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方法論 - 作者：韋伯； - 社會‧人文‧史地/社會科學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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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是由韋伯的三篇有關方法論的文章構成的，在這些文章中韋伯所提出來的一些概念，諸如「客觀」、「價值中立」等，如今都已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裡重要的術語，也是多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基本的共識前提。後來的發展證明，由於韋伯的知識體系博大精深，所謂的「韋伯學」遂導引出很多不同的旁支，旁支當中甚至有針鋒相對者，而其中受到影響甚深的美國行為主義者，其有關方法論的主張在五、六○年代曾盛極一時。然而，無論我們從那一方面來看待方法論的爭議，追本溯源，還得必須回頭從韋伯這本原典讀起，以免以云亦云。

《社會科學方法論》導讀
由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E. Shils)與芬區(H. A. Finch)編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事實上，是由韋伯在1903至1917年所寫成的三篇論文所輯成的。根據編者席爾斯在英文本的序言所述，韋伯另有三篇有關方法論的文章，未被編納入本書(詳席爾斯序文)。

而這本書所提到的幾個重要觀念，如「客觀」(objectiving)和「倫理中立」(ethical neutrality)等，在帕森斯(T. parsons)和席爾斯等50年代美國社會學祭酒的推崇下，早已形成「美國製」社會科學家尊奉不渝的職業倫理。特別是對於「行為科學家」而言，這幾個觀念不僅是職業倫理，而且是驗證他們職業地位的一些方法原則。讀者如果照字面的涵義去解讀這些文章，並把它們當成方法論文章，很可能在韋伯的「本文」(texts)中再度陷入「行為論」(behaviorism)和「客觀論」(objectivism)的一些迷思。這點是筆者在此必須先表明的。

本書所收集的第一篇文章<「倫理中立」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意義>，是韋伯在1917年發表於hogos的作品，它的立論原本是在於駁斥德國當時學界一股盲目的愛國主義，反對學術研究為政治所御用；也可能是作為他反對自己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SPD)主張對法國宣戰的一篇宣言。同樣的論點可以在韋伯的另兩篇文章《作為志業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和《作為志業的科學》(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見出。

韋伯從未宣稱「價值中立」的研究才是「客觀的」研究；對他來說，「客觀」只是一種「工具的理性化」(means rationalization)，而不是「目的的理性化」(end rationalization)。這點讀者可在本書的第三篇文章<文化科學邏輯的批判式研究>中，看出他對邁爾(E. Meyer)的歷史學方法論之批判。

但是，即令韋伯未必同意歷史學可以有自然科學式的「全稱邏輯」(generalization logic)，他自己卻時時被方法論的問題所苦惱。這種自尋煩惱的禍源，在於他接受狄爾泰(W. Dilthey)的方法學立場，認為對於人的現象我們祇能瞭解(verstehen)，不能解釋或預測。同時，他也接受新康德主義對於phenomena(現象)與noumena(本體)的區分，認為後者是我們能用瞭解去認知的；我們只能回答可能回答的問題，不應提出不可能回答的問題。但是韋伯反對狄爾泰所用的體驗(empathy)方法去尋找所謂的「歷史和社會精神」。他認為這種現象心理學的方法不能解答歷史事件演變的關係。

他強調「行動」(act)與「行為」(action)的分野，一件行動發生後，如果能夠在反省時被賦予瞭解式的意義，那麼它就變成一件「行為」。人類的歷史行動到頭來全會變成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行為，而社會科學的職志便是在瞭解這些制度行為之間的歷史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韋伯提倡的理想類型(ideal-types)便是一個分類制度行為的工具；而他的名著《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and Gesellschaft)便是一本解釋與定義各種制度行為的字典(或百科全書)。也可以說，韋伯是由定義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理想類型」來提供瞭解歷史的方法。

韋伯的另一本名著《基督新教精神與資本主義》便是對於這種方法的一個演練，韋伯並未宣稱資本主義的崛起全然是由於新教精神所致；他在其他的論著中還探索商業法規、科層組織和其他制度的理性化問題。《基督新教》一書亦如涂爾幹(E. Durkheim)的《自殺論》，只是一本方法論的練習小品而已。也因此，他從未因其他學者對《基督新教》一書的評論而改寫該書。近代學者考林斯(Randall Colins)在1986年為韋伯翻案的《韋伯最後的資本主義理論》算是「畫蛇添足」的作品，卻也重新引發起一股「韋伯熱」。

