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書-愛因斯坦與米列娃 - 作者：愛因斯坦與米列娃； - 文學/愛情散文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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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0000">■ 內容簡介</FONT>

　一頭亂髮、純真笑容、加上心思無時不漫遊的神情，聞名於世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以相對論揭開宇宙奧祕，在1905～1925年這段青年時期，他就創造了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基礎概念與理論結構。18歲的年少癡狂除了表現在科學上，更同樣表現在他對同班的女同學米列娃的熱情裡，他迫切地要和她分享心中湧動的靈感。

　愛因斯坦開始寫信給米列娃，密切而頻繁，當關係日漸深刻時，他對她愈來愈認真，寫給她的信既自由又坦白，在信中，他暢談對米列娃的感覺，更深談自己的家庭以及自我的個性，包括他對周遭所見所聞而引出的思緒，還有想與她共度一生所湧起的情懷……，米列娃分享了愛因斯坦對科學的興趣，熟悉愛因斯坦求解若渴的科學題目，日夜鑽研的書籍，以及由書本所激勵、觸發出來的自由奔放的科學觀念。

　這些信件，一封封地，綿密密地，串起了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姻緣人生，儘管這段婚姻只勉強地維繫了十年，他的科學生涯卻就此開啟，並且爆發驚人的傑作……

<FONT COLOR="#AA0000">■ 作者簡介</FONT>
<font color="blue">愛因斯坦</font>與<font color="red">米列娃</font>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八七九年出生於德國南部的烏爾姆，成長於慕尼黑。而米列娃．馬瑞可源出塞爾維亞，為一富裕的匈牙利公務員之...  

<FONT COLOR="#AA0000">■ 譯序</FONT>

舉頭望明月
　童元方
　有人說，莎士比亞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公司，因為一個人怎麼可能寫出那麼多又那麼好的戲；也有人說，愛因斯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宇宙現象，好像天外飛來的一個星體，不受大氣的阻撓，直接就砸上了地球！
　
　大前年暑假我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去研究詩，發現幾乎每個學院都有學生在上演莎劇，劇目也不一定隨學院而異。我看了好幾齣戲還不能自已，乾脆由劍橋直奔莎翁的故鄉，在史特拉福的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內，一天之中，下午看了「暴風雨」，晚上接著看「威尼斯商人」。一年過後，我回美國的劍橋，幾乎每個影院都在演「戀愛中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in Love)，而書店中則熱賣耶魯教授布魯姆 (Harold Bloom) 的大書《莎士比亞與人性的發明》(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比如他說，是莎士比亞發明了個性 (personality)，發明了人性 (human)。又說，哈姆雷特是佛洛伊德的心靈導師。沒有哈姆雷特，也就不會有佛洛伊德。
　
　布魯姆這本有關莎士比亞的大書長達八百頁。可是，有關愛因斯坦的著作近來卻更多。九○年代中期以後刊行的愛因斯坦傳記，有布萊恩 (Denis Brian) 所寫的英文的，有弗爾森 (Albrecht Folsing) 的德文的，以及庫茲涅佐夫 (Boris Kuznetsov) 的俄文的。本本都是最少五百頁；有的近一千頁的大書。如說愛因斯坦這種現象似外星砸上地球的口氣並非太過，這一砸真是砸得狂雲亂捲，怒潮澎湃而來。
