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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寫給臺灣的讀者──自序 承幾位臺灣朋友的好意,我在近年發表的文學論文中選出一部分,編成這本集子。以前我也做過幾次編選自己論文集的工作,每次做完,總有鬆一口氣的感覺,而這次卻不一樣,望著桌上影印的文稿,心中不覺泛上一陣惶惑,這使我體會到幼年時讀過的《格利弗遊記》中主人公陷入異境時的心情,面對著完全陌生的讀者,我真不知運用什麼方式來向你們介紹我自己和我的文章。 按理說,作者的人格理想是早已體現在他的文字風格裡,毋須再作多餘的解釋。可是這一次卻難說,因為讀者與作者的感情引起共鳴,總是在相似的環境中才能發生。我的那些長長短短的文字,雖然在大陸內地有幸獲得一些讀者的理解和歡喜,那是由於我所論者都是有感而發,都針對並解釋了我們生活中和文學中出現的精神現象,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讀者不僅能領會,還能發出會心的笑,而對處於生活環境很不相同的你們能像理解一個朋友那樣理解我麼? 為此,我想再說幾句也許不算多餘。 大陸的「新時期」文學,是在一個文化廢墟場上慢慢復蘇起來的。它有兩個源頭,一個是以一九七六年地下詩刊《今天》為開端的詩歌潮流,到一九八○年以後產生了「朦朧詩」的新審美原則;一個是以一九五六年出現的一批揭露社會矛盾,提倡寫真實的作品為源頭,這些作品的作者在一九五七年以後都受到了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陸續平反,重返文壇,被稱作「重放的鮮花派」。他們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對當時年輕人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一九七八年的「傷痕文學」正是繼承了它的傳統,正面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傷痕文學」一度成為文學的主潮,進而發展為「反思文學」……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後,這一創作思潮才出現了分化。 用多了含義不明確的術語也許會使你們感到厭煩,還是談一些我所親身感受到的事吧。我個人從事文學批評工作是在一九七八年,那時剛剛考入大學,是「文革」後第一次恢復高考制度的產物,我們一批幸運兒帶著各自在浩劫中留下的內傷,心中卻充滿著希望。那時,文學正在復蘇,社會、歷史、現狀為我們提供了許許多多的嚴峻課題,等待著我們去思考,去探索。我的一位同學盧新華君,利用課堂作業交了一篇小說,叫《傷痕》,他寫了一個文革中的災難故事:一個小姑娘誤以為她母親是「壞人」而遺棄了她,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侮辱,直到十年以後她母親冤案平反了,她才知道受了騙,可是這時母親已死,永遠也聽不到女兒的懺悔了。這個故事與後來的小說相比,藝術技巧上相當幼稚,但它是「文革」後第一次在文學作品中正面寫進了「文革」給人民帶來的傷痕──這種傷痕不但在肉身,而且在心靈,是永遠也抹不去的,彌補不回來的,因而每一個參與文革的人,不管她自身是否受到了迫害,她只要相信過「文革」,參加過「文革」,她就承擔了一筆無法償還的良心債。這些內涵都是以後才逐漸為人們體會到,而一開始,人們只是被這麼一個悲慘故事觸動了各種各樣的傷痛,於是引起了熱烈的爭論。我為此寫下第一篇評論文章,支持了《傷痕》的現實批判意義。這以後,我開始走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在幾年大學生活裡,我陸陸續續寫下了十幾篇批評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的文章。這些文章現在看來是幼稚和粗糙的,每次編論文集時我都要取出底稿來看一遍,但始終沒有勇氣把它們編入集子。只是從內心中,我默默地懷念那一段日子,充滿著對文學如癡如狂的愛,為了一個極小的理論問題也會與同學們爭得面紅耳赤,成天泡在圖書館裡為了搶一個座位甚至放棄吃晚飯,…… 大學畢業後的最初幾年裡,我主要從事新文學史和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多寫當代文學批評的文章。但這段時期的研究工作給我帶來很好的收穫,除了完成了一部與人合著的專論《巴金論稿》和編成《外來的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的大型資料集外,更大的收穫是讓我獲得了對文學史的整體認識,使我能從文學史的參照系上來確定和把握當代文學現象的價值和意義,我把這種批評方法稱為「史的批評」,它使我對文學史的許多重要現象都產生了新的違反傳統的認識。 一九八四年冬,我在杭州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我近年來在國內參加的所有學術會議中最有意義的一次,一群年輕的作家、評論家都深入地討論當前文學發展的趨向,提出了許多新鮮的看法。