但是，嚴格的說，近來興起的「韋伯熱」所注重的，並非韋伯的歷史學方法論，而是兩股反實證論(positivism)和行為計量分析研究的潮流。一股是所謂的「歷史結構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另一股以是所謂的PoMoDeco(後現代解構主義研究)。「歷史結構分析」融合了新馬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受涂爾幹影響的法國「年鑑學派」方法，企圖在「現代化理論」和「行為論」都已不適於解釋世界政治演變的時期，另創一套比較研究方法。他們可與韋伯掛上關係的祇是對歷史事件的重視而已，並非將「瞭解」(verstehen)當作理論建構的終極目標。

相對的，PoMoDeco的學者則將「瞭解」當作一股很重要的理論建構趨力。基於傅柯(M. Foucault)對於知識與權力的批判，以及德希達(J.Derrida)對於西方哲學自啟蒙後的基督教、西歐思想中心的解構，近代學者逐漸對於建立一種全稱式的、自然科學式的人文科學產生幻滅。而韋伯強調反思式的瞭解人類行為(action)的主觀意義，正合這班學者的口味。但嚴格說來，他們(尤其是「女性主義」的「她們」)所採用的方法與論述(discourse)，則與韋伯的方法沾不上邊。

畢竟，韋伯和宋巴特(W. Sombar)、賈飛(E. Jaffe)等人所創辦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學叢刊》(Archiv fue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仍是一個關心社會民主主義和日耳曼民族主義的學術團體組織。而韋伯在這期刊發表的方法論論文(本書第二、三篇)，以德希達的術語來說，仍是一種logoscentric的論述。無怪乎文學批評家詹明信(F. Jameson)在探討韋伯的社會學論述峙，將他視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讀者如果對於文化批判或後現代主義研究有興趣，自應小心勿將韋伯的方法誤用。

前言
本書各篇文章的寫法——如同所有討論方法學的文章應該採用的寫法一樣——是在非常熟悉實際研究和不斷細緻思考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策略的實質性問題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些文章是在1903~1917年間寫成的，這是韋伯(Max Weber)一生中寫作最多的年份，當時他正從事於研究寫作宗教社會學以及《經濟和社會》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甚至在寫作發表在這裏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的客觀性>三篇最早的文章之前，韋伯已在德國不少領域裏享有顯赫的地位。他在經濟學史和法學史方面已經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他教授經濟學理論時，已經是德國最著名的主講教授之一了。在有創見的調查研究基礎上，韋伯掌握了一個專家所具備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詳盡細節。由於他一直極度關注德國和各民族的政治繁榮，致力於政治理想和綱領的討論，因此，他在討論方法論過程中，不像一個外行人那樣，試圖對他毫無所知的一些做法和問題強行加上種種標準。韋伯的方法論所包含的重要之處，對我們當代人來說，幾乎可說是韋伯事業的這一特徵所產生的結果，就像其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是缺點)很可能出於以下這樣的事實：他所處理的一些方法論問題，在研究技術沒有真正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前是無法圓滿解決的。

韋伯寫<客觀論>這篇文章的思想，出發點就是想要闡明某個非常複雜的具體問題。韋伯和宋巴特(Werner Sombart)以及越飛(Edgar Jaffe)一道擔任《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文獻》這一期刊的編輯工作(他從1904年負責編務直到1933年為止)；該刊物可能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任何一種語言的刊物都不能相比、最偉大的定期刊物。他希望把一些標準規定明確化，好使編者採用，並讓投稿者遵守。在這個過程中，韋伯無窮的才智有異於滿足於使用模稜兩可的字眼及陳詞濫調的同輩——要求陳述時清晰明瞭，終於解決了以下兩者之間的本質問題，即一方面要闡明社會科學的概念和主張，另一方面要闡明具體的歷史事實。另一個他至死不渝所致力從事的問題，是評判的立場觀點(即規範評判)與經驗知識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獲得了充分闡述。

<對文化科學邏輯性的批判研究>一文發表在1905年的《文獻》。該文想必是韋伯當時還正在廣泛研究德國農村社會的某些方面以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完成的。解釋「歷史個性」(historical individual)(此處即指現代資本主義)出現的因果關係這一錯綜複雜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反映出了方法論問題；該文論述了解釋特定歷史事件與總的說法或普遍說法之間的關係性質問題。與此同時，他還是像論述<客觀性>這篇文章那樣，在選擇題目和問題時以及在問題分類的建設性應用的作用方面，繼續檢驗評價的立場觀點，不過這次討論得更加深入，用的例子更多。韋伯在這篇文章中所作的努力，有一部分是繼續他作為自我闡明的爭辯和長期反對「客觀主義」(objectivism)和「歷史主義」(historicism)態度，但是鑒於事實上他是在不斷地力圖為自己 (包括其他幾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及祉會科學家)闡明在選擇問題和尋求解決問題中實際運用的步驟，故文章的分析頗為生動有力，語氣甚為逼真。

