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網路書店-中國小說史集稿．文學/文學綜論

內容簡介
同類推薦
<FONT COLOR=#AA5555>●內容簡介</FONT>

本書收集中國小說研究的點點滴滴，其中包含卷上（專論）有清季太谷學派史事述要、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熊龍峰所刊短篇小說四種考釋、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話本小說裡的俠、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等。卷下（說林雜志）有郭箴一「中國小說史」的來源、掌心本「耶蒲緣」、台灣的外銷書與內銷書、評李輝英的「中國小說史」、小說裡的蒙汗藥和英雄形象等。

新版說明
這本書轉眼間已出版了七年。近年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確有長足的發展，書中談及的問題，許多已邁進新的討論階段。新版時增添這些資料固然理想，但各文在收入此書時，早已用後記、補記等形式去記錄原文發表以後的變化，現在如再加附錄，勢成架床疊屋，不勝其煩。故除以下幾點補充外，其他的新發展待將來談論有關問題時再交代。

(一)本書所收「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龍圖公案考」，原來用英文發表時，並未注明「龍圖公案」各回的篇目，僅用故事編排次序的號碼去代表，因為當時所見諸百則本（十卷本和八卷本）內的故事，先後均一致。待籌備譯文，覺得該補上原有篇目於文後，以便讀者。惟圖一時之便，取以後購得的天一出版社影印五卷百則本的篇目置於譯文之後，殆以為五卷本和十卷本及八卷本，既同是百則本，故事次序諒無異。後檢對各本互有的故事，始發覺五卷本的故事次序與十卷本及八卷本者間有所不同，所以譯文附錄篇目的次序和該文用號碼所代表的並不完全符合。亡羊補牢，趁這次新版的機會，用十卷百則本（八卷本同）的篇目更換了舊版的五卷本篇目，以正前失，疏忽之責自不敢辭。

(二)「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一文註推論「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小說各條為傅惜華所作，主要根據計劃主持人橋川時雄的追記，並沒有考對。最近陳邇冬等編輯的新期刊「藝文志」，首三期連載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提要」（未完，諒續刊），所收各條正與續四庫提要者吻合，連次序都一樣。這些當為日治年間孫楷第在平隨橋川時雄工作時的成績，著作權自應屬孫氏（或者小說部分由傅惜華主編，而傅委託孫寫通俗小說各條，亦未可知）。孫氏數十年為病魔所纏，這些三四十年代的稿件，四十多年後作者竟隻字不改地 拿出來發表，確是學界的悲劇。這段時期之內完成的類似之件，僅得柳存仁就倫敦二館所做的紀錄。孫氏近且歸道山（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三日）為通俗小說做有系統的全面性提要，我們只有按步就班地繼續這種工作。

(三)「研究金瓶梅的一條新資料」介紹泰來在廿八卷本「小草齋文集」內發現的「金瓶梅跋」。 後來，泰來另外寫了一篇「謝肇淛的金瓶梅跋」，在「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0年四期（ 一九八0年十月）發表這項消息。這發現涉及好幾個「金瓶梅」研究的基本問題，因而引起海峽兩岸學者很大的震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上旬（距消息首次公佈已逾三年），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書數日，見館藏的謝肇淛集（名「小草齋集」）竟是謝家的小草齋鈔本。書後有楊用霖、陳祖謙跋文，集內卻沒有那篇「金瓶梅跋」。這種家鈔本價值自然高於一般刻本，但也不能一概而論。總要比對鈔本，始有弄清眉目的可能。這事我早和泰來說過了，可是這四年多以來我兄弟倆均沒有訪北圖的機會，只有等以後再說。但剛見徐朔方為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一九八六年）所寫的序，已指出北圖鈔本沒有「金瓶梅跋」，因此覺得有略作說明的必要。

(四)「大連舊藏珍本小說的下落」的結論也不夠準確。從前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館就是後來旅大圖書館，一九八一年末（？）又改今名大連圖書館。孫楷第記錄的善本小說，除少數遺失外，仍在昔日的圖書館內，並無移往別處。其間種種，以後再另文解釋。