　
　記得在我初次到劍橋大學時，在「大學圖書館」裡偶然翻到一九八七年，楊振寧在第三百三十卷的《自然學報》(Nature)上所發表的〈天才的起源〉(Genesis of Genius)一文。那是他在讀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剛出版的《愛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第一卷之後、所寫的一篇非常精簡的書後。這一卷所彙集的是有關愛氏一八九七到一九○二年間的史料，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愛因斯坦與米列娃之間來往的五十一封情書。
　
　楊振寧教授在讚譽這本書提供了新的史料之後，卻不無遺憾地說，這本書是給兼通英、德二語的讀者看的。對於只懂英語的讀者，一路看來，德文原作與英文注釋並列，不免處處滯礙難通。比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所寫愛氏小傳的草稿沒有英譯，又如何了解妹妹眼中的愛氏童年呢？信件沒有英譯，又如何懂得愛因斯坦與米列娃之間的激情呢？他參考隨書附送的英文本，卻又是不完全的英譯；再看全集第一冊，英文注釋裡又是夾雜著德文引文，整個的閱讀經驗絕對是既不通暢，又不痛快的。看了楊先生的這段話，連我也替他著急。最後，楊振寧忍不住說：「為什麼不把所有的德文原作均加上英文翻譯呢？如此要求，是否又太過呢？」
　
　更有趣的是在這篇短文旁邊，還有一張愛因斯坦牽著他妹妹瑪雅的手的照片，兩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大概也不過十歲左右；而這兄妹二人的臉上卻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一種癡呆的神氣，其憨、其真，實在令人絕倒。相片下的題辭自然應該是「愛因斯坦與瑪雅」，或者「哥哥與妹妹」，但出人意外地卻是編者在前面又加上了「科學家與庸碌之輩」(Scientist and Philistine - Albert Einstein and his sister, Maja)的字眼，使我當場哈哈大笑起來。這「庸碌之輩」是愛因斯坦少年時常說的口頭語。可能是該刊編者後加的熱鬧，以愛因斯坦戲謔妹妹的口吻來注解照片。總之我是看了又笑，笑了又看地鬧了半天。
　
　接著我在書架上找到了《愛因斯坦全集》的第一卷，因為全集編纂的方針是以原稿的文字為依歸的，所以瑪雅所寫的〈愛氏小傳〉，以及愛因斯坦與米列娃之間的情書果然是德文，而我就是看不懂，真是難過極了，這時才更明白楊教授的心情。要找貝克 (Anna Beck)的英譯本來對照著看，但書就是不在架子上，只有悵然而歸。
　
　在從英回美的歸途上，我忽然想起一本雜誌來，那就是波士頓大學所出版的校刊。由哈佛大學沿著查理河向下游走，瀲灩的波光，婆娑的柳影，那麼美的水邊小徑在人間是不多見的。走不了太久，即可到波士頓大學了。我在這所大學的校刊中兩度看到有關愛因斯坦的報導。一次是披露愛因斯坦在學校的成績單；另一次是在一九九五年十月，看到才出版的秋季號中有一篇文章，曰：〈由翻譯中發現—愛因斯坦全集計畫〉(Found in Translation: The Einstein Papers Project)。這篇文章講到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大樓五一九，即為「愛因斯坦全集計畫」研究整理的工作場。神學大樓是美國民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當年讀書的地方，而隔壁則是陳之藩教授的辦公室。所以我經常在那附近穿梭往來。但是我卻從來沒有去過五樓。
　