<「倫理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含義>一文發表於1917年的《理性》雜誌，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正是一批愛國教授為爭取他們的政治觀點合法化，而行使學術風紀權力的時候，那時韋伯正忙於一系列大論戰，反對當時盛行的政治體系，同時他還正在寫作《宗教社會學》。 (此時也許他已經開始在寫作體系更加嚴密的《經濟和社會》的第一部分。)這篇文章本身是一個備忘錄的修正本，約寫於四年前，是他在社會福利政策協會上發表的個人討論發言稿的主要部分，從未示諸於眾。本書的精髓部分反映了韋伯所特有的一些具體特點，如堅持不懈地洞悉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原理，在倫理上熱中於學術自由，熱烈的民族主義政治信仰，以及他終身追求的知識的完整性。韋伯急切需要瞭解他一切行為的依據，他深信人類的尊嚴在於人類能合理地自我抉擇問題，這兩點在通篇文章中表現的十分了然，同時還可看出，他蔑視有些人在道德判斷是否正確時顯得軟弱無力，以致渴望其判斷獲得某種權威(譬如「歷史潮流」)的支持，或者渴望自己的判斷在某一領域內符合某一科學的條文，即使科學的權限在這一領域內十分有限。在這種場合下，韋伯也努力解決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方法論問題，以求闡明他實際判斷所依賴的根據。當然，他這篇文章論述的主要不是方法論問題，但是，在不只是分析得出一堆推理的條例而是分析實際的判斷和觀察時，他的分析步驟和取得的成就是卓有成效的。

這裏發表的三篇文章並不囊括韋伯全部的方法論論著——在《科學學說論文集》中這三篇文章只是將近全書一冊六百頁的三分之一而已。他論述方法論的文章中最為重要的一篇<羅舍爾和科尼斯(Roscher und Knies)以及歷史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問題>尚未收入這集書中，而另一德文版的重要部分<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已用英語發表。然而，除了收在<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中以及一篇較早而不大詳盡的<容易理解的社會科學的幾個範疇> (涉及對行為作通俗易懂的解釋)這篇文章外，韋伯討論方法學的主要論述已完全收錄在這裏了。

當今的社會科學在好多方面已遠非當年寫作這類文章時的社會科學了。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社會科學已經開創了一整套觀察和分析的方法，而且在這一基礎上已經開始很具體很精確地描述當代世界，這在韋伯那個時代裏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樂觀主義者才能料想得到。從事研究社會科學的科學家成倍增加，可以用來作為財經研究的資源也同樣增加了許多倍。社會科學設想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步驟成功後，在某種程度上，已與政策密切結合在一起。在韋伯的時代，這種結合只能以原則來表達。

然而，這些文章的切題性並未因大事的變遷和歲月的流逝而有所遜色。具體的事件已經變了，我們已不再關心去駁斥「客觀論」的錯誤，而「教授似的預言家」(Professorial prophets)對我們已不很重要，然而，具體研究(不論是描述性的還是解釋性的)與一般性理論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了，但即使認識到了這一點，還遠非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新近在研究方面的許多進展，似乎是以避免提出這一問題的方式取得的，因此，我們的很多成就，只是調查研究方面的精確描述的成就，而問題則讓那些需要調查或想要「利用」調查結果的人去解釋。有時我們希望確切描述的願望非常強烈，我們在達到最後目的時，深感自己在智力方面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且有權給社會科學提供經費，並加以利用的集團在評價和接受社會科學的效益時，在好多方面已大都發展到只注意該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否幾乎專門是描述性的論述，或者只注意用模稜兩可的分析方法使索引彼此聯繫起來，以處理解釋問題的任務。並且實際操作的難度也增加了，這對我們領悟理論的需要性是一個障礙。在這方面，韋伯的這幾篇文章能起到很大作用。在這裏實質性的理論本身是沒有的，有一部分必須到韋伯的其他著作中去尋找，一部分必須到別人的著作中去尋找，而絕大部分猶待創造，但是在本書中可以看到一種精確而令人信服的證明，證明理論在任何解釋具體現象方面是必不可少的。雖然理論的內容必須到別處去尋找，但韋伯論述方法論的著作倒也提出了有關理論系統結構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圍繞理論系統的中心建立起來的最終「與價值有關」的種種理論系統的可能性問題。

