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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西文化又一交叉點──序中譯本《兩刃之劍: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 蕭乾 在斯諾的《活的中國》問世(一九三六年)之前,西方漢學家──無論是瑞典的高本漢、法國的柏希還是英國的魏禮──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中國古典文學上。魏禮對我說過,他只想在腦裡保存著唐代中國的形象。劍橋大學一位入了英籍的捷克裔漢學家竟沒聽過魯迅這個名字。他們鑽研的是金石音韻,經史子集。德國海德堡大學一位博士的論文題目是「《詩經》中的『之』字用法」。是斯諾這位美國青年記者在三十年代改變了這個只向後看的風氣。一九三三──三五年間,楊剛(已故)和我幫助他編譯了《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當時我就留意他對作品選擇的標準是社會的成分大於藝術。顯然,他是想讓讀者通過入選的短篇小說來了解中國當時的面貌和動向。出書時,他在序言中就說:「任何人在中國不需要待多久就體會到他是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中。這個環境為富有活力的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世界上最古老的、從未間斷過的文化,解體了。這個國家對內對外的鬥爭迫使它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來代替。到處都沸騰著那種健康的騷動,孕育著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它將使東亞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大為改觀。在偉大的藝術母胎裡,新的生命在蠕動。我想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真正是怎樣看自己。」 六十年代以來,以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已故)為中心,美國湧現出一批以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為職志的青年漢學家,如葛浩文和金介甫。《兩刃之劍: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作者路易斯‧羅賓遜也是其中的一位。這位現在於加州大學教授現代中國文學的舉者為自己選了一個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課題:通過「五四」以來的中國小說(就大陸而言,應該說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或者說,一九一九──一九四年年),一窺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反應。 全書共分兩部分。寫臺灣文學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就六十年代張系國、陳映真、張曉風及七等生等人的小說,來探討寶島上文藝界對基督教的反應。第一部分顯然是全書的重點。這部分論述「五四」以來中國小說中的基督教。現在的中譯本也只譯了這部分。 這是一本在縝密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的學術著作。儘管作者本人可能信仰基督教,然而這本書並非出自衛道者之手。作者對「五四」以來的中國小說進行了廣泛而仔細的閱讀和咀嚼。在論述時,他既未忘記當時中國所處的大環境,也不脫離每個作者的生活經歷。我自己早年是寫過抨擊基督教會的小說的,書中至少有兩節直接涉及到我,但我並未感到任何不公正。我認為這本書有助於西方對我國文學的了解。 全書開頭先敘述明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抵制,特別援引了清代學者張甄陶及其弟子合編的《辟邪紀實》,其中斥耶教為「異端邪說」和「無稽之談」。但是五四運動初期,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認為耶穌宣傳的是窮人的福音和共產平等的生活方式。當時反對基督教的,則指斥基督教為西方在華擴張政策的嚮導。除了本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也曾引起基督教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一次衝突。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殺激起舉國憤慨之情,當時自然也涉及在華的基督教會。 羅賓遜在書中就魯迅、茅盾、冰心、郁達夫、許地山、巴金、胡也頻、李健吾、歐陽山等人的小說,聯繫到每人的生活經歷,分析了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反應,以及在這時期作家們對宗教題材的運用。例如在談茅盾時,除了分析他的《耶穌之死》,也談到他所譯的波蘭特德馬耶的《耶穌與強盜》,作品的主旨在於闡明強盜還要比偽善者正派。作者認為茅盾對耶穌懷有好感,把他看作是一位偉大的平等主義者,而茅盾所寫的《耶穌之死》和《參孫的復仇》都是用以抨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寓言,是「兩刃劍」,即利用宗教來揭露偽裝成「虔誠的基督徒」的蔣介石與宋美齡。作者還認為,書中的「曠野」即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侵吞田地的外邦人」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撒都該人」指的是貪婪的四大家族,而對耶穌的迫害影射的是對進步分子的鎮壓行動。從這種分析中,我們還可以轉而看出作者對那段中國歷史的態度。顯然,他對那時的法西斯統治,也是深惡痛絕的。在那種政權下,人們為了逃避檢查官,也只能用寓言方式來表示憤慨。作者對三十年代中期宋美齡所搞的「新生活運動」也十分反感,他認為茅盾小說中的「法利賽人」指的就是那幫高等華人。 有時我覺得作者在分析中,引申得過了頭。例如他從魯迅的《野草‧怯弱的造物者》一文得出結論說,魯迅希求一個強有力而自信的「彌賽亞」,一個解放者。然而這也說明作者不是在學究式地死扣原作,而總是企圖結合當時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態來理解。尤其可貴的是,作者是堅定地站在中國民眾一邊。 此書有兩節涉及到我。一是「蕭乾: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就我早期四篇揭露教會學校黑暗的小說進行分析。接著又有一節,題為「蕭乾與許地山」,對照比較了我們老少二人對基督教反應之不同。這裡,作者承認每個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態度,都決定於個人(尤其童年)的生活。關於這部分,我在《蕭乾文學回憶錄》(臺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版)《在十字架的陰影下》一章中已作了答覆,這裡就不再贅述。 一九八○年初,我同羅賓遜通過一次信,書中,他也部分引用了我那封答覆的信。他想了解我在三十年代寫了揭露教會學校黑暗的那些小說之後,對基督教在看法上有什麼改變。我在覆信中告訴他,我仍認為早年基督教是以不平等條約為後盾進入中國的。砲艦政策與基督教義本是背道而馳的,然而那時它們卻結為一體。我是根據二十年代我在教會學校的親身經歷而寫的。隨著年齡及閱歷的增長,自然我也接觸到西方文學藝術中的基督教,我很喜歡,甚至醉心。我看到了基督教另外的一面。然而那並不能醫治在我早年基督教給我的創傷,以及我對任何強制(包括宗教)的反感。我愛巴赫和米開朗琪羅,但我仍然憎恨我童年的教會裡的那些偽善者,我對基督教本身(例如它所宣傳的愛)並不反感,我恨的是它一邊宣傳「人家打你左臉要把右臉也給他打」,而它做的卻是對反抗者給予多少倍的懲罰。 耶穌作為一位歷史人物,的確很具革命者的色彩。他從在馬槽裡降生的那天就受羅馬侵略者的迫害。他所收的門徒也都是些窮苦的勞動者。他把兌換金錢的商賈從聖殿童趕出去,表現了他的氣概和大無畏精神。近年來每聽人講起「特異功能」就覺得他行的那些奇蹟也未必盡是無稽之談。引起中國人反感的,並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由於它並不是像佛教那樣作為文化交流傳進來的。它是在十九世紀的強權政治下,同割地及巨額賠款一道硬塞進來的。談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反應時,不宜也不可能脫離那段不愉快的歷史。 當然,這本書談的主體是小說。然而就我的記憶所及,在一九二八年以前,西方教會並不大理會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那也正是我所接觸到的基督教。二次大戰後,不平等條約廢除了,基督教會就不再具有帝國主義色彩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基督教會內興起了「三自運動」,基督教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就由對抗而緩解以至消除了。談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不能脫離各個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 在現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中,這本書所選的角度可能有些奇特。它並不涉及「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交流,然而卻接觸到一個重要的方面:它選擇的是東西文化的一個交叉點。
■書前語
「五四」以來的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態度是矛盾的,反映在作品裡,有幻滅和批判,也有肯定的評價,本書作者運用榮格心理學與基督教義相結合的「雙刃劍」式的獨特理解方式,分析中國作家對基督教的反應,以及對宗教題材的運用。蕭乾先生在序文中讚譽:這是一本在縝密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的學術著作,有助於西方對我國文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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