　這個計畫的總編舒曼 (Robert Schulmann) 是波士頓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是在一九八一年加入此計畫的，當時的職位是副總編。愛因斯坦的檔案，不管是出生證明、論文，還是手稿、書信等都在蒐集之列，所以他與一般學者、傳記作家、愛氏的孫輩、以及愛氏同時代朋友的孫輩都有來往，與拍賣公司和私人收藏家也都有聯絡。一九八四年所有文獻的原件依愛氏的遺囑全部運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保存。而波士頓大學所據之以研究的，則是一式一樣的影印本。整個計畫是把愛因斯坦所寫過的一切整理成書，使全集的卷冊篇章顯現出一會呼吸，也會犯錯的活生生的個人，看他做人的風度，也看他科學的風格。為達到這個目的，編纂全集所努力的方向就是積極追索新的史料，特別是愛氏的私人信函。因為這些信函不僅透露出他一時一地的所言所思，而且反映出在時間的長流裡，他的各種觀念以及各樣關係發展的情況。而他們上天下地尋覓歷史的過程帶來了一些出人意料的驚喜，或者至少是驚訝。其中之最者即為愛因斯坦的情書。
　
　情書的發現可以溯至一九八五年。舒曼聽說了愛因斯坦寫給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的情書尚在人間。當時愛因斯坦的長子漢斯．阿爾伯特已經去世，而他的妻子則住在加州。波士頓大學的教授兼「愛氏全集計畫」的總編輯斯塔哲 (John Stachel) 寫信給她訊問這一批信件的下落，才知道漢斯的夫人擁有米列娃文字遺產的所有權。而這文字遺產包括五百件檔案，放在柏克萊一家銀行的保險箱內。斯塔哲迅即飛到柏克萊，且在此新史料中看到一束以哥德體寫就的信件，大約有五十封。就時間而言，這些信始於一八九七年，終於一九○三年，跨過了六年的光陰。從他們在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做同學起，一直到在伯恩成了夫妻為止。他們的關係經歷了愛氏母親的嚴重阻撓，也經過了婚前名為萊瑟兒小女孩出世後的惶然無措。這些都是信函呈現出來而先前不為人知的史料。
　
　這些情書成為一九八七年所出版全集的第一冊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全集的構想又是怎樣開始的呢？
　
　在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死後不久，哈佛大學的荷頓教授(Gerald Holton) 去了普林斯頓探訪愛因斯坦的祕書杜卡斯女士(Helen Dukas)，目的是為紀念愛氏的講演找一些材料。他看到杜卡斯坐在陰暗的辦公室裡，周圍全是檔案櫃。唯一的燈光只是案頭的屈頸小燈。她仍舊在回信，在回各種邀請愛因斯坦講演、解惑或索取簽名照的信函。這樣的事在愛氏逝世之後，仍然持續了許多年。就在那小辦公室中，堆積著大約四萬種文件，有未完成的手稿，也有各類信函的草本，其中更包括了佛洛伊德、羅斯福、甘地，還有日本學生以及一個小女孩的信。這小女孩在信裡告訴愛因斯坦，如果他能把頭髮剪一剪，一定會好看得多。
　
　可是，卻有許多資料不是置於檔案櫃內，而是放在愛氏的家裡；這些都是最貼近愛氏個人感情的文件，荷頓終能說服杜卡斯將家藏的與辦公室的合起來一併成立檔案庫。最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決定將之出版全集，以斯塔哲為總編輯。從文件的規模看來，總在三十卷左右，可能到二○一八年方得出版齊全。斯塔哲對出版全集的構想是出一套完全注本，使材料可以互相印證，此即意味著個人的尺牘也容納在內。這個想法雖曾嚇壞了杜卡斯以及另一位遺產受託人，愛氏的生前好友納遜(Otto Nathan)，但最後由斯塔哲以及普大出版社得到了版權，可以出版愛氏留在人間的所有的文字遺產。
　
　這個決定非常重要，用荷頓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不參考全集的材料，不要說是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就是有關二十世紀初期科學的研究都做不成。」《紐約人》(New Yorker) 雜誌裡更有文章特別提到愛氏與米列娃之間的情書「使一原為尋常慣例的學術工作變成一意亂神迷、幾乎如在催眠狀態中的、甚至可以說是迭蕩心魂的人類紀錄。」
　