在寫作<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一文期間，在李克爾特(Heinrich Rickert)的影響下，韋伯仍然把特殊的和具體的現象看作是社會科學家必須理解並尋求以適當的方式去解釋真正的「價值關連」(value-relevant)現象。對韋伯來說，在這一時期內，一個一般概念和一般理論的系統只是一種工具而已。至於我們是否同意韋伯的意見，認為那是一種可以區別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具體事件的「價值關連」，這完全風馬牛不相干的事，重要的問題是他看到了一般理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當他開始精心撰寫當作《經濟和社會》一書的頭四章的一般概念系統(他一定是打算把這一系統當作具有解釋意義的一般理論的一部分)，他並未寫有關理論結構和社會科學中系統化等題目的方法論文章，這是最大的憾事。<客觀性>一文以巨大的魅力把問題提到了我們面前，但問題並未解決。然而，這樣一來它已引發了現代社會科學家所必須面臨的許多問題：如果我們的知識要提升為系統的科學理論，而不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無關的專題著作和文章。

自從韋伯逝世以來的三十年間，社會科學有了令人鼓舞的改進，眾多的論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這些論題在知識上還不易協調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有一部分是偶然好奇的結果，有些例子是直接實踐問題的結果。但現在起，我們最好要開始重視選擇問題的標準。在平衡的途徑中發展起來的一門健全的科學，一般不需要關心這一點。但現在看來似乎確實存在下面這種情況：社會科學在目前往往是理論和觀察彼此分離，把注意力分散在大量不相關的特殊問題上，在這種情況下，認真考慮選題的標準是富有成效的。這裏韋伯所討論的「價值關連」能幫助理順社會科學。讀了他的討論，我們在選擇研究題的理由方面能提高自我意識。對這一過程的更高的自我意識，以及進行更多的討論，還可對這一實質性問題以及選題的正式標準增強一致性。假如在作具體有經驗的調查時再增強認識理論的必要性，根據我們技術資源不斷改進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決定性問題很可能出現一個增長知識的時機。

當我們著手討論另一問題時，韋伯觀點對目前社會科學的適合性又重新展現。在韋伯時代很少有社會科學工作者受到政府雇用。<「倫理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含義>一文，就是針對大學裏的社會科學家而言的，他們以科學家或者學者紀律的名義，主張政策要有正確的結局，其目的是要闡明政策聲明依據科學知識的方式和程度。從那時以來，情況已大不相同。在美國和英國，大批社會科學家受雇為政府服務，在政府以外的社會科學家正越來越關心「應用社會學的研究」。大多數例子認為政策的結局是必然的情況，而社會科學家的工作在於提供有關現在情況的資料，從而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或者提供別的可供選擇政策的推斷性估計。有些比例較少的社會科學家認為，政策的正確結局可由社會科學研究來決定。(這一「科學的」態度，似乎由於科學上的正確性和必須上升到個人的傑出理論，而已經比較明顯了，但這絕非限於受過心理學訓練的那些社會科學家)。韋伯論述到的社會科學和行為手段——並且也是政策結局——之間的關係，應當有助於社會科學家看到他們的可能性及局限性。他的論述應解決這樣的錯誤觀點，認為不關心政治的態度就是科學的正直性；還應當有助於駁斥毫無根據的那種指責，即認為不論在邏輯意涵上，還是在經驗結論上，社會科學在倫理上是相對的或虛無的。如果說他的論述有助於社會科學家想出更好的方法，來使社會科學能夠闡明政策的話，那麼他的論述也有助於科學家闡明價值關連的標準。任何政策的設想，一經追溯到原來的假定，那麼一個課題或問題的「價值關連」也就會在一個比較普遍的水平或理論的水平上建立起來。因而只要密切注意理論的設想，要研究的問題本身就往往容易闡明；研究的興趣更加可能向更為抽象的水平發展，這時理論和研究就會融合在一起。

然而論述韋伯的方法論分析與現代社會科學關係的文章很多，以上所述僅為其中的寥寥數語而已。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附分析小結——作者芬奇Henry A. Finch]
前言    席爾思
第一章「倫理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含義  第11 頁
第13~15頁
  價值判斷的意義——在科學領域內「價值判斷」的作用和在教學中採納「價值判斷」需要性的爭論——對教學上兩種觀點的批判——韋伯自己的觀點；