(五)金賽研究所的鎮山寶「素娥篇」，魏漢茂（前未知其自定漢名，故舊版作華利文）已於一九八四年在西德漢堡用Su-e p''ien: Ein chinesisches erotisches Abbildungswerk書名影印流通。

小說研究的點點滴滴——代序
小學中學時期。很多人都有胡亂看些舊小說的經驗。「水滸」、「三國」、「老殘」、「西遊」、「紅樓」，多半是撇開功課不管，挑燈追讀。或是上課時壓在課本下偷偷看的，要不然就是用來支配無所事事的假期。

我第一次接觸傳統舊小說，確切時間已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約一九五0——五一年間）時的事吧，當時的情形卻仍歷歷在目。香港光復，到那時侯，已有好幾年，漸次穩定，加上大陸游資的大量輸入，市面經濟呈現新景象。新的民娛事業遂應運而生。原來僅有的香港電臺，是官辦性質，節目太公式化，廣播也不是全日的，很明顯地有設立第二臺的必要。這就是「麗的呼聲」（Redifusion）的有線廣播系統，節目內容和風格，跟香港電臺有顯著的分別，收費又廉，開始的幾年大有壟斷香港廣播事業之勢。當時「麗的呼聲」最吸引我的節目。是每週晚上兩三次的「水滸傳」講述，說書人是陳弓。此君說書技巧高明。繪影繪聲，使聽眾有親歷其境的感覺（好幾年後，香港才有電視），而且他的學問也相當好，遇到官名、文物、地理、制度，甚至版本分歧，均略作解釋，聽來更是津津有味。可惜節目排在晚上九、十點鐘，小學生熬不了夜，趴在床上，半睡半醒的聽，僅得一個輪廓。後來在五年級的時候，從一個同學處借到一套「水滸」，是七十回的坊本，暑假的第一個月一口氣看完。那時一定是腦子空空，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和綽號竟能背誦（現在記得的不過半數），直到現在，「水滸傳」還是我最熟悉的小說。這也是我和中國傳統小說結了不解緣的開始。

中學開始的頭兩年，只有「三國」和「老殘」兩部小說，慢慢的看過一遍。到中學最後兩年，興趣改變，從對任何功課都不大起勁，轉而對中文產生濃厚的愛好，主要是由於國文老師連寶彝先生的諄諄善誘。他視書籍重於一切，單身漢，租一斗室，室內全是書籍，只有從書堆間找空隙才能走動。每次去探訪。他總要自床上搬開幾疊書，不然兩人連坐下來的地方也沒有。書籍他始終照購不誤。週末他帶我去買書，經他介紹和書商打交道，講折扣，漸漸領略到購書和藏書的樂趣。

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初期，書籍取價實在便宜，一部線裝的影印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不過港幣二元六角，中學生省兩三次中飯就夠了。（如果現在還能從書商手上購得此書，非索價港幣四百元以上不可）。開始兩三年，確是亂買亂看，「尚書大傳」、「禹貢集解」、「司馬法」、「本草品彙精要」等毫無關連的書，以至近人著述，只要口袋裏夠錢，很少作別的考慮。正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泰來也參加一份。到一九六二年秋季我進港大中文系時，兄弟倆合起來，藏書過兩千冊。

這種買書的勁，保持了二十餘年，直到最近我才比較少買一點。好些書定價著實太貴，連本錢極少的翻印書及盜印書亦如此；歐洲書更是買不起，一本法國或荷蘭出版的書，定價三、四十元美金是等閒事；英國書也好不了多少。索價不到美金二十五元是奇蹟。購書至今，也到了有書無地方放的地步。倒是舍弟還頗有購書的勁，雖在圖書館服務，用書不能再方便，他還是喜歡買自己耍用的書。

言歸正傳。大學前，盲人騎瞎馬般地摸索了四、五年（中學畢業後，唸了一年大學預科班，再當了兩年政府文員，才進香港大學），開始弄清了門徑和嗜好所在。我的興趣主要在三方面：小說、中西交通，和清季史（特別是海軍史）。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不錯，大學三年（港大用英國三年制），功課相當輕鬆，第二年更是全年沒有考試（同學稱之為honeymoon year），長駐圖書館，給我很好的讀書機會。三年間，為了幾篇研究文字，交學報發表，小說、中西交通史、清季史三方面都有一點。收在這本集子裏，講太谷學派和「京本通俗小說」（和泰來合作）兩篇，便是大學時期的作品．。

