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社會‧人文‧史地/社會科學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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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在本書中嘗試處理經濟史的核心問題，解釋支撐和決定經濟體系的制度結構及此一制度結構的變遷。作者認為要建立經濟史的分析架構，不能忽略專業與分工所需的成本，這些成本是決定政治及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本書的理論架構和其他社會科學重疊，並且探討了作為制度變遷基本要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導讀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 l920)自1960年代「新經濟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之初，就在經濟史學界享有盛名。他與羅伯．傅戈(Robert W. Fogel)因「透過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於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而更新了經濟史的研究」，而一同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早期在新經濟史創立時期的開拓，以至後來在「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m)的建設，諾斯一直是當代經濟史學界備受注目的焦點。

諾斯的研究一直環繞在西方歷史的長期經濟發展。為了結合理論以及找尋適當的理論，諾斯深入地展開了以制度分析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本書原出版於1981年，它可說是至目前為止諾斯的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一本。一方面，本書是諾斯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s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91，與藍斯．戴維斯[Lance Davis]合著)與《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與羅伯．湯馬斯[Roben P. Thomas]合著)之後，關於西方長期經濟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另一方面，本書也是諾斯進一步朝建立制度理論的方向努力的轉捩點，開啟了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中所探討的眾多有關制度與制度變遷的議題。

《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指出美國經濟成長的主因是在於制度創新的能力。在既有制度下未能充分利用獲利機會時，制度就面臨改變的壓力與機會。成功的安排財產權以降低交易成本乃是提高效率促進成長的關鍵。《西方世界的興起》更將這個架構應用到十至十八世紀歐洲的歷史。英、法、荷蘭與西班牙各自擁有不同的資源，在封建制衰落後經濟成長的先後與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有效率的組織以造成有利於成長的制度才是長期經濟成長的根源。而且，法國與西班牙的失敗顯示出，有效率的制度和財產權並不容易獲得。尤其是政府的力量是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重要條件，可是一旦不受節制，又往往成為破壞財產權的主因。

這兩本著作雖然受到經濟史學界普遍的重視但仍然有些限制。除了對史料詮釋的細節問題之外，諾斯在這兩本著作中對制度變動的來源仍訴諸於技術與人口的變動，而制度的範圍也仍以財產權的契約關係為主。雖然這樣的架構在歷史研究上已見重大的貢獻，但是對於解釋歷史過程中促成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還有些不足。這個問題的挑戰也就是本書中最關鍵的重點。

諾斯在本書中展現了他建構一套歷史理論的宏大企圖。諾斯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長時間之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成就。為了讓解釋完整一致，我們必須根據適當的理論基礎。他明白地指出，一個分析歷史的一般性架構應該具備多種理論互相配合，包括人口理論、知識成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諾斯並不認為本書裡的架構是一個歷史理論，他所提出的乃是一個以制度理論為中心的分析架構。即使如此，諾斯在本書中的建樹已經帶給當代經濟史學界極有價值的貢獻。

首先，針對歷史變遷極為重要的制度變動，諾斯簡明扼要地批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個人主義的行為假設無法完全解釋推動制度變動的集體行為。另外，馬克思理論中階級行動的分析也並未適當地處理行為假設。於是有別於這兩大主流，諾斯所採用的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組織行為假設。這個根本上的突破使得諾斯超越了長期困擾經濟史學家的障礙，而能建立其制度理論，進行歷史結構與變遷的分析。

諾斯在本書的制度理論架構中，除了前作中已有的財產權之外，特別強調的是政府理論、經濟組織以及意識形態。政府是有關制度變動的最重要的組織。諾斯在本書中直接處理歷史上政府所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它的存在對於經濟成長極為必要，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為造成經濟衰敗的來源。因為政府通常擔負著建立與執行財產權的任務，所以分析政府行為及其所受到的限制乃是瞭解財產權形成與演變的重要步驟。如此結合政治因素的作法，也給經濟史研究帶來更寬廣的空間。

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來看，經濟組織是與市場機能相對立的。由於利用市場完成交易必須花費成本，經濟組織的存在與演變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組織與市場雖同為結合經濟活動的方式，但面對了不同的成本。而且，經濟組織與市場的各種搭配構成了各種制度結構的基礎。隨著歷史的運行，制度結構的穩定與變遷反映出結合經濟活動的形式與變化。更可以借由分析經濟活動的效率來解釋歷史過程中經濟結構的成就表現。

