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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ª©¤é´Á¡G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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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書名「圖志」,是我們探索寫文學史的一種新的形式,它意味著另闢蹊徑,切入文學史的獨特側面。「志」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是概括史的雛形,或者概括史的一個分枝、一個側面的術語。《周禮‧春官‧小史》有「掌邦國之志」的話,鄭玄注解道:「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這裡已經把古史的雛形,或國別史之類,看成志書了。《漢書》設志,是班固繼承《史記》「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基礎上,對我國史書形式的一項重要的創造。歷代史籍沿襲這個體例,從而在人物紀傳之旁,把數千年間變化繁複的典章制度、文物風俗和道術技藝系統地記錄下來了。我國歷史記載蓊蓊鬱鬱,既根幹堅實,又枝葉婆娑,與這種「志」的形式建構存在著深刻的聯繫。典籍厚積,足供疏理貫通,到了宋代,司馬光可以根據紀傳修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鄭樵也可以根據諸志,撰成《通志》二百卷了。《通志》的精華,全在其「二十略」,計有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諸類目,幾乎系統地涉及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側面,簡直是「文化」的史的淵藪了。 「志」為史之枝葉,應該是包羅萬象的。然而把志作為獨立的史籍形式,則盛於地方志。以志配圖,而形成「圖志」的,在古代也只有地志書,比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圖今不存),清代乾隆年間官修的《皇輿西域圖志》,以及魏源的《海國圖志》。因此「圖志」一詞,幾乎成了地志書的專利了。其實,這是對志與「誌」、「識」相通,有記識事物之義的褊狹理解。我國雕版印刷,肇始於隋唐,於宋而趨於精,又有活字印刷興起,到明清達到極廾。這時的插圖廣泛地用於宗教,又及於經、史、子、集各種書籍,便有了《書林清話》中這類話頭:「吾謂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但是規模最為可觀,也至有人間趣味的,當是文學插圖,尤其是小說、戲曲的插圖。所謂「上圖下文」的出相,和前圖後文的繡像,都是與小說戲曲有著密切的聯繫的。鄭振鐸四○年代在上海編選《中國版畫史圖錄》五函二十冊,從唐代到清代的典籍、佛經、小說、戲曲的插圖,以及畫譜、箋譜中,收錄一千數百圖,可謂煌煌大觀。但其眼光專注於圖,沒有超越和透過圖,去考察和體悟文學史,因而並未建構「文學圖志」的模式。三○年代他曾出版過《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日後修訂,收圖一百七十四幅。但眼光注重於史,圖只是襯托,也沒有形成按圖索史的透視性眼光。可以說,雖然前人的傑出建樹功不可沒,但至今尚未有「文學圖志」這種文學史形式,以圖出史,以史統圖,便是本圖志獨特的思路了。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在書籍裝幀和插圖上的構想和選擇,不僅是版本學上的遺痕,而且在審美學上是作家靈魂的見證。 既然把書刊裝幀插圖看作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是主客觀融合滲透的產物,就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視角,透過裝幀插圖,看取作家或隱或顯的心靈世界,看取他們個人的修養和趣味,看取民族命運和中西文化衝突在他們心靈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騷動。蕭紅自繪《生死場》封面,在血紅色的東三省地圖上斜劈一道直線,反映這位從關外流亡上海的女作家懷著失土的沈痛,在反省著人的生死和民族的生死。張愛玲的《傳奇》增訂本封面,借用一張晚清時裝仕女圖,卻在詩書禮樂人家的少婦無聊地玩弄骨牌的窗外,增添了一個綠色的、鬼魂般的現代人形,造成了一種她極力描寫的上海和香港的洋場世界時空錯綜的不安感和神秘感。西方文化思潮的湧入給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帶來了興奮,帶來了憂患,帶來了迷惘,帶來了進取。他們在迎拒會通之中,進行激昂凌厲而又痛苦艱難的調適和創造。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或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圖錄)分四卷:清末民初卷、五四卷、三○年代卷、四○年代卷;其旨趣為圖必精選,文必見史;覆蓋全局,層面豐富;眼光獨到,韻味深長。我們認為,作家選作裝幀插圖的畫面也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一種以線條、色彩、構圖、情調為符號的「無語言」的心靈語言。它包含著非常豐富的信息量,從中可以窺見文化心態、文學氣氛,窺見文學史。我們追求文學史新模式的熱情和靈感,內心的爽朗,彷彿發現了文學史世界一片有待開發的肥沃的新大陸。治文學史,一要戒陳陳相因,墮入僵化;一要戒時髦的浮躁,流於空疏。 我們不是舊教條的侍從,也不是偽觀念的商賈,我們以學術的真誠埋頭苦幹,以謀對學科的生機能有所開拓。