中文系同學，往往以能用文言寫作為榮，我最初寫的幾篇，特別是講歷史的，均以文言出之，太谷學派一篇可說是代表。這篇討論「老殘遊記」作者劉鶚的思想背景，現在不改寫，收在集內，算是求學過程的一種紀錄。熊龍峰一篇，雖然在來美後三年始發表，底稿早在港大二年級時已寫好，初稿用文言，來美後抽空以白話改寫，才寄清華學報。最近看到幾篇俞平伯早歲論「紅樓夢」的文章，有些也是用文言寫的。這種心理，可說是一種現象。

港大三年。時間多半花在歷史上。直至目前為止，港臺各大學中文系還沒有好好的設立小說課程，更遑論十七、八年前。港大諸師，不乏碩學之士，特別是饒宗頤先生，更是絕世英才，其淹博淵深，不亞於陳寅恪。但是他們對小說不感興趣，清季史也不屬中文系範圍（那是歷史系的課程），只有中西交通史是饒宗頤和羅香林兩先生均有興趣的（課是羅師開的），我花在這方面的時間自然較多。不過，因為中國歷史課要寫畢業論文，我選了「清季北洋海軍研究」為題，隨心所欲地整理多年來集得的史料和日本資料，竟一發不可收拾，寫了近十萬字（稿仍在港大中文系）。時間既然這樣分配，大學時期讀的傳統小說和有關小說研究的資料，並不算多。

港大畢業後，來不及參加畢業典禮，便來美進耶魯大學研究院，算來已是十五年前的事。這些年來，在美由求學至執教，讀書的機會可真不少。讀書的方便，在美國尤勝於香港，要找一般舊籍沒有什麼困難，近二、三十年的書籍更是齊備。幾間主要的圖書館最近還通過特別安排，有系統的購置在香港也看不到的刊物。遇到本校圖書館沒有的書，可用互借制度向別館商借，除善本書外，限制不多。平時藉開會和旅行，順路訪書的機會，每年總有一兩次。如此種種方便，對我這個治學先講資料的人，實在很重要。

雖然如此，這十多年來讀書卻不似在港大時的無拘無束。無他，在美求學免不了要應付各種課程報告，這種練習多半太形式化，限時限刻交卷，不夠深度，勞而無功，時間和讀書的選擇則隨著受操縱。寫畢業論文時，更是需要全神以赴，分心不得。這種情形也足以解釋為什麼不少初入行的同事，為了應付生存所繫的出版數目，只有擴充畢業論文，甚至一氣化三清，先在學報上分章零沽，以後又再合為一書。等到這張皇牌派了用場，一旦混過長俸，免不了好幾年交白卷，甚至有從此封筆的危險。

我在執教之初，不必愁出版數目。讀書的範圍，備課以外，影響力最大的是接二連三的學術會議，東一題，西一題，很難成體系。開會是現代學術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居處太平洋中央的我尤其重要。舊雨新知，藉此聯絡感情，交換消息，沒有更方便的了。不單如此，開會亦是我搜集資料的好機會。

記得一九七三年暑假，為參加東方學會議，第一次去巴黎。許多與會者，醉翁之意僅在花都名勝，會場去兩三次便算了。我亦如此，但沒有興趣去逛博物館。看名畫，大部分時間花在國立圖書館的東方稿本部。閱覽室內並不擁擠，看書的多是當地人，我那一週內所看的僅限於明清小說，特別是那套馳名遠近，僅存一卷多，可能是明代福建書商余象斗印行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古色古香，愛不釋手。更因為室內所採用的取書制度和佈置，看似數十年如一日，不覺想起鄭振鐸在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間在此讀善本小說戲曲，他的記錄是中國俗文學研究史上很重要的一頁。聯想起來，思古幽情，油然而生，看書更是起勁。三年之後。舊地重遊，再到國立固書館讀書一週。離鄭振鐸在此做開墾工作，差點便半個世紀，小說研究在大家的努力下，確有長足的發展，俯首檢讀他當年看過的珍籍，禁不住景仰的情懷，一切長途跋涉，舟車勞頓，都得到了報酬。

