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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振把他近幾年發表的論文編了本集子,題為《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將由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付梓前託我寫篇序文,我很樂意地答應了。 其實,天振的論文以前發表時我差不多每一篇都讀過。總的印象是:不趨時不媚俗,不尚空談,有感而發,言之有物,每論必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且論之有據,廣徵博引,視野開闊,資料翔實。現在把這些文章集在一起通讀一遍,又發現了作者更深一層的用意:引進、借鑑國外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分析、探詩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尋求、闡述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探索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前途,開拓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這是貫穿收入這部集子的十幾篇論文,也可以說,是貫穿天振最近十餘年來的教學與科研活動始終的一條紅線。 這種探索首先體現在作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現狀的深入思考上。我至今還記得一九八七年在西安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三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天振所作的一次大會發言。他在發言中尖銳地批評了當時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種模式化傾向,即在研究兩個中外作家、或兩部作品、或兩種文學現象時,滿足於發現表面的「驚人的相似」,並把造成「深刻的差異」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社會背景不同」、「民族特性有別」等等。一九八七年正是國內比較文學開展得非常熱火朝天的時候,天振的發言儘管得到大多數與會代表的贊同,但也有少數人以為他的發言未免「危言聳聽」(他的發言題目即是《中國比較文學:危機與轉機》)。然而,以後的事實證明,天振的發言絕不是無的放矢。四年以後,一九九一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針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特地邀請中外著名比較文學家,組織兩次筆談會,其中心議題即是對「X與Y模式」(抓住表面的相似現象進行牽強附會的比附)的分析與批判。天振參加筆談的文章即是收入這本論文集的《沒有「比較」的比較文學》,文章雖然不長,但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為比較而比較」的錯誤傾向的分析批評,卻是頗中肯的。 值得讚許的是,天振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某些錯誤傾向的分析沒有停留在一味的批評上,在批評的同時,他總是滿懷熱情地向人們指出「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在《危機與轉機》的發言中是如此,在《中國比較文學的最新走向》中更是如此。他結合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具體提出了「比較詩學」、「中外文學關係」、「海外華人文學與留學生文學」、「跨學科研究」、「翻譯研究」、「神話、民間文學研究」、「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文學的其他樣式的比較研究」、「文學史研究」等十個課題,這樣的治學態度對於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無疑是有啟迪意義的。 我在這裡要特別推荐天振對文學翻譯的研究成果。他從比較文學的立場出發,對反映在文學翻譯中的中外文化的衝突、變形、交融等現象,作了富有新意的詮釋。例如,他認為,從傳遞文化意象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文學作品中,把Milky Way翻譯成「牛奶路」比譯成「銀河」、「天河」還更為正確。這種觀點確實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見《文學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 作為一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我尤其讚賞天振對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分析。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魯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無不從翻譯文學中吸取到珍貴的養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翻譯文學,也就沒有由五四發端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文學理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這點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本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研究家的一點共識。但是從五○年代起,在當時封閉性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我們對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水乳交融的關係的認識漸漸模糊了,以致有意無意地把翻譯文學拒斥在中國文學史以外,這種做法是脫離歷史實際的。近年來,天振接連發表了好幾篇有關翻譯文學的論文,顯然是試圖扭動迄今為止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對翻譯文學的偏見。正如天振本人所說的,「對翻譯文學的理論界定,不僅牽涉到人們對翻譯家及其勞動的評價,它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翻譯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都有重要的直接意義。」現在,天振的這些論文結集出版,我希望它們能對重新確立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我和天振認識、交往已有十多個年頭了。說起來,還是比較文學把我倆連結在一起的。一九八三年,天振正在緊張地籌辦國內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而我恰巧是這本雜誌的編委之一,由於編輯工作的關係,我們認識了。之後不久,一九八五年,我們又結伴赴香港出席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國際比較文學討論會,並同住一個房間,真是同吃同住同進出,這樣我們就從認識變成了熟識。回滬後,我們的交往越來越經常化,終於發展為一對忘年之交。 天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這一點在上海比較文學界,乃至全中國比較文學界,都是有口皆碑的。為了創辦中國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為了成立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為了推動中國比較文學活動的開展,多年來他默默地奉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每次比較文學會議,不論是上海的、還是全中國性的,他不僅提交論文,作大會發言,而且總是擔負著許多具體繁雜的組織工作和會務工作。但對於「位置」問題,諸如當什麼會長、副會長之類狩取個人名位利祿的事,他卻從不計較,從不去爭去奪,這在今天的時勢下,尤其難能可貴。我覺得他無論在做人或做學問上,他的文格與人格是一致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也就是我們能由同行而成為朋友的根本因由。 同樣感人至深的是天振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事業的執著追求。天振屬「文革」以後開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青年一代學者。當時,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剛剛重新崛起,搞比較文學成為一時風尚,一門「顯學」,從業者可說是多如過江之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更主要的,也許是面對這幾年經濟大潮的猛烈衝擊,不少人「落荒」而走,穿徑而去,或「下海」經商,或出洋打工,熱鬧一時的比較文學「熱」也漸趨冷卻。但天振卻不為所動,一如既往,默默地在比較文學的園地內埋頭耕耘。他先後參與編寫了《中西比較文學教程》、《比較文學史》、《中西比較文學手冊》、《比較文學三百篇》,翻譯了《比較文學引論》、《當代國外文學理論流派》,發表了數十篇比較文學的論文。他還完成了大型工具書《中國翻譯文學寶庫》(主編)、《文學百科辭典》(三主編之一)和論文集《俄國形式論》(主編)。目前,他正在撰寫專著《譯介學》和《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不難預料,憑著自己的勤奮與執著追求,天振一定能在比較文學領域內取得更大的成績,為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發展,為讓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確立,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是為序。 ■書前語 在比較文學和翻譯的研究上,作者有著自己精闢獨到的見解,不僅論之有據而且廣徵博引。本書引進、借鑑國外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分析、探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況與問題,從而尋求、開拓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對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的重新確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 謝天振,男,浙江蕭山人。一九四四年生。一九六六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一九八二年獲該院俄蘇文學碩士學位。現為該院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比較文學》副主編。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出版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秘書長,上海市社聯委員,上海市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常務理事,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主要編、譯、著作(含合作)有:《比較文學引論》、《比較文學三百篇》、《中西比較文學教程》、《英國文學名家》、《狄更斯傳》、《蘇聯文學詞典》、《當代國外文學理論流派》等。目前正在撰寫《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和專著《譯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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