　可是在編纂全集的工作上，不論花多少時間，用多少心力，愛因斯坦的一生究竟如何，總存在著不知所謂的黑洞，以及不明所以的空白。最讓人神往卻又無法明瞭的就是愛氏是如何從一九○二邁向「奇蹟年」的一九○五的。那一年他二十六歲，在伯恩的瑞士專利局做三級技師。他既沒有博士學位，又沒有教書工作，與物理界更無聯繫。而在那一年中，他發表了四篇論文，其中關於布朗運動的、光量子的、狹義相對論的，挾雷霆之勢改變了整個理論物理界對宇宙的看法。但他沒有信給米列娃，因為那時他們已結婚生子，共居一處，不必再寫了。他也沒有信給最好的朋友貝索，因為他們二人在專利局同事，以交談代替書信了。事實上，那些年中，他根本沒有信。愛因斯坦在研究上如何掙扎，疑難處如何求教，他是否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我們沒有絲毫線索。
　
　正因為如此，《波士頓》雜誌中那篇文章的作者西頓 (Michelle Seaton) 才會接著感慨：難怪萊特曼在《愛因斯坦的夢》中會描寫出一個沉迷於工作的愛因斯坦來：「又是一次夜裡的騷亂之後，於拂曉時他來到了辦公室。他的頭髮沒有梳理，褲子是又大又肥；而手裡呢，抓著二十頁揉縐了的稿紙，是他今天預備要寄給德國《物理學學報》的有關時間的新理論。」《愛因斯坦的夢》的中文本是我譯的，書又剛出版了沒有多久，我的心情與我的筆墨都隨著萊特曼替愛因斯坦所作的夢而起伏，而消長。西頓所引正是夢的序曲，書的開端。對愛因斯坦而言，當時究竟是怎麼個情形呢？有人說他白天在專利局，四小時就把事情做完了，其餘的時間都花在物理研究上。又有人說他通宵鑽研物理問題；他替申請專利的人改進他們的發明；而他那時已經進入不愉快的婚姻生活。有人去過愛因斯坦的家，看到他在研究狹義相對論。他用一隻手做筆記，用另一隻手推嬰兒的搖籃。這些是黑洞，也是空白。讓人好奇，更引人想像。所以米列娃留下的這些情書使我們比從前更有可能去認識愛因斯坦的個性與心靈。
　
　西頓又說：如果任一物理學家可以與愛因斯坦見面的話，他一定不會要求與那位七十歲的普林斯頓教授見面，而是神往於那位二十六歲的無名小卒。這是檔案研究的魅力，在過去已經失去了蹤影之後，留下的只是文字與記憶。而面對這兩者，使你又回到那個業已消逝的世界當中。
　
　讀完這篇文章，我很想去看看舒曼教授，問問有關愛因斯坦與米列娃情書的事。而這個希望直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從英國劍橋回到美國劍橋時才得實現。我很熟悉地來到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登上了五樓。豈知五樓箱籠雜陳，亂成一片。好不容易找到個人探問究竟，才知統籌《愛因斯坦全集計畫》的辦公室已搬到同一條聯邦街的另一棟樓裡。神學院是七四五號，新地址是六二一號。這人同時也給了我電話，我即刻飛奔而去。
　
　那是一幢獨立的舊式小樓，也屬於波士頓大學。我一看到門牌下釘著的木板，上面的圖案是抽著菸斗的愛因斯坦的側臉，而且還有一縷一縷的煙圈吐出來，接著就看到「愛因斯坦全集計畫」的字樣，真是高興極了。
　
　我推開門，裡面闃無人聲，樓下的幾間屋子也沒有動靜。我走到電梯前，有一些害怕。猶豫間電梯忽然一開，居然比平常的電梯大很多，好像是兩扇門改裝的。我又怕進去了給鎖在裡面，又怕大門忽然在我背後關了，結果是自己嚇自己地衝了出去。站在門外亮晃晃的陽光底下，我的心竟然湧出一絲絲的惆悵，只有回去打電話了。打了幾天，電話裡總是錄音，沒有人接聽，這一次我又抱著遺憾回到香港。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回美度復活節假期。順便在哈佛合作社的書店裡找貝克的英譯本，書架上找來找去找不到，只有麻煩店員在電腦上查，才知道合作社書店沒有貨，要向普大出版社去訊問。此後，我又跑了幾家書店，還是沒有，只好作罷。臨回香港的那天早晨，在查理河邊散步的時候忽然想到何不再去拜訪舒曼？於是走到聯邦街的小樓。此時樓下已有人上班，這人告訴我「愛氏計畫」的辦公室在二樓。我遂走進了那個特大號電梯，興興轟轟地衝上二樓，門開處，我好像站在整個大辦公廳的中央。每張友善的臉都望著我，我倏然紅了臉，自覺冒失地道出了來意。中間一位面團團的男子對我說：「你要找的就是我。」然後領我進了他的辦公室。
　
　我四下裡一望，發現舒曼教授的辦公室非常樸素。但書桌所面對的那面牆上，卻用圖釘釘滿了有關愛因斯坦的漫畫以及他所說過的名言雋語。甚至還有一張瑪麗蓮夢露的黑白照片，恰巧捕捉到她朦朧的醉眼。而她頭上的汽泡圈出了她的問題：「E = MC2 ?」舒曼見我在看，笑著說：就在一九一九年日蝕觀察證實了廣義相對論之後，有人問愛因斯坦如果證實不了他會怎麼辦，聽說愛氏是這樣回答的：「那我就不得不同情我們親愛的上帝了，因為我的理論是對的。」我們相顧大笑起來。