不管開會是否純粹為了找旅行藉口，論文還是要寫的。一般同行為開會所寫的文章，可分兩種。一種是隨便寫六、七頁提要式的話，到時引伸一下，打發二十分鐘左右，任務遂告完成。這類應酬文章，以後多半不會擴充正式發表。另一種是利用開會日期的壓力，一口氣把文章趕出來，註釋落齊。開會時僅摘要唸唸，同頭把原文修改一下，即可發表。我應付開會寫文採的是第二種辦法，這集子裏談中國講史小說、話本裏的俠、和說書起源三篇便是這樣來的，其中說書一篇就是為巴黎東方學會議寫的。

歐美的漢學會議，當然是洋玩意，中國人參加也應該尊重人家上百年的傳統，以英法語為講述媒介。對於較大規模的亞洲學會議或東方學會議，中國研究僅佔會裡的一部分。自然更應力求語言上的統一，否則各說各的話，大會無形瓦解。換言之，剛剛說過的三篇，本來不是用中文寫的。集中還有討論「龍圖公案」版本演變和大連舊藏小說兩篇，同樣是先有英文原稿的。至於翻譯的經過和譯者，留在後面再說。

以上交代過的八篇，可說是學院派文章，幾行一注，注不嫌詳盡，介紹金瓶梅新資料一篇（並附錄），不算長，只有短注幾條，性質仍屬相同，和上述八篇彙合為本集的第一部分。另外加上較通俗的三篇。勉強充作專題討論。這十二篇按寫作先後排次，譯文則以原作日期為準。

第二部分連「導言」在內的十二篇。全是為報紙副刊寫的「小題小做」。寫這些短篇的理由，「導言」中已有說明，不必再贅。這部分也是按寫作先後排列，例外是「臺灣的外銷書和內銷書」，這篇寫在「導言」之前，而「導言」是和評郭著小說史及「耶蒲緣」兩篇同時發表的，所以臺刊書那篇就放在「耶蒲緣」之後。

這兩部分所收各篇，除了明顯的錯誤及三幾處的文字修飾，其他不作改動，以存舊觀。需要補充的地方，則加補記於文後。

自對小說有興趣以來所寫文字，大率收入集內，剩下來的僅四、五篇只有英文原稿的東西。我的興趣所在和治學方法，這長短二十餘篇可作為代表。所謂「治學方法」，說來言之過重，基本上不過「積聚」二字。太谷學派和「京本通俗小說」兩篇的補記，可略為說明積聚的過程。

大概是中文系的本色，早期的文章幾乎是純考證性質，以後隨讀書興趣的變更，也試著做分析和批評，考證文章偶然還是寫的。我對考證和批評兩途的觀感，在「文學批評、翻譯與考證」一文的開頭已略為申說。考證也好，批評也好，各有長短，應該互為發明，不必相詆。在前輩學者當中，夏志清先生以文學評論著稱於世，他熟讀西方文學，但不亂套西方理論，不作虛浮譁眾之說，更難得的是，他自己雖鮮做考證，卻尊重考證，樂於採用別人的考證成果，這是他過人之處。其實考證和批評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如何做考證而不致附會牽強，不致支離破碎，如何做批評而不致理論重於一切，不致作無根之言，才是正確的治學方法。

我不是唯方法論的人，為學不先立法門，不獨宗一家一派之說，但覺得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掌握材料該是基礎的步驟。材料不限於原始資料，一切重要的近人著述，不論觀點如何，以何種文字出之，均應先有系統的掌握。缺原始資料，研究難做到正確和徹底；不充份利用前人的成績，則難免走冤枉路，甚至去摸索早已解決的問題，還不一定找對答案（集中所評的李輝英小說史，正代表這種情形的極端）。說來也是我固執之處，遇到找不到的資料，不管一手二手，寧可把文章放下，等上十來年，待資料齊了再說。反正可寫的題目有的是，不必空等。