這裡需要的是養成博大的胸襟和廣闊的視野,真中外古今各種學術流派於眼底,以充分的現代意識和獨特的個性感悟去進行選擇和融通。外來的文體分析、語言分析、心理分析、文化分析也好,傳統史書的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也好,點化其一長,便可別開生面,貫通其眾長,便可博大精深。關鍵在於一個「化」字,一個「通」字,化則無須賣弄術語,通則不屑劃地為牢。這些自然只是我們所懸設的目標,並不是我們的「文學圖志」本身所能做到的。 但是我們在具體寫作之時,受了中國古代的史志和圖志的某些啟發而不無點化,而且也汲收了現代藝術形態學、心理學、文化學,以及古老的考據學的一些思維方式。至於文學史自身的一些操作程序,就更不必說了。 同時我們已處於一個世紀的末葉,在反省本世紀錯綜複雜、生動紛擾,甚至顛三倒四的文學文化思潮的時候,發掘那些被冷漠的,卻值得深思的東西。如果要給它一個什麼名詞,那就是建立一種「世紀文學史家態度」吧,本圖志以主要篇幅闡釋新文學,同時閒筆不閒地兼顧那些被新文學運動一度拋棄,而其實根本不能拋棄,也不應絕對拋棄的東西。 本圖志是高度重視主潮文學的歷史價值的,但也不諱言主潮文學隱含著的不易為同代人覺察和超越的弱點。比如美國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和匈牙利裴多菲的敘事詩《勇敢的約翰》,都是魯迅喜歡其插圖的精美而支持出版的。但是中國新文學負擔的改造現實的任務異常沈重,而文化傳統傾於務實,那些被社會人生問題糾纏得筋疲力竭的作家們,很難騰出心靈空間,像馬克‧吐溫那樣藉《聖經》神話去體味人生,像裴多菲那樣藉民間浪漫傳奇式的傳說,去發掘人的生命意志,並且還它一個仙島團圓的結局。人們對於《夏娃日記》和《勇敢的約翰》不甚考究本文,而專門欣賞其插圖,其後的讀書界和文學史家則幾乎把這兩本書遺忘了。主潮文學執著於現實和較少心靈餘裕,使得藉神話原型和民間傳說的狂幻,去探索深層的人性、人格和種族精魂,成了一個未了的課題。 然而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個人趣味,而是要編撰一部「文學圖志」,要由圖出史,形成一種新的文學史編寫模式。文學史模式的建構,首先是研究者知識構成和操作規範的建構。由於要選擇、鑑賞和闡釋一些裝幀插圖,我們在熟悉文學史的同時,當務之急是充實自己對二十世紀中國書刊裝幀史和繪畫史的知識。缺乏這種跨學科的知識,面對裝幀插圖就會產生隔膜感,就難以產生真切的心的交流。比如沈從文的《月下小景》封面,是兩隻健美的麋鹿在密林野花之間含情相對。當我們了解到這幅套色木刻為美國愛特華‧華惠克所作,題曰《會見》,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林野間萬物皆靈的意味,對同題小說描寫山寨邊民男女充溢著野性的、最終雙雙以死來追求愛之永恆的幽會,就體驗得多了一層真切了。又比如四○年代上海出版的《詩創造》月刊,封面裝幀為曹辛之,四塊畫面的組合是相當複雜的,令人有點不知所云。但是知道畫面取自蘇聯U. Ganf的漫畫《作家的種種相》,就會趣味大增。原來左上是半披長袍的古典主義作家,面對著希臘神廟前醉酒狂歡的男女;左下是農奴時代的作家,窗外是地主在拷打農奴,他卻悠然架起二郎腿寫稿,肩上是兩隻寫意地飛停著的白鴿;右上是變革時代的作家,肩上站著貓頭鷹,左手按著骷髏,撐腮瞠目,眼光癡呆,身旁放著一把手槍,彷彿隨時都可能自殺;右下是新寫實主義作家,爬上冒煙的煙囪,俯視周圍熱氣蒸騰的工廠。在細細地體味封面畫之後,你再揣摩一下《詩創造》群體倡導以「自覺的現代主義者」的心靈,去感受民族時代的內涵的創作路子,是屬於,還是超越於封面畫的四種時代和主義,你就會對裝幀者的苦心發出會心的微笑了。不過,弄清楚這些裝幀者和畫家,並非易事,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許多書刊沒有在版權頁和目錄上對這一點加上說明,這就需要花上一番考證功夫,去清理裝幀者、畫家與出版社、作家的關係,去熟悉他們的風格和特殊的署名方式了。 如今提筆寫這篇序言的時候,身邊堆著尺把高的「文學圖志」的積稿。它不知蠶蝕了我們多少光陰和精力。我們追求的是圖要精神,文要有情趣,使圖文之間產生一種互動、互映的效果。不管它還存在著多少可供人評頭品足的缺陷,我們總算──就饒它「總算」吧──又不揣譾陋地交出了一部以史為經、以圖為緯的特殊形式的文學史。書稿殺青,回頭算帳,有圖六百零一幅,文一百零五題,分為四卷。
■書前語
文學插圖是一種特殊的心靈語言,它隱含著豐富的文學信息,從中可以窺見文化心態、文學氣氛,窺見文學史。本圖志是寫文學史的一種新的獨特嘗試,在探訪二十世紀新文學的同時,更真切地選擇、鑑賞和闡釋一些裝幀插圖,圖有精神,文有情趣,二者之間互動互映,是一部以圖出史,以史統圖的特殊形式的文學史。
■作者簡介
楊義,一九四六年八月生,中國廣東省電白縣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文學研究所教授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等學術著作多種。為美國「世界名人錄」列入「世界五百有影響的領先者」,獲美國和英國劍橋「世界傳記中心」的「二十世紀成就獎」,並獲中國大陸社會科學界最高獎。 中井政喜,一九四六年一月生,日生國愛知縣人。現為名古屋大學言語文化部教授。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中國文學。著有研究魯迅、郭沫若的專論十餘篇,並從事創造社和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思潮的研究。 張中良,一九五五年二月生,中國哈爾濱市人,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與人合著《中國現代雜文史》,並著有《藝術與性》、《人的覺醒──五四前後中日文學比較》等專著,以及一批研究中國啟蒙文學傳統和法國啟蒙文學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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