雷同繁複。……由於歷代經典的繽紛多彩，體裁富麗，筆路萬殊，各編撰人曾有過集體的討論，也有過個別的協調，分別作成了若干不同的體例原則，交互運用，以便充分發皇原典精神，又能照顧現實需要，為廣大讀者打出一把把邁入經典大門的鑰匙。

無論如何，重新編寫後的這套書，畢竟仍是每一位編撰者的心血結晶，知識成果。我們明白，經典的解釋原有各種不同的學說流派，在重新編寫的過程裏，每一位編撰者的參酌採用，個人發揮我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

這套書，分別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華，不只是強調原典的不可或廢，更在於牽引有心的讀者，循序漸進，自淺而深。但願我們的青少年，在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餘，更能一層層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締造更豐沛的成果；上下古今，縱橫萬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於天下。

是的，我們衷心希望，這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青少年版的編印，將是一扇現代人開向古典的窗；是一聲歷史投給現代的呼喚；是一種關切與擁抱中國的開始；它也將是一盞盞文化的燈火，在漫漫書海中，照出一條知識的，遠航的路──

也許，若干年後，今天這套書的讀者裏，也有人走入這一偉大的文化殿堂，與先聖先賢並肩論道，弦歌不輟，永世長青的開啟著、建構著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

歷史在期待。

附記：雖然，編輯部同仁曾盡了最大的力氣，但我們知道，這套書必然仍有不少缺點，不少無可避免的偏差或遺誤。我們十分樂意各界人士對它的批評、指正，這不僅是未來修訂時的參考，也將是我們下一步出版經典叢書的依據。

導讀

喬珩琯

章學誠是清乾嘉間的學者，他一生窮困交迫，靠教學和幫地方官編方志等過生活。而能力學不倦，終於有成，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便是《文史通義》，實際上應該包括《校讎通義》和《方志略例》。主要的內容在討論史學、辭章、整理圖書文獻的方法，怎樣撰寫成功的地方史。

因為本書所討論的多是學術方面的原理和方法，很難把它用通俗的文字，做淺近的介紹。譬如他主要的學說──「六經皆史」，總要能對六經和歷史都有相當的認識，才能領悟到他所說的真諦。

所以筆者採用避重就輕的方式，就是雖是重要的學說，可是不容易瞭解，也就是前人所說的「非初學所急」的部分，介紹從簡，而比較容易接受的部分，或是可以用於讀書為學的方法，做比較多的介紹。

寫的方式，既不是選幾篇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注釋、語譯，也不是綜合性的敘述，而是採折衷的方式。就是某一章節，以一兩篇的原著為主，敘述其大意，而參照有關的篇章，加以補充。章氏去今已兩百年，這兩百年間，受西方文化衝擊，學術研究的方法、取材、觀念，都有了相當變化，筆者也略加補充和批評。希望能透過這本書，進而讀章氏的原著。

章氏立說，多很深入，筆者希望能用淺出的方式，加以介紹。能不能達到這一目的，還請博雅之士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