　
　舒曼所講的英文有輕微的德國口音，他說自己的祖父差不多與愛因斯坦同時，也是猶太人；祖父所講的德文也與愛氏一樣，有明顯的斯瓦比亞口音。所以他整天埋首於愛氏檔案中，細讀愛氏所寫的德文。愛氏從字裡行間對他說話，在他的身旁蕩起故鄉的回聲。這種親密不僅表現在南德巴伐利亞式的遣詞造句與幽默詼諧當中，而且也顯示在他對世界的看法上。
　
　舒曼為人很是活潑，也不大拘小節。在跟我說話的空檔，他還隔著空氣與其他辦公室的同事互通聲氣。我記得他大聲嚷嚷：「嗨！山姆！趕快把複印室的窗子關了，不然愛因斯坦的信件就會飛出去，吹得滿街都是。」
　
　我問舒曼教授「愛氏全集計畫」是怎麼從普林斯頓搬到波士頓的。他告訴我普大出版社在決定出版全集之後，經過好多年才找到斯塔哲總攬其事。斯塔哲不僅是物理教授，是科學史家，也是廣義相對論這一行的專家。他一九七七年上任時，辦公室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後來在普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檔案送去耶路撒冷時，他銷假回到波士頓大學物理系。在當時的校長西爾伯 (John Silber) 同意之下，全集的計畫就遷來了波士頓。從七七到八四，斯塔哲在普林斯頓一留就是八年。
　
　這時我想起了英譯本的問題，遂問道：「我想看看英譯本，但到處書店都買不到，是不是要直接向普大出版社去訂購呢？」
　
　舒曼在書架上搜尋了一番，拿下一本書來。我這才注意到他的架子上只有一類書，卻什麼語言都有；就是全部都和愛因斯坦有關：不是愛因斯坦寫的，就是寫愛因斯坦的。他把書遞了給我，是印得很漂亮的精裝本，書名為：《情書—愛因斯坦與米列娃》(The Love Letters: Albert Einstein/Mileva Mari剃)，封面就是他們二人的結婚照。兩位編者除了一位叫雷恩 (Jurgen Renn) 的以外，就是他自己了。而所收的則只有情書，其餘文件不錄。
　
　「那貝克的英譯本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那個譯本不是《愛因斯坦全集計畫》的一部分，是普大出版社另外出版的單行本，譯文很不理想，所以我們找了史密斯 (Shawn Smith) 重譯。他是普渡大學比較文學系的。」
　
　我想到楊振寧看到德文的愛因斯坦的情書，就急切地想讀其英譯；不太深諳英文或德文的國人，不也是焦灼地期待一讀這位天才中的天才當年所寫的情書嗎？我當即告訴舒曼我想譯這本書。舒曼一聽，立刻抓起了電話打到普林斯頓，幫我問中文版權何屬、負責人為誰。然後他轉過來對我說：「你趕快寫信去要書，版權一拿到就可以著手譯了。」
　
　當天下午寄了我譯的《愛因斯坦的夢》給舒曼以充實他的書架以後，我經紐約、溫哥華，飛往香港。二十多個小時以後，我拎著小箱子返抵家門，而在傳真機旁等著我的，竟是舒曼有關普大出版社版權的回音。
　
　在翻譯情書的過程中，我的經驗非常奇怪。我對愛因斯坦的印象一直是個睿智的長者，不修邊幅，不愛理髮；不耐瑣屑，不穿襪子。但我腦中在歲月的雕鑿之下，所刻畫出的影像卻在一封封譯好的信後逐漸淡出了。信函所反映的前為活潑衝動、意氣昂揚的狂飆少年，其伶牙俐齒、神氣活現幾乎破紙而出；後在自己謀事不成、處處碰壁的窘態中，米列娃又陷入未婚懷孕、考試失敗的困境裡，仍然透露了他在理論物理上的超絕自信，煥發出沉著規畫、咬牙奮鬥的風采。這些情書，正是十八到二十三歲的愛因斯坦在他的青春年代所湧現的激情，是真的情書，專寫給一個人看的，所以有一種狂野的力量；而不是上自拿破崙，近到西蒙波娃、徐志摩、胡適之等等的情書，好像向對方發表以外，還考慮到身後之發表，顧及到給別人看。
　
