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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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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經濟世界變遷不斷，在資訊型的社會中，學習與文憑掛帥，知識工作者與服務業勞工全面成為勞動主力，明確的任務與績效評估、不斷的回饋與主動負擔責任的渴望，是後商業社會最明顯的特徵，這正是有意願「管理未來」的人，最大的自我與環境的挑戰。

不論世界局勢如何變化，個人與企業管理的「戲」永遠必須唱下去。因應變革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解釋趨勢，擬出解決方案。杜拉克建議我們，不斷質疑現況，接受趨勢而不企圖改變趨勢，並且切實採取行動。杜拉克說：「光擁有知識效有限，最有效能的管理人就是最能採取正確行動的人。」本書是世界上最有影饗力的管理思想家五年思考精粹之作，集結最具啟發性的觀點，為陷溺於工作中的個人及企業，解釋變遷，提出管理未來的行動方案。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序：管理的「戲」必須唱下去
談後商業社會
第一篇　未來式：經濟體的合縱連橫

第一章　未來早已降臨
第二章　財富的泉源
第三章　跨國企業勢在必行
第四章　從世界貿易到世界投資
第五章　管理力的競爭
第六章　明日歐洲：求生的策略
第七章　錯估日本及日本人
第八章　日本致富之秘
第九章　美日貿易取決於美歐往來原則
第十章　誰需要拉丁美洲？
第十一章　工業園區：墨西哥的武器

第二篇　人VS．遠景
第十二章　新挑戰
第十三章　人、工作及都市「出走」
第十四章　企業領袖的神秘性
第十五章　領導力：苦幹勝於虛有其表
第十六章　藍領工人的沒落
第十七章　訓練共黨官僚成為經理人

第三篇　新管理
第十八章　舊經理、新處境
第十九章　走動式管理：走出公司
第二十章　企業文化：改變行為，而非拋棄根基
第廿一章　裁撤員工不等於削減成本
第廿二章　管理老闆
第廿三章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心得

第四篇　組織力的考驗
第廿四章　行銷經驗舊瓶新用
第廿五章　競爭力靈活的中型企業當道
第廿六章　企業聯盟的危險關係
第廿七章　R＆D由技術帶動轉向企業帶動
第廿八章　有效研究的十項原則
第廿九章　誰在當家作主？

結語：1990年代及未來

一、變遷中的世界經濟
二、知識型社會
三、創新及企業精神

<FONT COLOR=#AA5555>●序</FONT>

<h4>管理的「戲」必須唱下去</h4>

在我1985年的著作《管理新境》（The Frontiers of Management）問世後大約一年，我收到以下這封信：「我是一家規模很小，但成長快速的專業化學藥品公司的最高主管（CEO），我每週末都要閱讀五、六章你的著作，也要求資深同僚這麼做，當我讀完一章後，就寫下這樣的話自問：「這一章對身為一名企業高級主管的我，代表什麼意義？對同管理小組內的同僚又代表什麼意義？對公司發展又如何？這一章為我們點出什麼機會？在公司的目標、策略、政策，及結構方面應作何調整？」

然後，我們就在管理會議上討論個別的答案，六個月後再一次討論同樣的問題，看看我們實際上已採取什麼行動、這些行動又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同時也討論應該執行，而迄今仍未落實的行動。當然，書中許多章節對我們而言，並不直接適用；但有許多章節，一再激發我們去做某些事，或停止做某些事。其中最有價值的章節促使我了解：「當然啦，我一直都知道這些道理。可是為什麼我沒有據此力行呢？」」

解釋變遷，提供行動力案

這本書涵蓋的主題十分廣泛，分別完成於五年間。個別的章節並非特意要安插到五年前構思的大綱中，不過每個章節一開始，很明白就是在討論經理人世界中各個面向的變化：經濟及經濟學、人、管理、組織等，可能發生在經理人所屬的企業內，也可能是世界趨勢的整體發展。