這一點，可以用到劉鶚和他的「老殘遊記」及續作做例子來說明。要討論「老殘遊記」而不先弄清楚劉鶚的思想和為人，以為可以就書論書，缺失顯明易見。劉鶚的思想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的服膺太谷學派才說，二是他對清末社會政治經濟，以及中國前程的觀感。前者可從太谷學派的史事和學說入手，後者除了「老殘」一書外，還得從劉鶚的其他著述，和他一生行實交誼中求印證，二者均是就材料說話的。

關於太谷學派，本集內已有解釋，但止於基礎性的整理工作。劉鶚的生平，以前也花過點功夫。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的事，剛在港大唸完第一年。因為將來的畢業試全以二、三年的課程為範圍，升二年級前的暑假最自由不過，加上港大的暑假歷時四個多月，漫長的一個夏天，可以痛痛快快地讀點書，就決定寫一篇劉鶚年譜。

當時見到的劉氏年譜，只有蔣逸雲的一種，稱為年略，是「老殘遊記考證」一文的附錄，該文初見於東方雜誌四十卷一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後收入臺北世界書局「老殘遊記初二集及其研究」（一九五八年）內。這份年略，頗記生活雜事，但劉鶚在政壇上的活動，如他如何當賣辦，興洋務，參加庚子之役後京師的救濟工作等等，可以洞識他的思想、立場，和人生觀的地方，著墨反而不多。後來在魏紹昌編的「老殘遊記資料」（一九六二年）書中，看到蔣氏的修訂稿「劉鐵雲年譜」（原刊一九五九年），長五十多頁，視前稿增出很多，但注意力仍是在生活雜事。其實劉鶚是一個在政海、學界、商場，和實業圈子裡浮沉了幾十年的人物，在昔日的檔案、雜誌，和報紙裏，散存有關他的史料很多，如果我們相信劉鶚在「老殘」一書中表白他的襟懷，甚至含有若干自況成份的話，這種基本的傳記整理工作是不能不做的。

一則因為資料確是縱錯雜陳，特費時間，自己又缺經驗。二則因為好幾個重要問題，以資料缺乏。無法解決，例如在庚子辛丑兩年劉鶚參加的京師救濟工作究竟是怎樣一同事？當年一個暑假下來，為了兩、二萬字，年譜僅具大綱而已。到了現在，仍沒有機會再重整舊稿。部分是時間問題，老是有更急切的事擺在眼前，部分是因為當年找不到的資料，一直沒有找齊。

庚子救濟事件，真相如何，對瞭解劉鶚，十分重要。一般講述「老殘遊記」的著述及中學課本選讀中所附的題解，均告訴我們：劉鶚在庚子拳變，清廷西狩後，挾資入京賑濟，會太倉為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遂賤價購得，糶諸民，民賴以安，而劉卒以私售太倉米罪流放新疆死。這種說法，沿用既久，幾乎不容置疑。提異議的不是沒有，除了政治性的謾罵外，始終僅得阿英一人。

阿英的「小說二談」（一九五八年）是大家所熟悉的書，裏面有一篇「庚子聯軍戰役中的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原作於三十年代），徵引兩種稀見的原始史料：一九0七年中國救濟會刊行的「救濟文牘」，和救濟會負責人陸樹藩的「救濟日記」（一九0一年）。阿英的結論是：「鐵雲在賑濟工作，以至購放太倉粟問題上，確有不少錯誤，甚至於可以說是嚴重的違反愛國主義原則的錯誤。」

不是我們應該懷疑阿英的判斷能力，究竟這樣嚴厲的指控，有細讀這些證據的必要。可惜此二書太罕見了，阿英不過抄錄了幾條，後來蔣逸雪在「劉鐵雲年譜」內引錄過「救濟日記」，引文竟有出入。最令人煩惱的是，文史哲一九六二年一期（二月）及一九六四年六期（十二月）刊出嚴薇青及尺松的兩篇文章，二者均轉用阿英的引文，怎料結論是相反的；一人以為劉鶚此舉功多過少，另一人則以為劉鶚簡直是賣國叛徒。我們唯有重新檢討這些史料，才能分辨是非。