　這些情書所跨越的年代，正是愛因斯坦思想最深，閱讀最多的幾年。情書中明白提及的，諸如波爾茲曼、基爾霍夫等，自然屬於科學的方面；可是他未明顯提出，卻依稀可辨的思想，則更為廣泛。比如，他對休謨的傾倒，也就是不靠歸納，而重演繹；他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佩服，也就是不能因宏觀之和諧而犧牲微觀；他對康德的不服，總謙遜地說：「我不同意我所理解的康德，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康德」；他對叔本華的心折，意志自由是理有固然，但最終還是不能自由。我們還不必說莫札特給他的影響了。也許斯湯達說的最為透徹：從哲學觀點看，莫札特似乎是一種比我們視之為偉大作曲家更令人驚訝的現象。這些科學以外的閒書，數理以外的思想，也多半是在這青春年華中看到、細讀、深思而形成的。
　
　五十幾封信函的能夠保存，能夠發現，已是我們後來者的極大幸運，因為由這五十幾封殘存的情書，使我們對這位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人物，確實有了新的認識。
　
　讀這些情書，有時使人著急，有時又使人會心。著急的是愛因斯坦會在情話綿綿之際，忽然想起一個最近發生興趣的物理問題，然後盡情地告訴米列娃。那種迫不及待的長篇大論，正是他泉湧而出的創造精神。但是情話與物理之間沒有什麼轉折，有時不免略感突兀。米列娃留下的信件雖然不多，但沒有一封對愛因斯坦所談論到的任一問題有意見、有討論的。從這一點上看來，愛氏是說話的，米列娃則是聽他說話的。但米列娃從不反應，使我這個譯者有時竟好像面對著一段又一段的沉默，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鬱悶。
　
　整本情書裡側面寫到的人物，最可愛的是愛氏的妹妹瑪雅了。念了叔本華的愛因斯坦，非常自覺地要與庸碌之輩分開。眼前的瑪雅，自然成了他戲謔的對象，擔上了庸碌之名。《自然學報》上那一張照片的題辭，是編者的玩笑，彷彿在對讀者說：瞧瞧，我們的科學家與那位庸碌之輩。
　
　我自己喜歡得看了又看的一段是愛因斯坦在學校放假後從蘇黎世回到米蘭，又嫌妹妹是庸碌之輩了。一九○一年四月十日他給米列娃的信上說：「瑪雅也回來了，她很煩人，又很討厭。」好玩的是，就在同一天，瑪雅寫信給溫特勒家的寶琳娜：「與阿爾伯特在一起，我簡直一分鐘都不能忍受，因為與他相處總是我倒楣，我經常成了他嘲笑的對象，除了遠遠躲開他之外，我拿他毫無辦法。」這是瑪雅的不敢反擊又不能反擊的反擊，化成了怨言，靜靜吐露在給朋友的信上。
　
　在整個情書翻譯的過程中，最讓我這個譯者情感波動的是他與米列娃之間的關係。米列娃是塞爾維亞人，來自與愛氏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巴爾幹。比他大三歲半，長得又不美，從小盆骨錯位而走路微跛。愛因斯坦的母親一開始便對米列娃充滿偏見與敵意。但愛因斯坦為了愛情而與母親火山爆發似的爭執吵架，情書中的描摩，流瀉出來的卻仍然是歡快的調子，其中甚至還有些喜劇的成分。雖說如此，我下筆時已經感到母親的詛咒，正如月邊的烏雲慢慢地襲來。米列娃的德文並不像愛因斯坦那般運用自如，這一點從英譯都看得出來。這樣的伴侶又如何傾心相向，又能攜手到幾時呢？
　
　身為女子，只要站在米列娃的立場，回到上一世紀的一九○○年前後，我就不可能不心酸。大學收女學生，第一個歐洲國家是一八六三年的法國，其次是一八六五年的瑞士。所以操法語的瑪麗亞．斯克洛道瓦斯卡 (即後來的居禮夫人) 去了巴黎，而能說德語的米列娃．馬瑞可就來到瑞士。她是聯邦理工大學數學科唯一的女生。
　
　異鄉的生活如此艱難，求學的道路又如是坎坷，加上愛情上來自愛氏家庭的挫折，米列娃愈來愈感到不安全。她中段的信已透露出重重的焦慮。她又怕不能通過學位考試，又憂愛氏母親會更嚴酷地對付她，因此逐漸呈現出恍惚的精神狀態。一九○○年七月愛因斯坦通過考試而畢業。之後去了溫特舍做代課教員，離開了蘇黎世。而米列娃卻沒有通過考試，還要面對第二次考試的壓力，同時一個人承受著懷了孕卻不能讓人知道的苦楚。一九○一年她第二次考試，又失敗了。當她在那年十一月的信中怪罪愛因斯坦，對他喊出一個人月賺一百五十法朗，管吃管住，而月底居然一文不名，別人會怎麼說時，這樣聲色俱厲的指責，讓人不寒而慄，不得不懷疑她處境的進退維谷已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地蠶食了兩人之間的愛情。但她在斯坦萊茵等他一星期一次的相會，而他又不來時，米列娃黯然回到家鄉的情景，就是連我也不忍再想下去了。
　