第15~17頁
  在實際問題上，認為最後祇有一種觀點是正確的，這一信條正在衰落——「教授式新觀點鼓吹活動」對實際問題的含義——今天，學生應從大學得到什麼？

第17頁
  「個人崇拜」和受抵制的假倫理中立——

第17~19頁
  大學理當作為百家爭鳴的價值問題論壇的困難——

第19~20頁
  ——對事實的經驗論述和價值判斷進行區分的困難——假倫理中立的危險——幻想通過「折中道路」求得真理的科學根據；

第22~23頁
  有關區分事實的經驗論述和「價值判斷」的錯誤反對意見——有關區分研究人自己的實用評價和經驗事實的認定的真正爭執點；

第23~25頁
  歷史和個人在評價中的變化不證明道德的必然主觀性——在廣泛接受的「價值判斷」中包含的具欺騙性的自明公理——尚實的「倫理科學」不能決定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第25~26頁
  經驗心理學和起源分析法只得出「理解的解釋」，但這是不可忽視的——這種解釋在作因果分析和事實闡明時明確的用法；

第26~27頁
  施莫勒認為倫理中立意味僅對形式倫理規則的承認之錯誤——必須履行的倫理責任不就是文化價值——規範倫理本身不能為解決某些社會政治問題提出明確的指示——「正義」的基本原則的含義不能明確肯定的例子——特定的倫理問題，個人的和社會的，不可能按照倫理本身的準則來解決；

第28~30頁
  所謂嚴格的「形式」倫理準則是確實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一個說明的例證——對例證的經驗價值分析和非經驗價值分析都難以解決所涉及的決定性問題——人生是一系列的最終決斷，人根據這些決斷選擇他自我的命運；

第30~31頁
  經驗方法可對政策問題的解決提供三方面的指示——經驗方法不能提供說明的方面——根據一系列對比的問題區分規範問題和科學問題的差別；

第32~33頁
  討論「價值判斷」的三個作用——這些有關「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33~34頁
  對社會科學問題的選擇是一個價值關連問題——
  科學工作的方向是由文化的利益決定的——為科學工作指引的評估利益可用「價值判斷」來釐清與區分——評估與價值解釋的區分——

第35~37頁
  價值判斷不能從事實趨向斷言中推導出來——工團主義者的實例說明——「適應可能」事物政策的倫理限制與政治限制；

第37~38頁
  「適應」的兩種意義——當其為評估地使用而非存有的意義時，沒有必要採用「適應」這個措詞；

第39頁
  不能排除社會生活中有矛盾存在，而且矛盾的形式是可變化的——「和平」的意義——對任何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評價必須對社會學選擇的社會秩序模型先進行經驗研究，但評價與研究是有區別的；

第39~40頁
  有關「進步」含義上問題——關於心靈上和心理上的「漸進演變」是否是「內在涵量」意義上的進步，而非科學所能決定的——然而如此「進步」的成本卻可以經驗地研究；

第40~42頁
  「進步」這一概念在經驗藝術史上的適用性——「進步」這一概念用在藝術史上意味著「合理的」、「技術的」進步——哥德式建築的實例說明；

第42~43頁
  以歐洲音樂發展史為例證；

第43~44頁
  雖然從因果上來講，技術上的變革是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但藝術的技術進步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學的改進；

第44~45頁
  歷史學家往往把因果分析同「價值判斷」混為一談，但因果分析、美學評價和價值解說是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45~47頁 
  「合理的進步」的含義——和通常被混淆的三種意義——主觀「理性」行動與合理地「正確」行動之區別——技術進步的存在——夠得上合理使用「經濟進步」這一分析用語的條件；

第47~48頁
  被稱為經「客觀評估」「經濟上正確」的行為，在前提上會產生爭議的例證；

第48~50頁
  純經濟學的技術評估的含義——只有在經濟和社會情況下它們才會變得模稜兩可——作出技術評估並不隨之解決最終評估問題；

第50~51頁
  在經驗研究中忽視研究對象的規範有效性的情況並舉數學計算為例——忽視經驗研究對象的規範有效性並不影響規範上有效的真理作為經驗科學的先驗基礎——然而「理解」人類行為並非以所有科學調查的先驗條件為規範性正確的條件——人類行為的「理解」知識與文化牽涉到傳統的有效性而非規範的有效性；