我隨時留意這兩部書的下落，前後近二十年，香港、臺灣、美國各圖書館都沒有（歐洲的幾間主要圖書館，我僅草草查過，不敢確定）。找資料，苟有恆心，天壤間要是尚有存本，早晚會找到的。一九七七年夏天，終得償所願，在日本京都看到了「救濟文牘」，劉鶚和救濟會間的來往信件，確保存了不少。另一種，「救濟日記」，去年十一月，在踏破鐵鞋無覓虛的情形下，也給我碰上了。

有了這些資料，我還是不敢下判語。在「救濟日記」裏，陸樹藩說出參加救濟工作的尚有陳季同和嚴復。這消息真是峰迴路轉，柳暗花明。急急查檢王蘧常的「嚴幾道年譜」（一九三六年）及王栻的「嚴復傳」（一九五七年），二書略記嚴復在庚子年間參役救濟之事，皆以陸樹藩的日記為據。

陳季同是福州船政學堂首屆留歐的海軍學生（我對海軍的興趣，竟和小說研究連上了關係），後來還擔任過臺灣民主國的外交事務。嚴復更不用介紹了。他們大有留下紀錄的可能，或者足以說明劉鶚究竟如何在京師辦理救濟。有無發國難財的行徑等等。

幾天的興奮，還未平復，忽然看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一九七九年）的廣告，列有「嚴復辛亥日記」一文。嚴復確是有日記的，辛亥和庚子相隔不過十一年，這事自然應該追查下去。等了好一陣子，一直到前兩天我才看到這部期刊，原來嚴復的日記僅存一九0八、一九0九、一九一一、一九一三、一九一四、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0各年的，共十年，沒有庚子亥丑兩年的。不過，在嚴復其他的紀錄裏有沒有可用的資料，還是要詳檢後才能知道，待我澄清了嚴復和陳季同這條線索，希望能夠著手討論劉鶚如何辦救濟的問題。

研治「老殘遊記」的困難，不限於劉鶚思想行實的奧晦，該書也不是毫無問題的。遊記初集二十回還算好，市面流通的本子大多可用。二集和外編。則疑點重重。初二兩集在主題和內容上的不協調，便是一例。在未查清楚以前。「老殘遊記」的討論。最好不要把二集及外編包括在內。

我第一次讀「老殘遊記二集」，是收在「老殘遊記初二集及其研究」的四回。比一九三五年之上海良友版少了兩回。「老殘遊記」自經胡適諸人的提倡，中學課本的選收，加上書中「北拳南革」預言的誤會（遊記初集成書於義和拳事件之後，南方革命事業已明朗化，自然不是預言），三十年代，有過一段洛陽紙貴的日子。請劉氏家族公佈續作各回的請求，亦越來越懇切。可能是為了奇貨可居，劉家（特別是劉鶚的四子大紳）卻頗不願示人。其他遺稿，家族亦自秘，弄到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該報，登出劉鶚五子大經在津的地址及他藏有遺稿的消息，企圖用輿論來逼他們公開各種未刊稿。

在同一年，劉大經曾以二集副本交上海蟫隱廬書店刊行，是否因輿論的壓力，不得而知，卻以劉大紳之反對作罷。蟫隱廬的東主是羅子經（即羅振玉之弟羅振常），羅劉二家為世交，復為姻親（劉大紳之妻即羅振玉長女），大紳之兄大縉（鶚三子）且在此供職，態度尚如此，其餘不必說了。次年，劉厚源（大縉子，即良友版上所說的劉鐵孫），復與劉大紳商量二集出版事，大紳不許，厚源後商於其父及其叔（大概是為良友版寫跋的劉大鈞），遂以彼等之剪存本交林語堂出版，這便是六回本的良友版。遲至六十年代初，因大紳子厚滋、厚澤的提供，我們才能夠讀到二集七至九的三回。