此外，每個章節一開始就計畫要達成兩項目的：其一，希望天天沈浸在工作及企業要求中的經理人了解，他們的工作及新製造的成果正在急速變遷；其次，是激勵他們付諸行動，提供工具幫助他們採取有效的動作。

我在1929年股票大崩盤的前兩年開始工作，就我記憶所及，經理人所處的世界一直動盪不安，但絕對不像過去這幾年，或即將來臨的這幾年般激烈。比方說，就在幾年前，我們擔心通貨膨脹，及形形色色新的金融超強──全球性銀行、跨國經紀商、垃垃債券大王、購併大亨，及諸如此類現象的崛起。當然，目前通貨膨脹仍構成危機，而且只要政府堆積龐大的赤字就會始終如此。但是1990年代的經理人更要憂心的，可能是銀根緊縮及信用危機，亦即通貨緊縮的典型徵候。

昨日的金融巨人已面臨全面撤退或深陷醜聞案中，而這與一九九二年的國際經濟和1980年或1981年的情形幾乎毫無相似之處，當時日本仍然面臨貿易赤字，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仍如空中樓閣，而貸款數十億美元給巴西的軍事將領，還被視為保守之舉。因此，本書中每一個章節都在嘗試解釋，未來世界會有何種變遷，而這些變化對經濟、人、市場、管理及組織代表什麼意義。經理人必須為未來管理，而非為昨日管理。

從一開始本書每個章節的寫作用意也包括了以下數點：激發行動，點出新的機會；指出在程序及產品、策略、市場及結構等領域，可能需要改弦更張；要自何處著手及該如何著手，又應在何處罷手及如何罷手。

寫作本書的這五年，正是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時期。本書最早完成的章節寫於1986年八月；在同一個星期我完成1989年冬初出版的著作「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我預測戈巴契夫的經濟政策必會失敗、共產主義同樣不可避免崩潰命運，及蘇聯的解體。

本書的座右銘是：「戲必須唱下去」──而管理的「戲」即是追求成果的有效行動。協助經理人在一個風起雲湧、危險、變遷快速的經濟、社會及技術中，採取行動及製造成果，並幫助他們表演（perform），這正是本書的目的及使命。

加州，克拉瑞蒙特（Claremont， California）

1991年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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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h4>談後商業社會</h4>

問：你曾在著作中指出，如今人們對於政治學及經濟學的理解和現實大大脫節，這是什麼意思？

答：過去奉為圭臬的假設大多不再符合我們所虛的現實，這使我們的工作及生活蒙上一層超現實的氣氛。這個世界似乎分解成一系列的新聞事件，這些事件若不是言過其實，就是完全不著邊際。在政治生活方面尤其如此，此即進入未知的領域。

造成目前這種混沌不明情勢的原因是，在1965年至1973年之間某一時刻，我們跨過邁入下一個世紀的「大分水嶺」，拋棄塑造政治達一、兩個世紀的信條、信念及聯繫關係。就最深刻的層面來說，啟蒙時代對透過集體行動追求進步的信念，亦即「透過社會救贖」（Salvation by Society），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是政治學的支配力量，但是這個信念已破滅殆盡。

承繼「大社會」（Great Society）傳統的美國民主黨人士已不再是忠貞信徒，即使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信徒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甚至是戈巴契夫，也都不再擁護這個信念。在西方觀念，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中，西方在機械、金錢及槍砲方面的優越地位，或許比透過社會救贖的承諾重要性較低，如今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了。

同時，阻撓政治整合的唯一有效的非意識型態反作用力──利益集團政治──也終於無以為繼。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派系危機及潰退，以及歐洲經濟龍頭德國朝不保夕的政治聯盟，即可看出這種現象。