無論政治組織或經濟組識的形成與演變都無法完全以純粹之經濟理性行為來解釋。尤其是那些造成制度改變的集體行動往往涉及嚴重的「白搭便車」(free-rider)(個人認為也可將之譯為「弗慮賴得」)問題，更加需要考慮意識形態的作用。而白搭便車問題的考慮也使意識形態不能完全歸諸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階級意識。諾斯在制度理論中結合意識形態來分析集體行動，不僅要彌補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個人理性的不足，也是為了要澄清馬克思理論裡階級意識觀念的誤導。

這樣的架構雖然並非諾斯心中理想的歷史理論，但是已經為朝向建立這一種理論奠定了基礎。而且，諾斯在本書中利用了他的架構清楚地重新詮釋人類自新石器文明以來經濟結構與變遷的概觀紀錄。

三
諾斯在本書中提出，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歷經了兩次重大的經濟革命。在兩次經濟革命之後各形成一種發展方式不同的結構與調整。第一次經濟革命始於新石器時代。造成革命的關鍵並非技術或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是人類社會出現了財產權。由於人口增加，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式逐漸造成資源的耗費。於是，有武力為基礎的權勢興起，建立共有制或私有制的財產權、發展農業並且形成國家組織。這種組織因為提高生產效率而改變其競爭力，從而導致上古時代各種文明的戰爭與興衰。

財產權一旦建立，人類能夠有效率地利用資源與技術。隨著各種資源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組織必須改變。第一次經濟革命後，組織制度的變化出現了如羅馬帝國這樣的龐大單位，在羅馬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也隨著形成封建制度，這些都是在財產權與政治經濟組織上發生的調整。這樣的經濟結構依然受制於經濟的報酬遞減律，人口與資源之間仍有一定的衝突，經濟成長隨著人口的增加終究會遭遇限制。技術的變動，不論是生產上或軍事上，則帶來經濟變化的衝擊，也導致組織調整下成敗不同的結果。

諾斯在本書裡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對工業革命的新詮釋。諾斯認為，真正的革命是技術與知識的結合以及組織的改變所造成的不斷創新的轉變。這也就是他所稱的第二次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只是其前兆，所呈現的只是十八世紀間一組密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背景在於十六世紀之後因市場擴大帶來了專業化的利益，以致經濟組織必須為控制交易成本而調整。當組織與制度的調整逐漸將擴大規模的利益轉變為創新的誘因時，新產品、新技術與新生產方式皆應運而生。因此，在諾斯的詮釋之下，第二次經濟革命後的結構是透過組織的調整而結合知識與技術，進而創造連續的技術創新。在技術變動的壓力與衝擊之下，經濟變動必然帶來了財產權的紛爭、所得分配的差異加大，以及公共事務的問題。這些經濟變動的後果於是反映到政府公共政策上的變化，甚至於國際合作的制度變動。許多今日發生在工業化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活動都在這一分析中有脈絡可尋，因為正如諾斯所言，人類社會現今仍正處於第二次經濟革命之中。

諾斯的著作一向言簡意賅，不論是在理論闡述或是史料詮釋上都需要讀者深思廣聞。建構一套歷史理論絕非易事，諾斯提醒我們除了制度理論之外，還要有人口變遷理論與知識成長理論。即使是制度理論，諾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中仍深入制度的本質與制度變遷的特性，力求加強增進。至於諾斯對於長期經濟結構與變遷的看法，則在本書中已完整呈現。

序言
本書的目的是為分析經濟史提供一個新的架構。經濟史的核心問題是既要解釋清楚支撐與決定一種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又要解釋這種制度結構的變遷。由於經濟史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掌握這個核心問題，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分析方法。發展一種制度變遷的理論是社會科學家面臨的主要挑戰。本書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所包含的一些要素，但一定並不完全。

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家們基於貿易利益這一牢固的信念而建構了他們的模型。專業與分工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關鍵。然而，經濟學家們在建構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與分工所產生的成本，這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決定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因而本書的理論架構與其他社會科學有所重疊，並且探討作為解釋制度變遷基本要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因此，本書所針對的讀者不僅限於經濟史學家，而是層面更廣泛的讀者，因此我儘量少用技術性的經濟學術語。雖然在第1章我用正規的經濟學術語來提出問題，但在這裏和本書的其他部分我一直努力使非經濟學者也能理解我的論點。