這樣的刊行經過，暗示家庭糾紛外，對於二集本身的真偽不免投下陰影。未曾確證它不是偽書以前，我們寧可採存而不論的態度。

要探討此書的真偽，有兩辦法。一是分析初二兩集的語法，看看是否出自一人之手。語言文法之學，對我來說，是最棘手的學問，自愧無法應付。不過，以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的獨善此學，晚年嘗用語法去探求「紅樓夢」後四十同的作者，也沒有把問題解決。單靠文法分析，看來並不是最理想的法子。

另一辦法，是追尋二集的原刊本。劉家各人，異口同聲，說二集當初是逐日登在天津日日新聞的，劉大紳還說是一九0七年的事。只要找到當日的報紙，一切都好辦。但是七十餘年以前天津的地方性報紙，假如天壤間果真尚有所存的話，真是莫大的奇蹟，故始終不敢寄以奢望。

一九七七年在京都訪書時，看到出版不久的野草第十八期（一九七六年四月），內有樽本照雄「天津日日新聞版老殘遊記二集」一文，說京都大學藏有此書。我當時即在京都。沒有不立刻追查之理。索書一觀，驚喜莫名，原來竟是用當日的報紙釘成的。每頁紙在當中對摺後裝釘，紙背全是分欄小廣告，正面版心也有廣告，每頁都注明是天津日日新聞的第三頁，顯然是每天加印，彙合成冊的。二冊共收二集一至九卷，每卷一回，偶有缺頁，第一回正文前有序言。因為是逐日登在報紙上，日期記得很清楚，起七月初十日，訖十月初六日，還不到三個月。年份雖然沒有注明。但第一冊的封面有「丁未莫冬既望訂」字樣，丁未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0七），時距劉鶚流放新疆尚有一年，和劉大紳所說的配合。有了這種實物，才算是鐵證。除非另有更確切不移之據，證明這九回不是出於劉鶚之手，二集的真偽問題是可以不必再置疑了。

但這不等於說連外編也澄清了。外編是在「老殘遊記資料」首次公開的，不分章節，排印成九頁半，並附照片兩幅，是手稿的第一頁和第七頁。其中第一頁的照片，早見於一九五二年謝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譯「老殘遊記」 （The Travels of Lao Ts''an），大概是他在三十年代訪劉大紳時拍下來的樣本。按字數計，手稿大約有二十頁紙。雖然現在還看不到整份手稿，這兩張照片卻可以幫助我們決定外編的真偽。

以前不是沒有人懷疑過外編，太田辰夫在收入中國語學研究會關西支部所編「中國語  中國文化」（一九六五年）一書內的短文「劉鶚」，便斷言外編非出自劉氏之手，可惜他沒有提出任何佐證。正面討論，當首推樽本照雄的「老殘遊記外編  偽作  」，咿啞，五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申述畢樹棠在「小說瑣誌」，文飯小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所提供的線索，以為外編的著作權應屬於程紹周。樽本照雄還引田原天南所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內的小傳人說明紹周是字，原名是程恩培，安徽阜陽人，為羅振玉女婿。

這些資料都有待補訂。劉鶚、羅振玉、程恩培三人是同輩，程為羅婿的可能性不高。按羅福頤「先府君行述」所記，羅振玉有三女，長女適丹徒劉大紳，次女適阜陽程傳鑣，三女適海寧王潛明（即王國維的長子）。程傳鑣即程恩培子。程恩培也是太谷學派中人。和劉鶚亦為姻親，鶚以女妻程子百年（見蔣逸雲的「劉鐵雲年譜」）。有此種種關係，程或因一時順興所至，撰「老殘遊記外編」，不是沒有可能。

要解決這問題，還可以利用筆蹟。上述那兩張手稿照片，除了重見的字，單字約共三百一十個。要是能夠找到足夠的劉鶚筆蹟來作比對，自然真相大白。外編如果不是劉鶚作的，他怎會親筆抄錄一次？找劉鶚的墨寶。有一線索，清末的有正書局（著名的戚本「紅樓夢」，也是這家書局刊行的）出版過相當數量的碑帖，其中偶然附有劉鶚所題序跋識語之類。另外，劉鶚各種著述的原刊本往往有寫刻序跋。這些年來。這兩類材料合起來。我搜集了長短二十多款，合計的單字已不少。我希望再多找一點，才做比較。譬如說，成為劉鶚殺身之禍的「劉熊碑」，至今未見，裏面諒會有他的親筆題記。