人類上一次跨過這類分水嶺是在一個世紀多前，即在1873年。那是一個屬於自由主義的世紀，當時稱霸的政治信條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走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首倡，卻由於1873年大肆宣傳即將來臨而結果未發生的維也納股市崩盤，及在巴黎、倫敦、法蘭克福及紐約蔓延的短暫恐慌，而告壽終正寢。雖然西方世界的經濟在該事件的十八個月後恢復元氣，但是政治風貌已永遠改觀，如今政治上追求的將是安全及保護，以免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動盪情勢波及。

在維也納股市崩盤十年內，德國首相俾斯麥發明全國健康保險及強制性老年保險制度。在二十年內，馬克思社會主義份子在歐洲大陸每一個主要國家，均已躋身為最大的政黨。美國方面，在1880年代，漫無限制的市場制度有大轉變，取而代之的是，州際貿易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對鐵道實施管制、反托拉斯法，及第一條管制證券的州級法律。1880年代同時帶來美國境內第一次旗幟鮮明的「反商」運動，亦即民粹主義份子，他們成功地將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當地的電力公司「社會化」，這是西方世界繼維也納後，第二個跟進的城市。

繼這些事件後，政府控制經濟及指導社會的「進步性」大蠹普遍起來。上個世紀的政治大辯論並不是關於「福利國家」問題，而是關於漫無節制的政府權力，如我們在希特勒、史達林、墨索里尼及毛澤東的案例上所見到，及對國家權力施加民主及法律限制，如我們在美國、日本及戰後的歐洲所目睹到，這兩者之間的辯論。

1968年至1973年是一個分水嶺，和1873年可以相提並論。1873年標誌放任主義的結束，1973年則標誌另一個紀元的結束，這個紀元視政府是「進步性」大蠹，是象徵啟蒙時代原則的工具。「石油危機」、美元改採浮動利率及在西方蔓延的學生反叛運動等事件，促使我們飄離了我們生活過的這個世紀。

當然，福利國家的口號依然時有所聞，但是這些口號並不為行動或發動力提供指導原則。當其他一切均已消逝後，這些口號就像愛麗絲奇遇記中那隻貓的微笑一樣，是殘存的東西。

問：經過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那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風起雲湧的日子後，由國家承擔社會風險所構成的一整套機制已安置就緒，政府擔任抵抗社會風險保障者的角色與日俱增，被視為是對新一波創新浪潮的一項障礙，這波創新浪潮的特色是隨著生物工程學、資訊革命及經濟國際化而來的「企業精神爆炸」（reneurial burst）。

我們不是才剛完成邁向一種安全文化的漫長趨勢，然而這種文化如今正被拋棄，轉而偏向一種風險文化嗎？這豈不是貫穿雷根─柴契爾夫人─戈巴契夫後1973年紀元的共同走向嗎？

答：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的是，政府的角色仍在擴大。雷根擴大聯邦預算的規模超過任何一位總統，而且，在我們解除對航空管制的同時，也立法強制實施毒癮檢驗，而這遠比航空管制含有更濃厚的干涉主義色彩。國家權力並未消亡。

風險及安全並非處於對立地位，而是並行不悖。畢竟，社會安全是十九世紀工業「企業精神爆炸」下的發明。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的原因正是當初衍生了太多風險，而且，我相信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將會確立，以因應當前企業精神時期潛藏的風險。

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可能是什麼樣子呢？在我看來，導因於當前經濟動盪情勢的一項回應是：工作被視為財產權的觀念勃興，這是二十世紀末意義最重大的發展。過去幾年來，我們目睹到為數可觀的法院裁決，大幅限制僱主任意解聘員工的這項傳統權利，即使他們沒有簽定契約。

商業社會動盪的風險是：一個人可能喪失在奇異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GE）工作廿二年所謀得的職位保障。例如這個人是總工程師，在過去他確知，假如昨天他製造蒸氣渦輪機，明天他還是可以製造渦輪機；而且他曉得，當GE控制了45％的市場時，他無須太辛勤工作就能夠保住飯碗，而且還可以加薪的。然而到如今，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名藉藉無名的小伙子發明一種精巧的小機械，就會使GE不能再控制45％蒸氣渦輪機的市場佔有率，甚至遭到淘汰。