第二年,文壇上驟然熱鬧起來,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這次會議的確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這次會議重新煽起了我對當代文學的熱情。從一九八五年起,我又開始寫當代文學批評的文章,並主要做了二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把握與確定當代文學現象的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是以當代認識來重新整合文學史,重新評價文學史。兼顧著這兩個方面,我寫了一組系列論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一九八五年的文學,出現了兩大思潮,一個是「文化尋根」思潮,另一個是「現代派」思潮,前者代表作家有阿城、張承志、韓少功、李杭育等等,他們強調民族文化傳統的審美意識,主張將文學從單純的社會致用觀念中解放出來。他們的著眼點,或許是認為文化的涵蓋量大於政治社會的涵蓋量,但一旦借重了文化的力量,實際上已經與整個民族復興的氛圍聯繫起來了,曲折地傳達民族騰飛前的啄羽聲;「現代派」思潮的代表有張辛欣、劉索拉、徐星以及稍遲的殘雪等,這批作家中女性為多,作品多含絕望而嫉世憤俗、玩世不恭等變態的心理。這一派作家看似激憤而叛離傳統,其實仍然是新文學的傳統──現實戰鬥精神的變體,如以反社會的堅定態度言,他們或可稱具有了現代主義的含義;如以反傳統的標準衡量之,他們仍有「偽現代派」的可疑性。由此也一度引起過爭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戰鬥態度不是出於某種宣傳目的,而確確實實發自內心的騷動、痛苦、甚至絕望,由於這些內涵,她們的作品受到了許多年輕讀者的歡迎。這兩大思潮構成了一九八七年文學的主要趨向,它們直接背離了五十年代以來文學為政治御用的傳統,無論借重民族文化,民俗民風的力量,還是引來了西方現代主義為武器,都促使了文學恢復其本體的審美價值。這麼做當然會引起許多傳統道路上走慣了批評者的不滿,甚至誤解。我關於《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當代文學中的現代戰鬥意識》兩篇文章,正是針對這種現象而寫的。當然,我不是這兩種思潮的解釋者,我只是作為一個文學探索者,與這些作家們站在同一個起點上對文學的變革作出自己的探索,當他們用文學創作來表達探索的結果時,我則用我的理論表達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或許與他們的創作本身不合,但應看作是思潮本身的一部分內涵。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兩年的文學確實是五彩繽紛,除了這兩大思潮外,還產生了一些奇特的作家和作品,如莫言的一組小說,王安憶的《小鮑莊》和「三戀」(即《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都是當時重要的文化現象。這些作品已在臺灣出版,可以由讀者自己作闡釋,我所收入集子的幾篇論莫言、王安憶、王朔、葉兆言等人的文章,只是個人的一點見識,多少可以為你們提供一點背景的材料。 巴金的《隨想錄》和徐興業的《金甌缺》是當代大陸文學中的重要成果,巴金以資深作家的身分,在垂暮之年寫下這一百五十篇遺囑,對「文化大革命」歷史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理了自己在這半個世紀中所經歷的心路歷程,成為一份當代知識分子良知的記錄。五卷《隨想錄》出版,讚之者眾,析之者寡。我的《(隨想錄):巴金後期思想的一個總結》,則是企圖聯繫巴金一生的思想歷程給以一點切實的分析,也是彌補我幾年前所著的《巴金論稿》中只分析巴金前期思想創作的局限。徐興業也是一位作家,他的《金甌缺》以現代意識來重鑄歷史,再現歷史,通過描述北宋政權覆滅,處處透露出對當代生活的真知灼見。這是目前大陸上最優秀的長篇歷史小說。因此,雖然它沒有在臺灣出版,我仍願意把它介紹給你們。此外,沙葉新的話劇,張瑋、張承志的長篇小說,據說臺灣均有出版,在此不贅了。 我從事批評的時間不長,更沒有把批評看作是一種純學術的工作。我熱愛文學,但更熱愛生活,我只是在體驗到生活的深層激流對自己衝擊時,才情不自禁地寫下一些自己的感情。我願以這些文學溝通你們的心。願這本小書向你們獻上我的美好祝願。
■作者介紹
陳思和 廣東省番禺縣人,一九五四年出生於上海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分會理事、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比較文學教研室主任。著述有《巴金論稿》(與李輝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夏天的審美觸角》(工人出版社)、《中外文學名著精神分析辭典─人類精神自畫像》(主編,工人出版社)、《筆走龍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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