用劉鶚諸事為例來說明我如何處理小說研究，竟成了專題報告，囉囌極了，不外企圖解釋上面所說的「積聚」二字而已。我到今日還沒有真正研究過劉鶚或他的「老殘遊記」，曲曲折折的路確走了不少。這並不是孤立的例子，我所寫的文章多數經過這種點點滴滴的歷程。分別僅在複雜性的不同和費時長短。假如只有一兩個研究題目，用這方法自是划不來，每寫一篇論文後，勢非休息十年二十年不可。幸而我採的是循環制，幾個不同的研究重點「積聚的時間因題而異，何者成熟。便先做哪一題。在這程序中，新興趣又帶來新題目，照樣積聚下去。待這循環系統上了軌道，青黃不接的情形並不多，產生困難的倒是時間，永遠是不夠用的。

這篇代序再寫下去。要比單行本了，還是讓我最後交代一下幾篇集內所收的譯文。自己譯自己的文章。該是世上最悶人的事。我十分幸運，得到幾位臺大的高材生的拔刀相助，代我翻了好幾篇。「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的譯者是周昭明，「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是賴瑞和翻的。兩篇都登在中外文學。最早登在中外文學的「話本小說裏的俠」，則是就讀於威斯康辛大學的宋秀雯譯的。刊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的「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譯者是臺大的安建燊。譯稿雖然我都看過，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譯文仍是他們的。其中周昭明在臺大上過我一學期的課，其餘三位尚未有見面的機會，讓我在此謝謝四位的熱心幫忙。

還有一篇先有英文稿的「大連舊藏珍本小說的下落」，原文見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1:2（July 1979），集內收的是我自己用中文改寫的，有英文原稿頗有出入，大體說來，比原文多點資料。

集中各篇，不成系統，勉強找一共同性的話，多少和小說的發展過程有關，書名就用「中國小說史集稿」吧。

補記
上文說到懷疑「老殘遊記外編」的真偽，太田辰夫大概是第一人。但他在一九六五年發表的那篇短文「劉鶚」內，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剛剛因為代舍弟找些資料，翻查從前日本書商大安（一九六七年已關閉）的每月書報「大安」o在九卷三期（一九六三年三月），見到太田辰夫「評介老殘遊記資料」一文。介紹的就是上面說過魏紹昌所編的史料集。此文對外編的可能是偽品，有頗長的討論。他的主要論點有三：(一)根據畢樹棠所提供的資料（說見上文）為出發點，著眼於程紹周續作的可能性；(二)以為「老殘遊記二集」裏有關旗人的記載是正確的，而外編裏的相類記載則欠正確；(三)二集內有天津俗語，外編的用語則表示作者可能是北京人，而太田懷疑程紹周為北京人（程其實是安徵人）。

太田在這方面的討論，推測多，實證少，不過方向則可能是對的。在這裏補述他的意見，「積聚」在研究過程中的作用又得一說明。

<FONT COLOR=#AA5555>●目錄</FONT>

新版說明
  小說研究的點點滴滴——代序

卷上  專論
  清季太谷學派史事述要
  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
  熊龍峰所刊短篇小說四種考釋
  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
  話本小說裡的俠
  明代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
  ——「龍圖公案」考
  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
  ——對當前理論與證據之評
  三現身故事與「清風閘」
  文學批評、翻譯與考證
  ——兼以「枕中記」中一事為討論之例
  水滸傳裡的好色人物
  研究金瓶梅的一條新資料
  大連舊藏珍本小說的下落

卷下  說林雜志
  導言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的來源
  掌心本「耶蒲緣」
  臺灣的外銷書與內銷書
  評李輝英的「中國小說史」
  小說裡的蒙汗藥和英雄形象
  金賽研究所內的小說禁書
  蒲松齡是否信奉回教？
  戴望舒的小說研究和「俗文學」副刊
  素娥篇
  ——金賽研究所的鎮山寶
  小說的民意測驗
  原田李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

頁數：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