第51~52頁
  觀念上的真理價值成為撰寫思想史的指導價值——以軍事史為例證研究錯誤思想和錯誤計算的因果關係——從決定經驗事件的因果關係要求來看，甚至需要有不正確的和對白己目標有影響的思想方式的理念型；

第52~53頁
  理念型的規範正確性不必然是為了其用途——理念型功能對經驗事實；

第53~57頁
  純經濟理論的性質——其理念型特點——它是非政治性的，主張非道德的評價，但它的理論對分析又是必不可少的——對純經濟學反對者論點的批評——經濟科學能提供的因果命題和方法目的命題之間的關係；經濟學的其他問題；

第57~59頁
  在現代社會活動舞台上，國家的實際重要性並不構成國家是「最終的價值」——但國家是實現價值的工貝，這一觀點是可以捍衛的。

第二章  社書科學和社會政策的「客觀性」
第63頁
  對文章的任務和內容所作的導言性說明；

第63~65頁
  實踐的社會批評與科學的社會研究之間關係方面的問題；

第65~66頁
  阻礙邏輯表述社會經濟科學中「存在」知識和「規範」知識之間差異的觀點；

第66頁
  駁斥經驗科學提供規範和理想的觀點——然而對「價值判斷」的批評是不會止休的；

第66~67頁
  對一定目的採取的方法手段是否合適，即獲得一定目的的機會是否合適可以用科學分析的方法來解決；

第67頁
  科學分析能預測非有意的或偶然的行為結果的「價值」；

第67~68頁
  科學論述「價值判斷」能揭示以具體目的為基礎的「觀點」和理想；

第68頁
  對價值的有效性的判斷是信仰問題，或者可能是思辨哲學問題，但不屬經驗科學範疇問題——經驗的區別和規範的區別並不因文化變遷這樣的事實而消失；

第68~70頁
  有一定目標的輿論中出現的虛幻的不證自明的現象——社會政策問題並非只是技術問題——天真地相信對附合價值的稱心的文化價值可以作科學的推斷——文化價值僅在受教規約來的宗教方面才是在倫理上必須履行的職責；

第70~71頁
  實際的政治家的中間路線(或者說信仰調和的相對論)並不由於科學就可證明是正確的觀點；

第71頁
  (1)熱情和感情、(2)倫理的道德心和(3)一個有科學知識的人，這三方面論點之間難以克服的分歧；

第72~73頁
  科學上正確的社會科學分析能為超文化的有效性而努力；

第73~74頁
  表達「價值判斷」的理由(如果價值判斷能照原來的樣子被解釋清楚，而且與科學的陳述有所區別)；

第74~76頁
  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是著重於價值——《文獻》雜誌過去的特點和將來的特點；

第76頁
  客觀上有效的真理在社會科學中的意義是什麼；

第77~78頁
  缺乏手段是社會經濟主題的基本特徵——社會科學問題是什麼；

第78~79頁
  在「經濟的」和「經濟上相關的」，以及「經濟制約的」現象之間的區別；

第79頁
  社會經濟問題存在的情況——社會經濟學範圍的廣度；

第80~81頁
  《文獻》雜誌過去關心的事和目前的中心任務；

第81頁
  從經濟學的觀點是「片面地」，但卻是有意這樣片面地去研究社會——「社會」問題作為研究的題目需要詳細說明；

第82~83頁
  文化現象並非從物質利益中可以推斷出來的——未經整理的一元歷史唯物論概念，和經濟學觀點的有用的批判性用法之間的差別——其他科學中類似的一些教條的過分行為；

第83~85頁
  在具體事實的研究中，被選擇的部分經驗社會科學的認知目標，要有一些「片面的」觀點才能實現；

第85~88頁
  歷史學家的選擇標準不單純從需要發現規律，或從基本的心理因素出發——這些充其量只是期望型知識之前的條件——這種知識特點的說明；

第89頁
  期望型社會科學知識的四個任務；

第89~90頁
  文化科學方法的決定性特點——基於以價值為條件而感興趣的文化定型(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意義；

第90頁
  從規律和一般概念以及從以價值為基礎的意義來看，兩種類型的分析法在邏輯上不同——分析各種現象的一般普通特徵，是分析具體歷史事實的文化意義的初步任務；

第91~92頁
  「歷史上的」是指「個性有意義的」——不選擇「主要的」特點則不能對文化進行因果分析——在研究「歷史個人」時，這是具體的因果關係問題，而不是規律問題；