　愛因斯坦雖然一時找不到事，但他在物理學上的研究時時有新發現，因此他給米列娃的情書在困境中仍洋溢著對前途的展望與對未來的憧憬。而米列娃呢？在第二次的學位考試失敗以後，注定的不能畢業了，也不能去中學教書了。走投無路之下，沒有結婚，人言又可畏，待產的米列娃只有倉惶回到塞爾維亞的娘家。我不敢想像那個回家的旅程是多麼孤獨，又多麼絕望。火車的隆隆聲中，有多少必經的站頭？又有多少欲過的邊境？
　
　一九○二年一月萊瑟兒出生了。她到底是給人收養了，還是不在人間了，至今沒有人知道。一九○三年米列娃又孤身上路回娘家去生漢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寄去了本書所收的最後一封信給米列娃，信中最後一次提到萊瑟兒的名字。此後兩人一生都沒有再提起她過。這一個小女孩就此沒入了巴爾幹的長夜。「愛氏全集計畫」曾經展開過深入的調查，翻轉了塞爾維亞的出生登記，也尋遍了境內的墳場墓碑，但是沒有結果。一九八七年這些情書公開以後，整個世界都聽到了萊瑟兒之名，此後不斷有人追究她的下落。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說她得了唐氏綜合症，在二十一個月大時死於猩紅熱。不管怎麼說，這些都只是猜測而已。我想說的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失去萊瑟兒必然給米列娃的身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所以萊瑟兒出生後一年，兩人結婚時，米列娃實際上已不是當年從海德堡發信評論林納德講課的那位神采飛揚的女孩了。不到三十歲的米列娃，飽經滄桑，與愛因斯坦雖終能相聚，然而日子還未開始，已成過去：花尚未墜，而春天已去；葉雖未落，而秋風已來。
　
　一九一四年，愛因斯坦接受了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以及威廉大帝研究院的教授之職，遷往柏林。他少年時曾選擇離去的國家如今又回來，已經頗難適應；對米列娃而言，則更是不堪忍受，竟而獨自帶了兩個兒子搬回蘇黎世。一九一九年米列娃訴請離婚，不久愛因斯坦即與表妹艾爾撒結了婚。一九三六年艾爾撒病逝於普林斯頓。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故去時止，愛氏都是鰥居。每天從家裡走到辦公室，再從辦公室走回家裡，想他的統不起來的「統一場論」。貝索金婚紀念時，愛因斯坦寫信恭喜他：「至於我呢，在劫難逃，歷經了兩位妻子與阿道夫．希特勒。」這話表面似乎是開玩笑，實際上卻字字是淚，字字是血。
　
　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長子漢斯．阿爾伯特後來成了柏克萊加大的工程教授。但是他們的小兒子愛德華，一生進出精神病院，治療精神分裂症，一九六五年死於瑞士的一家診所，而那家診所也是米列娃的小妹佐嘉治療精神不穩定的地方。米列娃一九四八年在蘇黎世孤獨地死去時，最不放心的一定是小兒愛德華與小妹佐嘉了。譯這本情書集最難過的就是先知道了這些人的結局，再倒過去看開頭，所有的陽光都疊著陰影，所有的笑容都掠過淚光，看到愛因斯坦對米列娃說要怎麼給佐嘉一個好印象時，只覺得天昏地暗，擱筆而出，再譯不下去了。
　
　愛因斯坦在遺囑裡以納遜為他唯一的遺產執行人，以杜卡斯和納遜二人為遺產受託人，負責將所有的文字版權日後轉移到希伯來大學去。納遜掌管與合同有關的事，杜卡斯整理檔案。納遜照顧愛因斯坦遺產，一做就做了二十五年。而杜卡斯自一九二八年起就是愛氏的祕書，檔案整理的工作一直做到她一九八二年去世時為止。
　
　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愛因斯坦去世後大約一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再版了愛氏一九二三年的科學著作《相對的意義》(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將他最後一篇未曾發表的科學文章當作附錄。如此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就成了愛因斯坦一生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美國出版社。