享受既得利益的員工對這種轉變自然會忿忿不平。他對社會安全的幻想已經破滅。他認為他的工作是項權利，他的職位是一種自然法則，所以他為保有這個飯碗向法院提起告訴，要求將其工作重新界定為「財產」。

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因素比重新界定財產權的衝擊力更大，重新界定財產權是社會秩序轉型的基本要素。從自由放任過渡至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重要的財產不再是土地，而是貿易商創造的商業財富。

重新界定工作為財產權的趨勢，泰半是對時下企業精神主義的巨大浪潮的一種反動。

問：在一個經濟不穩定，不斷從事創新的「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中，教育豈不是同時是社會流動及安全的機制，則教育是一種流動性安全（mobile security），允許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職業及組織間移動呢？

答：正確的教育是一種新的社會安全形式。不過，我們的學校迄今尚未接受在「知識社會」中，大多數人只是維持生計的員工的事實。他們在一個組織中工作，他們必須要有效能。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所抱持的假設前提正好與此背道而馳。

「知識社會」是一個由大型組織──政府及企業──構成的社會，必須依賴資訊的流動才能運作。就此意義而言，所有先進西方社會均已邁入「後商業」（post－business）時代。經商不再走出人頭地的主要管道，大學文憑逐漸成為獲得升遷機會不可或缺的條件。社會的重心已轉移到知識工作者身上，可是，沒有任何教育機構，甚至是管理研究所，嘗試傳授學生基礎技能，以使他們有能力作為組織的成員：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表達構想的能力；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塑造及指導本身工作、貢獻及事業的能力。後商業社會的新原型應該是「知識人」（educat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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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問：什麼樣的新經濟現實促使我們的經濟思想過時呢？

答：今日的經濟生活擁有一種新的外貌，推翻所有舊的分析範疇。

有史以來第一次，原料經濟已和工業經濟分道揚鑣，至少對於非共產主義世界來說，原料經濟已屈居邊際性角色。

近十年來，原料經濟一直深陷蕭條中，可是工業經濟卻蒸蒸日上。過去所有的商業循環中，每當糧食及原料市場不景氣時，十八個月內即會帶來一場工業經濟危機。但這十年來並未出現這種情形。

我想有幾個理由可解釋。由於在開發中世界的農業生產大幅擴張，造成全球性農產品生產過剩，例如美國在1984年至1987年間農業生產過剩，造成若干地區的農業收入滑落三分之二，但由於農業人口如今只佔很小比例，因此對於經濟整體支出能力的影響微乎其微。

同等重要地，製造品如今包含的原料成份比以往少。例如在1920年代的主要產品汽車，所使用原料及能源成本佔60％，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產品微晶片，則使用不到2％的原料及能源。日本在1965年至1985年之間，增加兩倍半的工業生產，但是卻幾乎一點也沒有增加原料及能源的消耗量。
製造業也和勞動分道揚鑣。1988年生產同樣產量的財貨，只需運用1973年時，藍領工人工時的五分之二即可。

過去投資總是跟隨著貿易的腳步走，如今，投資者在全球任何地方設置生產設施，而不是在國內生產後再外銷。他們現在可以輕易在海外生產，然後回銷國內。只要那裡有研究人才，他們就到那裡作研究；那裡有設計人才，他們就到那裡作設計。例如龐帝亞克（Pontiac Le Mans）汽車是在德國設計，韓國製造，採用的則是日本零組件；本田汽車公司（Honda）則在美國生產，然後回銷日本。

財貨與勞務的「實質」經濟已經和貨幣經濟分道揚鑣。每天在倫敦銀行市場間流轉的歐洲美元、歐洲日圓及歐洲馬克數量，是全球貿易所需資金的十五倍之多。就生產而言，跨國經濟的金融交易中，有90％不具「經濟功能」，可是每一家垮國公司有一大半活動，必須涉及管理先天不穩定的外匯問題。跨國貨幣經濟不再如馬克思曾經說過的是「現實的帳幕」（vile of reality），而是財貨與勞務附屬的現實。