第92頁
  然而，把具體因果歸因於具體的文化原因要先有反覆發生的因果知識，即要有各種「適當」的原因知識——因此意思是——歸因的必然性是理解一般知識的一種作用——為什麼社會科學尋求把經驗事實歸納為規律是無意義的；

第93頁
  文化意義與肯定的文化價值不是等值的；

第94頁
  必須有「主觀的」評判觀念並不意味在文化科學中不存在因果知識——目的論也不能取代因果知識；

第95~96頁
  評判觀念是「主觀的」，但是對於某個人是有效的，而對其他人是無效的這一意義上來說，研究結果就不是主觀的；

第97~98頁
  推斷事實的封閉系統概念是無意義的——文化問題的變遷和運動；

第99頁
  一個基本問題，即理論在文化事實知識方面的作用；

第99頁
  自然規律的效果，理性的世界觀(Wetanschauung)，在實際「藝術」和經濟方面的自然科學的概念化——在進化生物學的影響下，研究歷史著重規律分析所取得的表面性勝利——目前的紊亂情況及其根源；

第100~101頁
  在經濟中「抽象」理論方法的意義和論點——有關這些論點的爭論毫無結果——社會制度不能從心理規律中推斷出來；

第101~102頁
  一種對文化科學來說是特殊的，並在一定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概念解釋——一個例證；

第102頁
  區別於一種假設、一種描述和一種平均標準的理念型——這種概念對於啟發和說明的目的都有用；

第102~103頁
  幾個例證；

第104頁
  與倫理意義上的「理念」有區別的邏輯意義上的「理念」；

第104~106頁
  證明應用理念型是合理的唯一標準——理念型的幾個例證——根據最接近的類別，有特殊區別的推理圖式不會發現這些理念型概念——理念型的特點——理念型對客觀可能性分類的關係；

第106~107頁
  「教堂」和「教派」的理念型的詳細闡述——文化意義和理念型；

第107~109頁
  關於理念型的三種自然主義式的錯誤概念——一個時代特點的理想的理念概念和真正指導著人們的觀念——這後一種觀念本身的確祇有在理念型中被闡述清楚；

第110~111頁
  在一個時代的理念型和經驗事實之間的各種不同關係；

第111頁
  經常用在價值判斷的意義上，而不用在邏輯意義上的理念型——一個例證——在歷史著作中常被混淆的幾種意義；

第112頁
  所論及情況的理念型；

第113~114頁
  理念型與類別，以及普通的(或一般的)概念關係中的理念型；

第114~115頁
  在歷史和發展結局方面的理念型之間的區別——為何難以保持這一區別；

第116頁
  馬克思的「規律」是理念型的；

第116頁
  表明文化科學中方法論問題的一些細節的，有關思想和概念建構的幾種觀念；

第117~118頁
  正在成熟的社會科學超越其理念型的那種意識——新知識和老知識的混合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文化科學進步的源泉；

第118頁
  概念建構的相互依存，問題的確定和文化的內容：

第118頁
  正如歷史學派和現代康德的理論知識所認為的那樣，社會科學的目標不能融為一體——概念的作用不是現實的翻版；

第119~122頁
  忽視明確概念建構的危險——兩個例證；

第123頁
  論點的再次扼要說明；

第123~125頁
  「主題專家」、「解釋說明專家」，他們的過分行為——為避免這些過分行為進行研究的真正藝術——然而，即使是在需要思索的時代，也會發生評判觀點的變化；

第三章  對文化科學邏輯性的批判研究
第一部分  評愛德華．邁爾的方法論觀點
第129~130頁
  邁爾著作的價值作為討論的一個重點；

第130~131頁
  方法論在科學進步上所起的作用——方法論對歷史現狀的影響力；

第131~132頁
  邁爾著手要解決的有關歷史學的論點綱目；

第132~133頁
  邁爾對「機會」的分析及「機會」與「自由意志」的關係；

第133頁
  邁爾論「自由」與「必然」；
第133~143頁
  對邁爾的「自由意志」概念的分析——他把倫理分析和因果分析結合一起的傾向；

第143~144頁
  邁爾錯誤地混淆了歷史知識和倫理學的界限，把自由等同於行動的不合理性；

第144~145頁
  合理性和自由；
第145~147頁
  邁爾在因果關係概念上的矛盾——邁爾對「自由」和「必然」與「一般」、「特殊」、「個別」、「集體」關係問題上的論述和其中的混亂看法；