我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在第二篇就正如此做，其中各章含蓋了從農業的起源到廿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看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檢視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結果可能會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假設。

為了對知識有所貢獻，理論必須能被否證，亦即對理論或可以根據研究中包含的假說直接進行驗證，或可以根據從論點中推出的邏輯性假說間接進行檢定。由於不可能明確驗證有關經濟史的各種解釋，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各種與我們相對立的解釋仍將繼續存在，並被應用於各式各樣互不一致的現行政策處方中。然而，我提出的建議是面對現實，而非絕望。如果我們相信有可能對過去提出唯一的科學解釋，那簡直自欺欺人，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朝這個目標努力，則太委曲了經濟史這門學問。不斷堅持尋找可檢證的假設和證據能夠逐漸減少各種相對立的解釋。雖然我們絕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達到共識，但是對某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取得共識，而對其他一些問題我們會縮小各種不同解釋之間的差異。

本書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對制度變遷的研究始於我與蘭斯．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以及與羅伯．湯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我不僅從我這兩位早期的研究合作者那裏，而且從一些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及其他學科的社會科學家那裏受益匪淺。這裏，我要特別感謝四位背景不同的讀者，他們對我的全部手稿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詳細的意見。他們是：喬治．班森(George Bentson)、斯坦利．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瑪格麗特．李維(Margaret Levi)和曼科．歐森(Mancur Olson)。此外，我對交易成本和經濟組織的理解主要歸功於我的同事張五常(Steven Cheung)。

華盛頓大學的其他同事也對我的部分研究成果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他們是：約倫．巴爾(Yoram Barzel)、阿瑟．費里爾(Arthur Ferriell)、邁可爾．赫契特(Michael Hechter)、保羅．海恩(Paul Heyne)、羅伯．希格斯(Robert Higgs)、列維斯．科欽(Levis Kochin)、卡羅．湯瑪斯(Carol Thomas)和狄恩．渥瑟斯特(Dean Worcester)。

我曾將本書初稿的各個部分在一些大學和幾次會議上讓大家評論，而且我還把一些章節寄送給其他大學的人去評論研討。摩西斯．亞伯拉摩維茲(Moses Abramovitz)、阿曼．艾爾欽(Armen Alchian)、雷．巴特里奧(Ray Battalio)、里察．比恩(Richard Bean)、卡爾．達爾曼(Carl Dahlman)、維克多，戈德伯格(Victor Goldberg)、強納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查爾斯．卜拉特(Charles Plott)、加斯頓．潤令格(Gaston Rimlinger)、湯姆．賽文(Tom Saving)、西奧多．蕭茲(Theodore Schultz)、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戈登．杜拉克(Gordon Tullock)、伯頓．威斯伯德(Burton Weisbrod)和奧利弗．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他們都給我提出了特別有用的建議。但我還要感謝其他許多同行及有助於這項研究的學術會議。

伊麗莎白．凱斯(Elisabeth Case)編輯了全部手稿，在此過程中她促使我理清了幾乎每一頁的思路。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出版的構想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導讀	劉瑞華
序言

第一篇	理論
	第1章	議題
	第2章	經濟結構導論
	第3章	新古典政府理論
	第4章	歷史中經濟組織的分析架構
	第5章	意識形態與白搭便車問題
	第6章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第二篇	歷史
	導言
	第7章	第一次經濟革命
	第8章	第一次經濟革命在組織上的後果
	第9章	古代世界的經濟變遷與衰落
	第10章	封建制度的興衰
	第11章	近古歐洲的結構與變遷
	第12章	工業革命再認識
	第13章	第二次經濟革命及其後果
	第14章	美國經濟的結構與變遷1789-1914

第三篇	理論與歷史
	第15章	制度變遷理論與西方世界的經濟史
參考書目

<FONT COLOR=#AA5555>●譯者簡介</FONT>
劉瑞華

生於1960年6月15日。1982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於1984年獲得同校的經濟學碩士學位。1990年在諾斯教授指導之下完成博士論文《財產權與政府收入：台灣土地改革的研究》(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Revenne: A Study of Taiwan''''s Land Reform), 於美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自1990年起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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