互補性（Complementary）及競爭性（Competitive）貿易，已被敵對性（adversarial）貿易所取代。在亞當．史密斯所處的十九世紀，貿易是互補性的：英國出售羊毛給葡萄牙，以換取本國無法生產的葡萄酒；葡萄牙出售葡萄酒，以換取本國無法生產的羊毛。十九世紀中葉，貿易成為競爭性的：德國和美國為了向對方及世界其他地區銷售化學藥品而相互競爭。

互補性貿易尋求夥伴，競爭性貿易尋求顧客，敵對性貿易的目的則是企圖支配整個產業。當競爭性貿易正在打一場戰爭的時候，敵對性貿易則尋求摧毀敵人的軍隊及作戰能力，以贏得戰爭。

保護主義不是解決敵對性貿易的答案。就我所能看出的，只有互惠（reciprocity）──每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市場享有同樣的開放待遇，這是唯一可望避免淪入保護主義的貿易關係。我預測，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日本──遠東、北美等區域性單位中，互惠會運作得最有效，如此一來，規模較小的經濟將可擁有一個夠大的市場，創造足夠的生產及銷售，維持生存。

問：讓我們談談經濟理論吧。你為什麼認為如今很難將經濟運作予以概念化呢？

答：六十年來，西方經濟政策的主流是基於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觀念。如今，他的假設概念已經過時了。

凱因斯在1940年代末生命步入尾聲前，無法目睹全球性經濟的風貌，此一風貌會破壞他的理論基礎。事實上，在他逝世前，凱因斯承認他的經濟理論已行不通，但是為時已晚，這時侯凱因斯學派已取得充份主導地位了。

在凱因斯學派的影響下，經濟理論仍然假定主權國家是經濟生活的主宰單位，從而也是制定及執行經濟政策的唯一有效單位。

事實上，如今存在著四種經濟體系，每一種經濟體系如同數學家所稱的，是一個「部份因變數」；互相依賴但是不受彼此控制。首先是國家經濟；然而，經濟動力逐漸轉移至區域，如北美、EEC、及以日本篇中心結合的遠東地區；此外還有一個幾乎自主的貨幣、信用及投資流量的世界經濟；最後則是跨國企業經濟，這些跨國企業視全球為一個市場。

隨著19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崛起及尼克森總統改採浮動美元制度，世界經濟即自國際性轉型為跨國性。跨國經濟主要是出貨幣流量，而非財貨與勞務的動力塑造而成，對於全球性資本市場上發生的事件，主權民族國家只能加以反應，而無法帶動或控制。反之，管理已成為具有決定性力量的生產要素，而且一家在世界市場中運作的跨國企業的管理目標是，尋求最大「市場佔有率」，而不是老式公司傳統上追求的短期「最大利潤」。

問：這麼說來，唯有在一個力量──國家經濟──是一個主權實體，對於其內部情勢具有若干控制力，並且能夠估計其政策在國際經濟中的效果時，凱因斯的理論才站得住腳。如今，這項前提已消失了。

答：只要民族國家存在若干現實性，凱因斯所謂的「完美氣體」（perfect gas）經濟理論似乎是有作用。凱因斯認為，假如一國政府能夠透過貨幣、信用及利率，控制總體環境的溫度及壓力，個人及廠商──個體經濟──就會如預期般作出反應。

但是這個關於一個經濟如何運作的理論，對過去十五年來所發生的主要經濟事件，不具有任何解釋力。

1970年代中期，卡特總統為提升出口及創造就業機會，壓低美元兌日圓價位，自一比二五○貶值至一比一八○。結果出口暢旺，但是失業率則持續上升，如此一來應該會引發通貨緊縮，結果卻相反，通貨膨脹率竄升達14％。