第147~148頁
  從獨特性中減除共同性就不具有歷史的意義；

第148頁
  邁爾對「一般」含義的作用，即對歷史學上規律和概念的意見，本身是正確的，但表述方式有所不足——根據概念整理歷史現象的邏輯問題——可能性分類的含義；

第148~150頁
  邁爾給「歷史性」下的定義——支配歷史學家選擇歷史事件的因素；

第151~153頁
  在歷史研究上，理性的存在(Ratio essendi)和理性的認識(Ratio cognoscendi)兩者混淆不清的例子；

第154~156頁
  兩個文化現實資料的明確的邏輯應用——幾個例證；

第156~158頁
  邁爾把啟發手段誤作事實論據——他對歷史學家選擇資料起影響作用的考慮出發點，邁爾的看法是狹隘的；

第158~159頁
  各種形式的文化或其組成成分的歷史效果應作什麼解釋；

第159~163頁
  重要性的含義和與歷史效果的關係——舉哥德信件的例子來說明；

第163頁
  一種既非啟發性，亦非因果關係的意義——解說的對象——兩種解說；

第163~165頁
  價值解說的含義，及與語言學文字分析的區別——何種價值解說可稱為科學的解說；

第165~170頁
  邁爾是怎樣論述價值解說的；

第170頁
  以哥德的信件和馬克思《資本論》為例，說明價值分析事實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歷史事實對價值說明的相關性；

第170~172頁
  價值分析的性質；

第172~176頁
  邁爾在研討影響歷史學家選擇論述對象的歷史興趣時遭遇的困難——同時代性的興趣在歷史學研究中的作用——在歷史個別事件和歷史原因之間產生的混淆；

第176~178頁
  歷史興趣是由價值而不是由客觀的因果關係來決定的——「有價值的」與「在因果關係上是重要的」兩者之間的混淆；

第178~179頁
  為什麼現代的東西不是歷史的主題；

第179~180頁
  扼要論述邁爾不恰當地將「有影響作用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的事實兩種意義等同起來——扼要論述解釋的意義；

第180頁
  在歷史哲學、價值分析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係；

第180~181頁
  為何歷史學家往往不知道包含在他們工作中的價值分析——邁爾對於歷史工作和價值解釋之間的區別的正確認識——在歷史科學和文化科學中「分類學」的意義問題；

第181~183頁
  一個例證——討論古典文化的三個注重價值的觀點；

第二部分  在歷史解釋中對客觀可能性和因果關係的分析
第183~185頁
  假定某些條件並非如當時那樣，那麼根據歷史對所期望的結論進行探索，就不是什麼無價值的問題——在確定歷史意義中這樣一些問題的重要意義；

第185~188頁
  「客觀」可能性理論的來源——法理學理論的根源——法理學在理論上具有倫理興趣，而在歷史中則看不到這一點；

第189頁
  從因果關係解釋歷史事實，往往會涉及從一般觀點看來具有意義的事件中所選擇的某些方面；

第190頁
  對於個別歷史事件的結果確定其在特定情況下在原因方面屬不相關的成分的一個充分條件；

第191～192頁
  建立歷史因果關係的邏輯解說(附一例證說明)；

第192頁
  歷史學家不應當不願承認客觀的可能性；

第193~194頁
  分解和歸納需要保證「可能性的評判」——客觀可能性的概念範疇並非無知或是不完全的知識的表示——這樣的評判必須以已知的經驗規律為條件——舉馬拉松戰役為例；

第195頁
  「充分原因」的含義；

第195頁
  最簡單的歷史評判不僅僅把所發現的和已結束的事情登記下來，而是要設想如何應用正在形成的概念範疇和整體的經驗知識；

第195~197頁
  歷史性發現的心理過程不要與邏輯結構相混淆；

第199~200頁
  分析個人行為的因果關係也必須分清邏輯範疇上已形成的概念和直接經驗；

第200頁
  在探索因果關係時對可能性的認識並不意味著在進行武斷的史學方法，因為客觀可能性的概念範疇使我們能對歷史事實在因果關係方面的意義作出評價；

第201頁
  客觀可能性評判的肯定性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差異——客觀歷史的可能性是一種有很大程度差別的，由觀察到的頻率而決定的概率性的類似物；

第205~207頁
  「充分的因果關係」的定義——這種分析應用於馬拉松戰役、三月革命、德國的統一等例子中——重申歷史學家的概念化推斷的性質；

第207~210頁
  賓丁(Binding)對客觀可能性的「擬人論的」誤解——「有利的」條件和「阻礙性」條件的真正意義——涉及因果關係的充分性時，因果關係的特點需作進一步研究。

頁數：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