　
　愛氏死後，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所長歐本海默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都想出版愛氏的科學論文，但是納遜與杜卡斯拒絕了這些方案，因為他們認為所有的文章都應該出版，不能只刊科學。最後成立的委員會決定印全集，連書信也包括在內。
　
　歐本海默是絕對聰明的人，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也非等閒出版社，卻都只將焦點放在愛因斯坦的科學著作上。倒是忠心耿耿的受託人，完成了所託付的使命。所以全集第一卷的卷首都印上了紀念杜卡斯與納遜的字樣。
　
　我非常欽佩這兩位受託人的眼光，因為科學著作與其他文章是不必分，也不能分的，一旦分了，也就不足以形容愛因斯坦的全貌了。愛氏在遺囑裡說得非常清楚：他不要世人立紀念碑，也不要蓋紀念館。如此，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同仁是這樣看全集的出版的：
　
　我們相信他的論文是他的紀念碑和紀念館。他有歷史感，也知道自己所作研究的價值。他不僅把自己奉獻給科學，而且在更廣的意義上，把自己奉獻給人類的福祉。他的影響與日俱增。我們希望這一卷書會帶著你去認識像愛因斯坦那樣傑出的一個人—他的思想方式、他在他那一時代中的地位、他對知識的貢獻，以及他為人類所作的努力。如果不是上述諸人這樣的高瞻遠矚，如今也不會有此本情書的翻譯了。
　
　我在譯完了愛因斯坦的這些殘缺的情書以後，心情很難平靜下來。一兩夜的思想煎熬過後，在第三天的黎明我從夢中醒來時，忽然覺得愛因斯坦恐怕是最後一個「文藝復興人」罷！
　
　最近，人們總在焦慮一件事，那即是科學與人文的整合。換句話說，科學與人文自從分開以後，不但把地球搗爛，把人心也撕裂了。可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在什麼地方，科學與人文才逐漸分開的呢？我們可以說：文藝復興消失之日，正是科學與人文分離之時。愛因斯坦就在這迅速裂開的當口來到人間。他把他自己從與經典的直接接觸中教育成一位文藝復興人。
　
　文藝復興人的首席是達文西，無論怎麼說，在科學上及在藝術上，達文西都是開風氣的大師，而莎士比亞呢？人人皆知是文藝復興的張大旗者。他幾乎提出所有可能的人心真面孔與人類的真問題。愛因斯坦則是科學的光把他的人文素養遮住了。他的根本興趣是哲學，不僅對康德、叔本華及休謨等深有研究；而且對康德哲學提出異議；也就是因為這種異議，影響他轉入自然哲學—科學。他的專精科學並非初衷，而是事非得已的。至於愛因斯坦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沉靜深思，對莫札特的瘋狂熱愛等等，是世上鮮有其匹，尤不能不令人稱奇。
　
　所以說：莎士比亞與愛因斯坦既不是眾人組成的大公司，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星宿，而是首尾相呼，前後輝映，不只是峰巒崢嶸而且是大氣磅e的兩位文藝復興人。
　
　在這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之間，我們在招魂呼天，臨危呼母似的召喚他們。這種現象是很耐人長思的。
　
　有關這本書的翻譯，我要感謝幾個人：我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物理系的楊振寧教授，他送給我好幾本他寫的科學與非科學的書；建築系教授 Tom Peters，他雖然是美國人，但在瑞士的德語區住了很久，瑞士教育制度是他向我解釋的；現代語言文化系的德文教授書保嘉 (Stefan Johannes Bucher) 和華偉力 (Ulrich Hermann Wannagat)，替我解答了特殊的德文字；耶穌會的華澄濤（Franco Belfiori）神父說明了偶然出現的義大利字與拉丁文。德文字音譯的校對是加拿大卑詩大學的殷嘉慧同學；而整部手稿，都是中大翻譯系胡淑屏同學在電腦上打出來的，包括了愛氏所用各種奇怪的字母與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