雷根總統上台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調高利率。他是成功了，可是又促使美元升值到一比二五○日圓的價位，因而傷害美國的出口，並且為日本產品在美國開闢一個前所未見的大市場。依據所有盛行的理論，這麼一來應該引發更多失業，結果又相反，雷根時代失業率下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準，到1989年，若干領域甚至出現嚴重勞力短缺情形。

雷根在1985年秋天試圖「稍微」調整美元價位，出乎意料地，美元如自由落體般重挫至一比一二五日圓。結果，又不像一般盛行的理論所預測，發生大規模「瘋狂拋售美元」現象，日本、台灣、西德及加拿大等主要美元持有國，原先就將手上大量美元準備以美國債務方式存放，如今它們實際上卻增加對美國放款。

理論上更加不通的是，原料的價格，從丹麥奶油到阿拉伯石油──日本以美元支付──等均重挫，進一步促使全世界的商品價格滑落。

此外，美元貶值應該會提高日本產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結果不然，因為日本廠商做了一件前所未見的事：為維持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自行削減50％的利潤，而為彌補這種在外國市場削減的利潤，卻大幅提高日本國內產品的價格。這種作法並未引發蕭條，日本反而經歷了該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消費狂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是，日本嬰兒潮已長大，他們效法西方消費者的行為，因而粉碎提高價格會抑制支出、提高儲蓄的預期。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理論不管用的情形呢？首先，一般盛行的理論認為，主權國家的總體經濟具有控制個體經濟──許許多多個人及廠商的決定──的能力，實際上如今個體經濟卻破壞了這個總體經濟，僕人反而控制主人。

比方說，凱因斯認為「貨幣流動速度」──個人支出金錢的速度──是一種社會習慣，長期上維持不變。然而，每當這個假設面臨考驗時，總是站不住腳。

的確，個人，而非政府，控制金錢支出速率的能力，可以解釋為何卡特總統的政策會一敗塗地。消費者並未遵照教科書指示的，增加支出，從而製造工作機會；他們反而把錢儲存起來。到了雷根時代，美國消費者作了一種大轉變，開始增加他們的支出，這足以解釋為何雷根的政策能夠擴張經濟，即使當時存在大量貿易赤字問題。

同樣地，日本廠商粉碎美國平衡貿易的企圖，因為他們尋求的是「最大市場」，而不是「短期最大利潤」，因而使得依據時下經濟理論，對於他們會如何做的「理性」預期為之破滅。經濟理性在世界經濟中的意義，和在國家經濟中有所不同。如同日本人所了解的，世界市場上的「銷售」，追求的是長期投資的報酬：重要的是一項投資累積一生的總報酬，而各時期的報酬依靠的是壟斷市場佔有率。

當然，當代的經濟理論容納不下技術及創新。然而，企業精神、發明及創新，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促使經濟面貌大為改觀。

結果是個人及廠商，尤其是跨國廠商，破壞不再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嘗試推動經濟政策。當代新的現實已經使凱因斯人仰馬翻了。

凱因斯是更上最後一位經濟思想合成大師。假如我們不能從事一項新的合成工作，提出一套關於「四種經濟」交互運作，以創造經濟現實模式的話，經濟理論可能已經窮途末路。沒有經濟理論，就不會有經濟政策，也就沒有供政府採取行動，以管理商業循環及經濟條件的基礎。

未來任何有效運作的經濟理論，必須將貨幣、信用及利率構成的總體經濟，與關於廠商及個人如何支出的個體經濟決定予以整合。這種理論也必須將企業精神及創新的動力納入。

我們大可以總結說，新的現實意味著，我們不再能夠控制衰退與景氣循環、失業、儲蓄與支出率等經濟「天氣」，只能控制經濟「氣候」，比如避免保護主義，或教育勞動人口如何在一個知識社會中運作。簡而言之，如今需要的是防範未然的處方，而不是針對短期盲目需要的矯正。（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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